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勇
近期，在参加某次社会企业的会议时，一位企业家大谈社会企业反人性论，大家听了都无言以对。该企业家认为，资本逐利是天性和本性，这没说的，共产党的始祖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注释250的一部分中就引用到：“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10%会保障它在任何地方被使用；20%会使它活泼起来；50%的利润会引起积极的大胆；100%会使人不顾一切人的法律；300%就会使人不顾犯罪，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叫嚷和斗争如果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这二者。走私与奴隶贸易，充分证明了这里所说的一切。”那些年，我们都把它当资本的罪恶学过，不过资本逐利的本性是人性的，还是反人性的，恐怕不同“道”的人看法不同吧。
作为逐利派人性论的企业代表说他一定要支持反人性的社会企业是因为怕没钱、没势的人造反，总要给人一点活路，光靠“慈善”给钱，钱白给，资本家还是心疼。社会企业一出来，好了，这样吧，给点钱给你们去“玩”，你们自己就反人性地可持续地去做，我们就可以一方面放心的人性化地去赚钱，另一方面在你们反人性的帮助下，安心了，不再担心会因为我们人性中的贪婪而心里不安，良心受谴责了。一箭双雕是世界上最好的事。
其实，人性是什么争论很多。既然是人，与动物既相同又不同。人兼有动物性和人性两方面，有时这两方面很难分开，也说不清。比如性冲动和爱情。没有性冲动为基础，爱情也很难说有还是没有；再比如孝心，也不单单是“人性”。所以无论在爱情和孝心方面都很难纯之又纯的去衡量，比如一周、一月看几次父母，给父母打几次电话，给多少钱算孝心呢？很难说吧？但对某一个人，其父母、外人或自己都可以说他或自己是否有孝心，这是外人、父母观察了“他”的行为和自身感受后得出的结论，而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又可以是从自己的初心和与别人行为的一些对比后得出。虽然这些初心也好，行为本身也好，对比也好，都是一些外在表现加上一些主观判断， 但得出来的是否“孝”，也基本可以操作。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既然有一些行为可“看见”，有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有些“对比”可以衡量，就可以建立一套方法和手段去检测其“孝心”和“爱情”，也就是说在社会企业的问题上，社会目标是否首要，是否没有漂移是可以找到方法去判断的，尽管我们永远做不到百分之百，误差会显而易见，但对于这样一个需要“主观”判断的东西，这样做已经到位了。
其实，给出一套方法和手段去判断远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使命，它其实还是一个“指南”、“导引”，告诉人们我们选择了一些“点”和一些“感觉”，觉得它像什么，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想法放在这里，公开在这里，给它贴一个标签，你们来看看它们是否有这些行为，我们的这些感受与你的感受是否相一致，你判断它们会不会变化或者怎样在变。
其实这套方法和手段并不那么重要，无非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好一点，差一点，可以在实践中改进。在这之中，之后，我选择了，就坚持，或坚持相当一段，没问题，而最重要的是社会企业你得把它晒到阳光之下，由“人”去判断，去下结论，这就完全符合人性了。比如，你说你社会目标首要，好啊，已经写入你的章程了，我们从这个“点”可以判断你符合；另外，你每年的影响力报告也好，其他报告也好，点出一些事，一些做法，一些做事后的影响说明你做到了，好啊，每年有一个报告自证自己做法符合章程，好啊，也是一个判断的点，也可以。基于这两点，可以基本判断你符合社会企业第一条了，如果其他条件符合，就可以推出来，可以认证为社会企业了。
到这里，就完成了吗？认证过程是完成了，在这个点上你是社会企业了，但这是不是准确的，之后的发展是不是还是沿着这个轨迹，认证本身证明不了这么多，那下一步或根本性的一步是什么呢？是你向社会“透明”。如果你不向社会透明，那你就完全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没有那种“偷偷的进村，打枪的不要”的做法，一定得光明正大。2016年去参加深圳慈展会时访谈慈展会认证的某一家社会企业，问它愿不愿意公布财务上的一些数据、工资待遇等等，它的负责人说不愿意，说一怕竞争对手利用，一怕员工反弹。在我看来，这种社会企业在你的标准上无论多么符合，就这一条，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企业。
在这方面，也听到声音说认证后要加强监管，发挥监管的作用。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弄个专门监管机构，它说了算，不仅没必要，反而容易坏事，少数人说了算总是容易出事的，尤其是去判断”动机、人心“之类的，这种事交给人民群众最合适。当然，人民群众也有被”骗“的时候，那也没有办法，被骗就骗了吧，但是，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你可以骗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还有那么一句话，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一时 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一世 但是你不可能欺骗所有人一辈子。而只要在公开透明之下，这种骗术就会越来越少，即便骗了人，也会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被揭发出来的。
目前，国际上一些立法和第三方认证社会企业的都很注重公开透明，只要不是涉及减税和补贴之类的（这些涉及公共财务和纳税人钱财的当然要求严格监管），就用“轻触式”监管方式，让社会去管它们。美国共益公司就是自己可以任意找一个第三方做一个它是怎样做到“共益”的报告，往社会一公开就了事了。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CIC）、社会企业标志（SEM）认证的社会企业也是自己一写，上报监管/认证机构，监管/认证机构公布，或有时自己公布了事，是非曲直，做得如何，由社会去判断。加拿大的社区贡献公司（C3）、社区利益公司（CIC）的立法者也认为，有了这个报告“公布”就够了，不需要有额外什么监管，它们能不能取信社会是他们自己要争取的事，交给社会自己去判断了。社会认可它了，它就是社会企业，它说的话就有人信，东西贵点也有人愿意买，服务人家也相信。否则，再怎么扶持也会垮了。
当然，在中国，情况也许有点不同，有的不怎么怕“社会监督”，怕的是“主管部门”看到。某位领导不是讲过，有的书记跟他讲，我们省出的那几件事，要处理的那几个人，中纪委可以加重处分，但不要公布。这位领导说，我宁愿不处分，也要公布。那么，在中国情况下，那我们就搞一个有关部门容易看到的“网站”，或跟有关部门协商，给他们一个渠道去看，把对社会和对有关部门的透明联结在一起，不就更好了吗？
当社会企业公开、透明，把自己的行为、做法公布于天下，自己又踏踏实实地做下去，那就一定不是反人性的，而是在顺着人性在做，一定会越做越好，发展得越来越好。
所以，社会企业能否成功，一定行为是必须的，但其命门在公开、透明，这是社会企业人性光明磊落的核心。
作者：陈智勇
单位：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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