随着慈善法的正式实施，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第三种力量，公益慈善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而慈善文化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是弱化社会矛盾的减震器，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添加剂。6月14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以及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秘书长陈越光做客新华访谈,就“如何更好地营造慈善文化的舆论氛围，让慈善文化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个话题与网友进行交流。
图为访谈现场。
新华公益：《慈善法》中明确强调要弘扬和传播慈善文化。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慈善文化?我们的慈善文化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
刘佑平：慈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慈善文化并不只是很多人理解的好人好事，而是从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层面，到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一个社会系统工程。
纵向来看，同几十年前相比，我国当前慈善文化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慈善作为一种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百科全书》被否定怀疑的东西，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今天被民法典、慈善法肯定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弘扬慈善文化，培养公民慈善意识，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这都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慈善文化还处于刚刚启蒙阶段，横向来看，同国际上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慈善尚未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生活方式;从慈善行为模式的结果来看，也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很不相称。中国的财富积累增长很快，GDP体量自2010年以来一直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社会捐赠还处在起步阶段，如果拿慈善捐赠总量占GDP的比值来进行参照，我们与发达国家还相差很大。英国慈善救助基金会每年会发布一份全球慷慨指数，2015年中国位于世界146个国家中的倒数第2名，而且连续几年我们都在倒数前10名里。这说明我们对慈善文化和理念的启蒙、普及远远不够，从每个人的思想观念到行为模式，再到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行业发展，都还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去做更多的努力。
陈越光：慈善法对“慈善文化”的概念并没有给出专门的定义。但是，对弘扬慈善文化的要求在慈善法第八十八条有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弘扬慈善文化，培育公民慈善意识。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当将慈善文化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培养慈善专业人才，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慈善理论研究。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慈善公益宣传活动，普及慈善知识，传播慈善文化。”
我们如果以慈善文化为研究对象，来观察其内容范围，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历史，关于慈善的历史。追溯历史，慈善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一个向善的公共行为。但是目前我们对中国慈善史、地方慈善史、专门领域的慈善史、个案的慈善研究都很不够。这需要慈善公益界和史学界、社会学界有更多的合作。
第二是方法。关于慈善的法律和法律环境、慈善法律的意识;关于慈善机构的运营方式、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慈善行业和组织的专业化分工协同，乃至筹资方略与弘善资本的保值增值、慈善资金使用的透明规则等等现代慈善组织建设与活动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环境、方法和策略研究。这需要法学界、社会学界、管理学界研究力量的投入。
第三是伦理哲学。为什么做慈善?是什么支撑我们去做好事，支撑我们从个人之好通向普遍之善?认识和追溯慈善行为背后的文化力量，我们需要和哲学界、伦理学界、心理学界的研究者有更多结合。
从纵向来比，我国的慈善事业、慈善环境、慈善文化，处在这几十年来或者说历史上最好的状态。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慈善事业落后于社会需求。从慈善行业来看，慈善文化落后于慈善组织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组织数量已有近70万家，公益慈善类组织超过两万家，慈善文化的发展滞后。而在慈善文化领域，慈善研究又落后于慈善传播。
图为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秘书长陈越光做客新华访谈。
新华公益：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没有给我们现在的慈善文化提供思想支持?
陈越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主要是在100年前由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这个符合不符合历史呢?100年前，西方传教士把西方公益慈善的方式、方法传入中国掀起一个小高潮，这是符合历史的。但问题是在这以前中国有没有慈善事业?中国不仅一直都有，而且源远流长。1912年朱友渔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国的慈善事业精神》就论述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慈善思想和实践。
中国传统文化对慈善的行为、慈善的组织机构、慈善的公共规则是可以起到支撑作用的。
儒道释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都支撑着中国人的慈善精神。拿佛家来说，佛家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出现在公元三世纪的《大智度论》：“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这里，支撑慈善行为的是一种用爱护心给予众生以安乐，用怜悯心解除众生痛苦的慈悲情怀。道家追求长生，东晋道士葛洪说，“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并且要”赈人之急，救人之穷。”这就以道教求永生的终极关怀支撑了慈善行为。儒家精神的核心是仁，这也是中国公益慈善精神的核心。孔子说，仁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这个思想对中国慈善文化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今天从慈善的角度来理解“仁”,会看到什么呢?第一，会看到它的标准在内在己，不论多寡。因为孔子认为“博施济众”是圣人的事。王阳明曾经有个精彩的比喻：尧舜万镒之金，凡人而肯为学使心纯乎天理，犹一两之金，但也是纯金!以“仁”看慈善，只看出发点，不看做大做小。第二，可以看到有可欲性，无论条件。只要你自己真想做，就一定能做，这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做不做慈善，只在于你是否有慈善之心，不在于你有什么样的物质条件。第三，它具有同体性、平等性，无分人我。这里并不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而是“己欲立”和“使人立”互为条件，只有建立己立人立的社会环境，才可以真正达到己立!所以到了宋儒张载就提出“立必俱立”“成不独成”，现代慈善不就是要追求和创造这样一个均衡共享平等正义的世界吗?
