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政经、科技、人文、社会环境变动，慈善助人的领域也从过去单纯伸出援手，转变成积极意义更强的社会结构转型。然而，慈善与民主这 2 组概念经常处于辩证关系，慈善利他的本质可能有助于民主社会中强调的自由平等原则，但慈善的代理人或中介组织，未必总是能促进实质上的社会正义，而且国家可能逃避了应有责任，必须打上一个问号，这是本书所欲处理的核心研究议题。
本书(见文末书籍资料)作者与编者贝鲁兹・莫瓦瑞迪(Behrooz Morvaridi)目前服务于英格兰中部的布拉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而此书的出版社 Policy Press 也值得一提，该学术出版社专门以印行社会福利、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政策等专书，也跟伦敦政经学院的社会排除研究中心(Centre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CASE)、英国社会政策学会、英格兰社会学会有长期合作关系，致力于探讨社会科学重要议题。
慈善思维必须与时俱进
本书分成引言、新慈善与社会转型的政策史、慈善资本主义与福利商品化、慈善与社会保护，以及全书结论等 5 部分来进行概念上的政策论述。主文计有 11 个章节，邀请了慈善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围绕此议题进行正反辩证。这类社会政策辩论，不只对于中央政府如卫生福利部、地方政府社会局处在社会立法有重要意义，对于企业部门、第三部门在实务运作同样具有启发。以中华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协会的社福团体补助原则为例，掌握新慈善的正确方向，必须更积极思考如何有效运用善款、促进社会扶贫、确实协助弱势家庭，才能促进社会共好的核心价值。而许多企业型基金会，例如台新银行、国泰集团、中信金控、震旦集团、台湾大哥大基金会等，也逐渐理解到，社福团体缺的不只是有形资源，更需要透过各种培力合作形式，使基层弱势亦对生命充满盼望。
一位传统社工系或社会系的学生，对于社会福利的相关概念并不陌生，举凡社工 3 大工作方法，个案工作、团体工作与社区工作，或是社会学强调的结构性因素，经常可在各类教科书上一再提及。迈入 21 世纪的第 2 个 10 年，全球化对于慈善的实务运作也产生影响，近来国内外屡屡看见如公益创投、策略慈善、慈善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等字样，就像企业管理的词汇大举入侵社福界。
其中最值得反思之处，是越来越多「超级大富翁」投入慈善行列，例如微软的比尔盖兹、投资者华伦巴菲特、脸书创办人马克祖克伯等，正面支持者相信其善举将打破旧有慈善「点对点」的单一模式，将更有效率的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反对者则认为此举更凸显了全球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富人并未从根本解决社会问题，只是新自由主义下的扶贫策略，国家更可能藉机删减社福支出，逃避政府应尽之责任。
为何而捐？传统慈善注重「动机」
人性本善论者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乃基于信任，传统慈善家认为财富的积累，可以帮助更多弱势朋友翻转生命。第一章的作者康宁汉(Hugh Cunningham)从历史角度爬梳了近代西方慈善史，从慈善的英文字首「phil-」即意指爱人、促进人类福祉之意。英格兰在社会福利的演变过程中，是从伊丽莎白时期残补式的社会济贫、逐步迈向二战后的福利国家，由国家全面提供从出生至死、无所不包的福利服务模式。
到了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已点出资本家与劳工的阶级对立与冲突、葛兰西也指名慈善只是资本阶级霸权的统治工具;布尔迪厄则质疑富人任何号称具有善意的捐赠行为，不过是为了求名，以在社会中取得更多文化与符号资本。诚然，从「动机论」来探讨慈善，人们一个简单的捐赠行为背后往往隐含了许多目的，可能是反馈社区、为了节税，或是宗教与政治上的考量。第 3 章的作者卡麦隆(Samuel Cameron)也用理性选择论的经济分析，说明捐款未必是利他主义，更多时候是恢复内在心灵平静的自立考量。使得利己与利他二分法，在人群服务实务上不易厘清。
捐了，然后呢？新慈善讲究「成果」
新慈善之所以「新」，其关键在于不问动机，而以「成果」论英雄。透过有形或无形的福利资源移转，加上社工专业提供支持与关怀访视，寄望案主或案家可以有不一样的未来。无论是宣称要解决非洲的疟疾危机、拉丁美洲的教育断层、东南亚的微型贷款，还是先进国家的长期照顾，新慈善不问捐款人这一笔巨额捐款的真实目的，而看该笔资源投入后的预期产出、实际发挥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否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面对当代复杂的社会议题与成因，第 4 章的作者派尔(Tom Parr)点出一个新慈善时代的课题: 慈善是需要被教育的，我们却误以为人们生下来就知道如何有效行善。即便是经营企业有成的商业人士，也可能在经营慈善议题上一无所成，或投入过多资源错置，甚至与政府资源重叠。
