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日，歌尔集团董事长姜滨代表企业向其母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捐赠2亿元人民币;
9月21日，电子科技大学1986级校友、重庆博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熊新翔向母校捐资10.3亿元;
10月20日，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向母校武汉大学捐款9999万元;
11月15日，旭辉集团向中国传媒大学捐赠一亿元;
12月23日，郑州大学1976级校友、建业集团董事长、河南省本源人文公益基金会创始人胡葆森向郑州大学捐赠一亿元人民币……
这些捐赠由于数额巨大，且很多捐赠涉及社会知名人士、知名企业及国内著名高校，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近日，记者对2016年部分高校大额捐赠进行了梳理，追踪善款是否到账以及使用情况，同时对校友、企业捐赠现象以及趋势进行了分析。
校友捐赠屡破纪录
熊新翔向母校捐赠10.3亿元
为中国高校接收单笔捐赠最高纪录
熊新翔(左)在母校电子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捐资10.3亿元
2016年9月21日，电子科技大学1986级校友、重庆博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熊新翔在母校60周年校庆之际，捐资10.3亿元设立“博恩教育发展基金”，支持电子科技大学的发展。这是电子科技大学建校60周年来接收的最大一笔校友捐赠，也是四川省内高校收到的最大一笔校友捐赠，同时刷新了中国高校接收单笔捐赠的最高纪录(此前，国内高校接收单笔捐赠的最高纪录由泛海控股集团创始人卢志强创造：2015年12月，卢志强向复旦大学捐赠7亿元)。据统计，2016年电子科技大学获得的捐赠总计在17亿元左右，大部分来自60周年校庆时校友捐赠。
“博恩教育发展基金”分为“校长基金”和“博恩跨学科创新发展基金”。其中，“博恩跨学科创新发展基金”总额度为10亿元，用于支持学校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大数据以及产融结合、商业人才培养等多领域跨学科创新发展，包括引进一流师资，设立讲席教授、冠名教授岗位，聘用专职科学研究人员，建设专用物理空间，设立专项发展基金等;“校长基金”总额度3000万元，用于支持校长本人认定并开展有助于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关事项。
据记者了解，该笔捐赠并不是一次性到账，其中“校长基金”的3000万元将分三年到账，另外10亿元资金将分10年到账，每年拨付一亿元。四川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相关人员告诉记者，“该笔捐赠属于项目制捐赠，是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来拨付的，目前尚处于项目洽谈阶段，待项目具体落实之后资金会逐步到账。”而据此前媒体报道，为确保捐赠不出意外，熊新翔已经跟儿子谈妥，即便自己在这10年间出现意外，也将确保捐赠如期完成。
周海冰、侯莹共同捐赠一亿元
为南开建校以来单笔最高校友捐赠
南开大学校友周海冰、侯莹捐赠一亿元(左一为周海冰， 左二为侯莹女儿)
2016年10月16日，南开大学1988级数学系校友、北京大数长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周海冰，南开大学1988级外国语学院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校友侯莹，在南开大学97周年校庆之际共同捐资一亿元，这也是南开自建校以来收到的单笔最高校友捐赠(2014年，在南开大学建校95周年之际，赵伟国以个人名义向南开大学捐赠一亿元，用于支持在津南校区复建木斋馆、秀山堂、思源堂三座历史建筑。这是南开首笔上亿捐赠，但不是校友捐赠)。
当天，周海冰、南开大学相关负责人和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共同签署了“南开大学海冰楼建设协议”和“南开大学智德基金设立协议”。据了解，这笔捐赠将根据周海冰、侯莹的意愿，结合南开大学的发展规划，用于以下两方面：第一，建设一座用于南开历史与文化的保存展示、学校的教育科技文化交流的建筑物;第二，设立南开大学智德基金，为南开大学数学学院、金融学院、外国语学院、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提供包括学生奖助、师资引进、学术交流等诸多方向的支持。
南开大学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丁峰告诉记者，在校庆捐赠仪式后，已有5000万元资金到账，到账方式为银行转账，用于成立南开大学智德基金;剩余5000万元将用于校园建设，暂时尚未到账。“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校友资源，其发展离不开校友的支持。学校的事业和校友的发展也是紧密联系、相互助推的。一所学校的良好声誉不仅来源于自身建设和取得的成绩，更在于所培养的校友的发展状况和社会表现。另外，现代社会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校友之间相互扶持、共同发展才能实现更好的共赢。”
