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国家给提供基础教育，直接目的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可“国家给”保得了量的普及，却保不了质的均等。优质资源总是稀缺，怎么分派，就成了问题。划片分区，看似公平，可天价学区房一出，再次引发质疑纷纷。教育资源的分配，合理与否的点在哪里、度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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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全文4700余字，读完约需9分钟
不论是否存在学区房制度，富裕家庭子女一定能够比普通家庭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基于“划片就近入学”而产生的学区房制度，只不过是将这一现象更加赤裸裸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公立学校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办学，而财政资金来自累退性的税收收入，也就是说，在公立教育体系的经费来源上，穷人的纳税贡献占比更大；而在教育资源的享有上，富人占据了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这样的公立教育体系，总体上是“劫贫济富”的。
2013年初，有人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房产中介的价目表，上面显示北京五道口的房价达到了10万元每平米，并注明这是北京海淀区五道口的学区房；37平米的房子总价350万元，单价接近10万元/平米。随后有网友调侃道，有这样的房价，五道口可谓是“宇宙中心”了。
自那以后，有关“天价学区房”的报道便开始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并且不断刷新房价记录。2014年，“宇宙中心”诞生后仅仅一年，北京西城区就挂出了总面积4.4平方米、总价135万的学区房，每平米的价格超过了30万。这一次，网友们已经找不出比“宇宙中心”更给力的词汇来形容学区房了。
▲ 位于北京五道口的学区房。2013年，此地“天价学区房” 尚不足10万/平米。而据链家网成交数据显示，2016年华清嘉园一处约50平的房产成交价近14万/平米，总价达700万。© 视觉中国
▌学区房现象的经济学
学区房现象，不仅在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存在，在其他所谓的二线城市、省会城市，甚至较大一些的地级市中也存在。只不过，其他地方的学区房，没有北京、上海那么“天价”，也不会那么刺痛人们的神经罢了。
人们往往用“老破小”来形容学区房，也就是说，这些房子的居住功能通常都很差，房子老旧甚至破败不堪，同时面积狭小；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子女到学区房所属片区的重点学校就读。当然，不排除某些人购买学区房是出于投资目的，即本身并没有子女就学需求，而是希望通过房子的升值来实现盈利；但投资升值的预期，仍主要建立在房子附带的“学区”功能之上，也就是预期一定会有人为了子女上重点学校来购买。
从经济学上来讲，如果不考虑投机因素，那么学区房价格高出同一地段、同样类型的“非学区房”的部分，可以视作是“学区”功能带来的“垄断租金”。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以“高房价”为特征的普通住宅的价格上涨，主要反映了房产资源的配置状况；那么学区房尤其是“天价学区房”现象，除了反映房产资源配置之外，也反映了教育资源的配置状况。由于学区房和上重点学校相挂钩，那么结果就是买得起学区房的人，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买不起学区房的人，享受普通教育资源。
当然，有些人的住房可能恰好位于学区内，无须购买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但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他仍然算是“买得起”学区房的人。因此通俗地讲，学区房制度的后果是，富人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穷人子女享受普通教育资源。那么问题就在于，这样的结果是否合理？
赞成方认为，与其他任何经济资源一样，优质教育资源同样存在稀缺性；因此适用于其他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同样也适用于教育资源的配置。学区房制度无非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教育资源，因此是合理的。
而反对方则认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资源，不应当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因为教育资源的配置除了效率之外，还涉及到教育公平问题；学区房特别是“天价学区房”现象，有悖于教育公平理念，因此并不合理。此外，也有批评意见认为，学区房现象背后的根源在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
基于这种思路，教育主管部门通过重点学校开办分校、多校划片、随机派位等各种手段，希望能够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但事实上，这些做法收效甚微。
应当说，对学区房制度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学区房现象折射出的问题，本质上是教育资源应当如何配置；更准确地说，基础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其供给和需求？
▲ 2015年9月，随著中小学开学，上海静安、徐汇等中小学教育质量突出区域的学区房“大战”硝烟再起，最高的已达每平方米售价23万元人民币。 © 中新社
▌按照财富配置教育资源是否合理
传统中国社会，读书向来是殷实之家才能负担得起的。所谓“耕读传家”指的也不是一般的农民家庭，而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户。购买书籍和笔墨纸砚、延请教师、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哪一项都是不菲的支出，绝非贫民家庭能够承担。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文盲率高达80%，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人因为贫穷而无法接受教育。当然，在传统农业社会，读书的作用主要限于参加科举考试进而走向仕途，对从事农业生产来说，读书确实用处不大。因此，除了因贫穷而无法接受教育之外，大部分农户对教育的需求本身也不高。
但不管怎么说，传统社会里，教育本质上和食品、服装等商品一样，属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甚至具有奢侈品的特征，因此只有富人子女才能享受优质教育服务。不仅中国如此，西方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建立之前，教育资源的配置同样也是按照财富多寡来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了公立教育体系，其核心特征是将基础教育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给需要接受教育的少年儿童，通过一般财政资金融资，对入学儿童基本不收或象征性收取学费。而现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则始于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法律形式将基础教育的提供主体、享受待遇的对象、待遇年限等固定下来。不过，我国基本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是2000年左右的事了。