中国传统思想的内核始终包含着一个主题：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先贤教导我们的“仁”，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有爱的人，这种爱是一种大爱，超越个人、超越血缘。
我们这些后来者，在传统哲学、思想伦理的发掘，以及将传统思想与现代公益相结合等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慈善文化的研究和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刘佑平：中国的慈善文化有多个源头。一方面，有来自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国很多历史典籍里都有慈善精神的体现，比如我们古代被誉为财神的陶朱公范蠡，他三度散尽家财去帮助身边贫困的朋友乡邻。比如从宋朝到明朝，江浙有很多自发的民间慈善组织。明朝的时候成立了很多慈善会，或者善堂，他们会把大家组织起来，帮助周边的人。另外古代很多行业协会、帮会，都有现代慈善组织的影子在里面。所以，今天中国慈善在某种意义上要做的是“仁义复兴”，就是从价值和文化层面，从公民行为到组织行为模式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打通，继承的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今天中国慈善的另外一个源头是西方的慈善文化。19世纪，西方的慈善文化跟我们传统的慈善文化两个源头合流。两种源头虽然有所差异，但是本质都是教导我们发自内心去帮助陌生人。上世纪50年代，慈善文化几乎被中断，中国这一源以雷锋精神的形式继续，而西方这一源则被批判。80年代以后到今天，我们的重点在重新向西方学习其慈善文化，而对传统这一源头的开发和重视都不够。
图为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做客新华访谈。
陈越光：谈到慈善文化，很难说支撑中国传统的“仁”思想和希伯来宗教思想的“爱邻如己”、希腊思想的“爱人类”及继之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之间哪个更先进一点。因为慈善文化在最深的层面是内在的伦理哲学，这个东西各有所长，很难比较。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对家庭和父母的感情，或者对于家族所怀有的特殊的文化情节，也不是可以随便替换的。
那我们可以在慈善文化的国际经验上汲取些什么呢?一些公益慈善事业比较成熟的国家所进行的慈善文化研究，以及慈善文化对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促进，是值得我们研究者去学习的。比如在国际上提出“对赤贫无动于衷就是侵犯人权”的著名反贫困机构“第四世界”，就从缘于宗教理念的终极关怀，转化为“在贫困者面前检验真诚”的人道主义理念，又从中提炼出一套终身志愿者、活水成员(受助自助助他者)的协同工作机制。所以，我们的研究者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书本里面，研究成果不应该只是在著作当中体现，还要走在实践当中去。
如果一个慈善文化的研究者面对一个倒在地上的路人冷漠走过，如果一个学者面对浩瀚的历史可以动心，但是面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这样的学者，就很难说他内心有一种真诚的力量。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慈善文化的研究者，怎样被现实的苦难打动，又怎样在现实的行动中有所体现，进而完成思想文化上新一轮的提高，是我们要探索的。今后我们要向中国历史传统学习，向国际经验学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刘佑平：的确，从文化的“源”来说，文化只有差异，没有高低之分;但从文化的“流”来看，却不能否认确有高低优劣之别。国外慈善文化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特别在如何将我们源头的“仁义”这个价值层面，如何落实到当前慈善的制度层面、法律层面、行业发展层面的建设，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西方慈善文化的学者在研究价值传承的时候，往往把慈善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面去做研究。中国的学者研究慈善的时候，可能就事论事。所以，我们需要打通善道，打通慈善研究与政治、经济研究之间的壁垒。
另外，最近和一些美国同行交流，谈到如何建设一个慈善新世界，他们给的建议是要从下一代的教育抓起。为什么很多美国老百姓有做慈善的习惯?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被教导要去帮助他人，这值得我们学习。
刘佑平：中国慈善联合会作为一个行业组织，密切关注行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基石和价值支撑，所以我们一直都致力于传播慈善文化，让慈善价值深入人心。什么叫深入人心呢?当有一天，从我们的小孩到国家领导人都热衷于谈论和参与慈善的时候，当政府各个部门不会因为部门条块分割而导致对慈善价值的理解不一致的时候，当我们的家庭在做年度开支预算计划时，将慈善捐赠也考虑进去的时候，当志愿服务成为中国人最普通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我想那就是了。
正是因为认识到慈善文化的培育任重道远，中国慈善联合会将弘扬慈善文化，确立为机构九大业务职能中的第一条!我们和敦和基金会去年联手推出了一个“竹林计划”，希望资助一批40岁以下的中国年轻人开展慈善研究，目前马上要启动第二期了。感谢敦和基金会的行业情怀和远见卓识!我们认为，当中国的慈善行业开始自己出资来共同支持慈善学理的研究特别是慈善文化的研究，说明这个行业正在开始走向成熟。
在慈善文化的培养上面，我认为要强调三个打通：我们一要打通古今，二要打通中外，三要打通行业。既要吸收中国古代传统中优秀的东西，也要吸收世界先进的现代慈善文化，之后形成一个中国新兴的慈善文化。另外还需要打通慈善行业和其他行业，比如与社会和商业的打通，与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种全局视野和全球视野下的非常良性的慈善文化，并且努力让这种文化上升为中国的主流价值。我们还需要积极借助媒体的力量，将慈善文化进行推广传播，让慈善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慈善文化的培育不能一蹴而就，我们中国慈善联合会将坚持长期做下去。我们更期待与政府相关部门、理论知识界、慈善行业同仁以及媒体同道通力合作，共同去培育善的文化，倡导善的生活，构建善的世界。
陈越光：敦和基金会作为一家资助型的基金会，已签约资助项目378个，签约资助金额5.33亿元，已完成资助金额3.76亿元。这些项目既支持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也让慈善文化的观念在我们社会有了更多的传播。
敦和基金会本身业务是以文化支持为主体的。在慈善文化领域的资助项目，我们着眼于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促进本土话语体系、理论研究乃至应用工具开发，力求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理论与实践。通过论坛、研究、课程等项目形式，支持公益慈善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智库和学术新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深入研究，倡导公益伦理、规则和文化，提升公益价值自信和专业能力，为公益行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作为资助型基金会，我们的角色是做守道者的同道、探索者的后援、步行者的陪伴。我们将和有意愿在慈善文化领域探索的个人、机构等合作伙伴，携手前走。(郭士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