除此之外，2016年还有几笔过亿大额校友捐赠值得关注：
5月3日，歌尔集团董事长姜滨代表企业向其母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捐赠2亿元人民币，用于前沿科学研究及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高端人才国际化培养、优秀学生资助与奖励、学生创新创业空间建设等多个方面;
10月20日，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9999万元，用于建设科技楼，预计总建筑面积(含地下)达3.5万平方米，主要用于建设武汉大学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和开展交叉前沿科学研究;
12月23日，郑州大学1976级校友、建业集团董事长、河南省本源人文公益基金会创始人胡葆森向郑州大学捐赠一亿元人民币，设立“本源教育发展基金”，用于支持母校人才培养及发展荷球体育运动，支持郑州大学创建一流大学。此次捐赠也开创了河南省高等学校校友大额捐赠的先河。
企业捐赠更青睐一流高校
陈发树向北京大学捐赠一亿元
陈发树(右)向北京大学捐赠一亿元
2016年5月2日，时值北京大学118周年纪念日及校友返校日，新华都实业集团创办人及董事长、福建省发树慈善基金会(原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创始人陈发树宣布向北京大学捐赠一亿元，用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承泽园新校区建设，支持国发院教学科研及双方共建研究中心。
据了解，陈发树从小家境贫寒，小学只读到了四年级。13岁，他不得已外出谋生，后来创业从事日杂零售，再后来进军百货，入股矿业。2009年10月，陈发树在北京宣布成立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捐出个人所持有、市值高达83亿元的流通股股票，占其个人资产的45%。2010年1月，陈发树捐资5亿元成立了新华都商学院。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该笔捐赠第一笔资金已按照协议到账，金额为5000万元，用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建设和发展，剩余资金也将按照协议拨付，但具体到账时间尚未公布。
旭辉集团向中国传媒大学捐赠一亿元
旭辉集团总裁林峰(左)向传媒大学转交捐赠支票
2016年11月15日，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辉集团)向中国传媒大学捐赠一亿元，双方将加强在教育领域和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共同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品牌。目前传媒大学正在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旭辉集团表示将对此提供支持，支持学校的创新发展、特色发展以及向高层次的国际化发展。
当天，双方共同签署了《中国传媒大学、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国传媒大学教育基金会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项基金设立及使用协议书》。据了解，旭辉集团此前在中国传媒大学32、33号楼以及校舍修缮工程中提供了资金和技术帮助。
中国传媒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刘湧告诉记者，此次旭辉集团的捐赠实际上是实物捐赠，用于支持传媒大学校园建设，“传媒大学有一些教学楼亟需修缮，旭辉集团等于是承担了这些教学楼的修缮工程，大约涉及三万平方米的教学用房和学生宿舍。具体的修缮需求由学校后勤管理处负责与该集团进行对接。目前，80%至90%的工程已经完工，而由于季节原因，有一部分工程还处于收尾阶段。”
2016年，还有多笔来自企业的大额捐赠流向了高等院校(基金会)，尤其一流院校更受企业青睐。以清华大学为例，2016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收入超过了10亿元，其中不乏数额在亿元以上的企业大额捐赠，主要用于支持清华大学学术及科研能力建设，比如：
3月21日，华控基金董事长张扬及团队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1亿元，支持清华成立全球私募股权投资研究院;
4月22日，搜狗公司宣布向清华大学捐赠1.8亿元，用于支持清华大学校内学术大楼建设，并联合成立“清华大学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该研究院将重点关注人工智能领域前沿技术研发，研究成果也将应用于搜狗相关产品及服务中;
10月31日，泰禾集团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签署《捐赠协议书》，捐赠两亿元资金，用于清华大学医学管理研究院的教学、研究与发展……
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但对方表示，为尊重捐赠人意愿，不方便透露相关捐赠细节。
高校如何提升“吸金”能力
