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里，世界上大部分公益援助者的工作内容都差不多，都应该在野外工作。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大部分公益援助者其实多数时间都在对着电脑，他们绞尽脑汁试图找到一种测量他们影响力的方案：我们怎样知道自己确实在干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这些改变能通过数据或者表格体现出来吗？
应捐赠者的要求，公益援助者会积年累月地测算自己的影响力，这种测算也是他们在寻找自我认同感。通常，他们口头上会说影响力的测算很困难，但从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影响力到底能测算吗？如果真的没法测算的话，那援助者的工作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世界并非如此。我们致力于解决的那些国内或国际问题，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总是非常复杂的。事物之间环环相扣、筋骨相连，它们的发展没法套用任何逻辑框架或理论，事物是如何改变以及为何改变，我们无从预知。
正如普里莫·莱维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一书中写道：“不经历一场深刻变革，我们周遭的世界将是一直是一个无限的且无法定义的混沌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丧失自我适应的能力和行动决断力……这些使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缩减为一个模糊概要。”
这些模糊的概要认知足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游刃有余，然而，当涉及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时，由于太不精确，它仅仅对于社会问题可以提出概括性的一般归纳，而对其他问题基本是无能为力，对测算影响力也是捉襟见肘，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只能透过玻璃窗看东西一样，只看见一片漆黑。
我们的逻辑是虚构的。这也许就是发展与企业经营和科学实验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企业经营和科学实验均是人为的有界的系统，可以一定确定性的情况下追根溯源。在最简单的层面，比如，私营公司层面的成功本质上就是对利润和亏损的衡量。你总不能超出生产成本售卖你的产品和服务吧？但是对于提高教育和健康水平或保护物种的工作，这些事情有太多不可控的变量，我们无法控制最终的效果。我们所采用的最接近的方法是随机对照试验，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间全用这种方法将会代价高昂。
很难说清，增加中学女生入学率项目的成功是因提供了更多的的教师资源或是改进了辅导的方式，还是因为家庭收入增加使得家长有能力支付学费。另一方面，为降低产妇死亡率的研究项目没有成果，是因为医疗方法有缺陷，还仅仅是因为受到政府反对派的阻挠。汉娜·阿伦特在她《人类的条件》这本书中解释道：“新的元素一旦进入原有事件网络，就会启动新的流程，影响很多人，甚至那些与最初事件主体毫无关系的人……在最有限的情况下的最小的行为同样具有无限的、不可预知的影响；一个行为，一个手势，一个词可能足以改变整个格局。与工作截然不同的是，在行动上我们确实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这并不是让我们推崇虚无主义的不作为，事实上恰好相反，我们更应该采取行动。然而矛盾的是，我们对测量影响的痴迷使我们陷入瘫痪。我们专注于那些被认为一定会取得可衡量成果的干预措施，就像在路灯下寻找汽车钥匙的醉汉，倒不是因为我们在那里丢了钥匙，而是因为灯在那里。
发展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场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奋力挣扎。
有时，一个人所谓的严谨将成为他掩盖自鸣得意的借口。过于注重对影响力的衡量将会限制我们去冒险的意愿。我们必须肯定：即自己对未来的预估是永远有限的。
发展不是一门科学，它是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一场斗争，尽管在这场斗争中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会赢。
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确实没办法保障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一直顺风顺水。我所努力做的很多的项目失败了，但同时这些失败也给我的人生上了一课；而另一些项目在我们狭义的参照标准内也成功了，特别是当我们用得到锻炼的多少、能力提升的多少来衡量成功时。有了这些成功与失败我也继续前行。尽管我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但我还没失去信心，或者说还没完全失去信心。我不知道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否有意义，而这和确信它没有没有意义还是不同的。在这些辩证的道理中我试图找寻一些自我安慰。
当然，任何致力于发展的努力都希望能带来一定的成果，但不可忽视发展的不确定性。否则的话，我们在白忙活些什么呢？
Michael Kleinman（ Orange Door Research的创立者。他曾在阿富汗、东非、中非、伊拉克的非政府组织中工作。）
本文来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
文章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professionals-network/2017/jun/01/development-is-not-a-science-and-cannot-be-measured-that-is-not-a-bad-t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