行善与赚钱可以并行？商品化的新慈善
本书第 2 章作者为公民社会知名学者麦可爱德华(Michael Edwards)，他持批判立场来抨击新慈善的过度包装与操作，把社会福利市场化、商品化，化约式的商业逻辑使市场经济只生产「能够获利的」产品或福利服务，而不是社会弱势真正负担得起的生活所需，原本应该在地脉络与社会镶嵌的元素，变成中央制造与通路配送。
爱德华认为，超级富豪们逐渐形成「硅谷共识」(Silicon Valley Consensus)，奠基于过去在商业或高科技公司的成功经验，误以为科技与现代管理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与全球贫穷，一切都是「可以搞定的」，就像工程师编写程序码除错。再者，拥有硅谷共识的企业家认为，慈善不再是捐赠者与受赠者的关系，而是经营事业与投资的关系，做好事应该获利，而且行善与赚钱可以同时进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这类质疑声浪中，新慈善的发展力道失去了价值，只剩下价格。在慈善资本主义与社会商品化方面，本书第 5 章作者以南智利的个案研究实例说明，新慈善犹如一把双面刃，不是社会转型的终极救星。尽管社企创业家或慈善家最初宣称要保护智利的生物多元性与自然保育，但在发展生态旅游、并把环境保护当成一项旅游业的「商品」来贩售时，当地社区民众不一定获利，反而深受捐款人或旅客控制。此外，第 6 章作者则以非洲农业的例子说明，新慈善家还有正当性(legitimacy)不足的问题，当这些超级有钱人投入大量资源至当地社区，也许确实改善了小农人民的生活，却绕过了当地政府、国会，之后谁来课责?谁来征信?谁来公布有第 3 方公信力的财务报表?这样的「砸钱慈善」是否能够永续经营?
上述关于慈善议题的讨论，不得不回到把政府角色拉回新慈善议题中进行思考。在第 7 章至第 9 章的讨论中，点出在新慈善逐渐盛行的年代，土耳其、斯里兰卡的例子显示，最吊诡的是原本政府公仆的角色消失了，原本应该健全社会安全网与社会服务供给的功能不见了，「反正有问题，就找这些大慈善家出面解决。」非政府组织在提供跨国福利服务的同时，必须小心谨慎面对所谓「介入处遇」后的非预期效果，以预防将来外援中止或退出服务时，导致社会陷入福利依赖或真空状态，非政府组织反而抑制了公民社会的成长。
不断演进的慈善，需要停下来检讨
至于第 10 章与第 11 章的讨论，回到英国本身探讨政策现况的理论面与数据分析。第 10 章 2 位作者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切入，强调自由平等原则(liberty principle)与差异原则(different principle)的重要性，应在新慈善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理论基础。然而问题来了：理论上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应该有促进社会正义的理想，但在英国的讨论脉络中，至少有 10 家受访机构代表认为，「不见得所有慈善组织都能与社会正义画上等号。」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所有组织都宣称自己促进了社会转型，但这么做的背后理由只是为了吸引更多捐款人支持。
第 11 章的作者约翰莫翰(John Mohan)则提醒，当前英国应用大数据分析社会福利的盲点，要小心「慈善沙漠」(charity deserts)效应，意指慈善组织的成立登记地点，未必是实际运作据点，使得明明就有社区有许多贫困者需要更多资源挹注，政府却误以为慈善家已经投入够多资源了，于是直接跳过该乡镇社区，错估社福资源的妥善配置，使得该社区成为社福资源严重不足的「慈善沙漠」。意味着单看内政统计数据表面会失准，重点是大数据背后能否如实反映新慈善的真实地域分布。
揭露新慈善利弊，避免寡头垄断
对于所有关心当代民主发展的读者而言，本书的优点在于提供了西方世界的慈善发展脉络与实务经验，对于从事国际发展与人道援助的实务工作者或学术研究者而言，学习如何使资本主义与慈善助人与时俱进，可读性高。然而，本书的侷限在于西方史观未必能综观式的探望「亚洲慈善学」全貌，期待将来有更多东亚本土性研究的开展，这样的努力需要跨部门集思广益，从社会学、社会工作、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各种不同面向切入，新慈善才能迈向社会创新。
阅读完本书后，一个最主要的发现在于促使读者们重新省视第三部门的民主体质，也许政府在人民高度期待与监督下，已经比想象中开放透明;反而是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内部责信不公，捐款人指定用途却不愿沟通、董(理)监事会或创办人的寡头决策与父权主义、社福组织财源不稳、过度仰赖政府补助，种种志愿失灵之现象，使得慈善本身反而变成是「反民主」的来源之一，不但无法促进社会转型，反而成为孳生社会问题的温床，值得每一位社会工作者时时刻刻自我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