中国慈善联合会2016年11月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5年获得捐赠最主要的领域中，教育超过医疗、健康，跃居第一位，而教育领域捐赠额猛增主要是因为高校接收的捐赠，2015年国内有12所高校接收过单笔超过5000万元的捐赠。与之相比，2016年校友捐赠和企业捐赠规模也屡创新高。
对于校友捐赠的意义，南开大学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丁峰认为，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校友资源，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校友的支持，而校友除了通过向母校捐赠财产这种比较熟悉的经济支持形式之外，还可提供高校发展所需的诸如智力、信息、舆论等方面的支持。
“校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支持学校建设双一流大学，”丁峰告诉记者，“比如捐资助学，不管是学科建设还是人才引进，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校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对母校做公益捐赠，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校友可以帮助挖掘、引荐人才，提升师资水平，加快学科建设。同时，校友还可以为高校进行品牌宣传，凝聚社会资源，加强学校与社会联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助理黄真平看来，短期内校友捐赠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无论是在捐赠的数额、频次，还是在捐赠的持续性方面都会有所提高。“我觉得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校友捐赠会逐渐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捐赠，两方面并重发展。也就是说，一方面校友会对其母校进行捐赠，另一方面他也会对自己比较关注的学科方向进行捐赠。而针对非母校捐赠增加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社会整体对高校捐赠的数量及比重上升，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种局面，而这也符合理性捐赠的趋势。”
就目前而言，高校能给予捐赠者的“回报”形式并不多，常见的有捐赠人冠名建筑、讲席教授席位、奖学金，或者授予校董等荣誉职位。而强烈的市场需求和供给的稀缺性也是导致企业大额捐赠流向一流高校的原因之一。黄真平指出，这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即我国大学发展的不均衡，“这也跟国家的发展阶段，跟大学在社会捐赠整体中的状况和历史的积累也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有媒体认为，虽然在慈善法施行，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制度的多重政策鼓励下，中国大学的校友捐赠制度环境正在改善，但目前捐赠收入在中国大学总体收入中占比仍可忽略不计。《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显示，中国高校在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0.54%，即便是当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最多的清华大学，其捐赠收入也不到总收入的2%。而且，过去几年社会针对高校的大额捐赠主要集中在了一流高校，一些普通高校虽然得到了巨额的社会捐赠，但仍未得到过多社会关注。
对于普通高校(基金会)如何才能提高自身的“吸金”能力，黄真平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专业人才配备问题。一流大学的基金会人才配备也是一流的，而目前有一些大学基金会人员不够专业、也不够执着，甚至是过于物质化，比如为了让社会捐钱而去成立基金会，而不去考虑自身能够为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服务，不去主动分析市场和社会的需求，以及自身有哪些特色;
第二，融合问题，举全校之力建设基金会，吸引社会捐赠，这一点是很多大学做得不够的地方。在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捐赠不单单是基金会的事情，无论是校领导、基金会、校友会、各个学院都非常重视。这种举全校之力的融合性、思维习惯及资源整合，是很多高校不具备的。
第三，要打好持久战。对一流大学而言，某笔捐赠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谈成功的。就清华而言，有很多大额捐赠是一任或几任校长持续努力的结果，是校友多方面联系和沟通的结果，有的项目甚至谈了六七年。而且，在一些企业还不像今天这么成功的时候，学校领导就开始和他们接触，比如开展校企合作、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等，在建立类似这种紧密关系的情况下，企业自然愿意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