▲ 2008年3月，甘肃临泽县第一小学学生放学回家。 © 张锰 / 新华社
以义务教育为核心的基础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按照财富配置教育资源”的传统方式。其背后蕴含着教育公平的价值观，即人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不应受制于家庭财富的多寡，应该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享受基础教育。
从经济学上讲，接受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重要的途径，因此教育公平就意味着“财富的代际传递”不应通过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而进一步强化。通俗地讲，按照教育公平这一理念，我们能够接受富裕家庭的子女继承更多的财产，但不能接受富裕家庭的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
然而事实是，不论是否存在学区房制度，富裕家庭子女一定能够比普通家庭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基于“划片就近入学”而产生的学区房制度，只不过是将这一现象更加赤裸裸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有人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才是教育公平最好的体现，富裕家庭和普通家庭的子女，都应该通过考试分数来决定谁能上重点学校。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大家比拼的不是财富而是分数，难道还不公平么？但是，比拼分数归根到底还是比拼财富。在“划片就近入学”之前，实行的正是“比拼分数”。
然而，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学生要想进入重点学校就读，不仅需要在升学考试中比拼分数，同时需要在奥数成绩和各种特长方面展开比拼。与普通家庭相比，富裕家庭可以为子女花更高的价钱聘请家庭教师，可以支付更高的费用学习各种特长。如果我们承认富裕家庭子女的智商和运气，至少和普通家庭子女一样好，那么比分数、比奥数、比特长，归根到底还是比财富。最终，富裕家庭子女上重点学校的概率，一定高于普通家庭子女。
所以说，比拼奥数成绩、比拼特长，和比拼学区房，本质上都是比拼财富，通俗地讲，都是“拼爹”；区别只在于前者有比拼分数的掩盖而比较隐晦，后者则更加直截了当。
只要优质教育资源是稀缺的，并且只要教育是一种“正常商品”(即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那么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无法阻止富裕家庭子女比普通家庭子女有更多的机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在这方面，历史上唯一的例外或许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制度，即按照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来选拔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向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倾斜，以此来扭转“高校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子弟”的局面。不可否认，“工农兵大学生”中确有不少人最终成为各领域的优秀人才，但总体上看，这种制度导致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 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成了大学录取方法。大学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不需要通过考试。图为1970年，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复旦、同济等大专院校学习。 © 新浪图片
实际上，让富裕家庭子女更多地接受优质教育，更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更加符合经济学中的效率标准。一般来说，富裕家庭的子女不仅在物质财富上比普通家庭的子女具有优势，在成长环境、见识阅历、家庭熏陶等方面，同样更具有优势；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投入同等的教育资源，富裕家庭子女有望产出更高的人力资本。
这一点在现实中也很普遍，来自小城镇和乡村的学生，可能在学习成绩上并不输于大城市的学生，但在知识面、表达能力、协调能力等综合素质方面，往往要比大城市的学生差得多。
按照财富配置教育资源，不仅是一个“实然”的现象，即现实必定如此；同时也具有“应然”的特征，即符合效率标准，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如何实现教育公平
如果我们承认“按照财富配置教育资源”的合理性，那么“教育公平”又当如何实现？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不论教育资源分布如何均衡，永远不可能让富裕家庭和普通家庭享受完全相同的教育。即便可以让富人子女和穷人子女接受同样的学校教育，也无法阻挡富人子女通过聘请家教的方式接受额外教育。所以说教育公平不可能、也不应该意味着让所有人接受一模一样的教育。
其次，教育公平的第一层含义是，在承认“按照财富配置教育资源”的前提下，确保穷人子女能够接受基础教育，就我国来说，也就是目前实行的义务教育。如果以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为标准，那么这方面的教育公平已经基本实现了。
再次，教育公平的第二层含义是，主要通过财政资金投入来办学的公立教育体系，本身不能出现反向再分配；也就是说，不能让富裕家庭占了普通家庭的便宜。而我国目前的公立教育体系，恰恰在这方面是不公平的。公立学校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办学，而财政资金来自累退性的税收收入，也就是说，在公立教育体系的经费来源上，穷人的纳税贡献占比更大；而在教育资源的享有上，富人占据了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这样的公立教育体系，总体上是“劫贫济富”的。
而学区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学区房现象，并没有改变我国公立教育体系包含反向再分配因素的实质。表面上看，购买学区房的人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金钱，即“垄断租金”，但这部分钱并没有直接进入学区房对口的公立学校，此为其一。
其二，即便这部分钱直接进入对口公立学校(也就是变相的赞助费或择校费)，公立学校仍然从财政部门获得了办学经费，这些经费当中包含了其他纳税人缴纳的税收，这些人可能根本就不在这一学区内，或者根本就不需要教育服务。
其三，即便学区房对口的公立学校特别是重点学校，完全可以通过赞助费、择校费即“垄断租金”来维持自己的运营，无须财政资金投入(很多“名校”都能做到这一点)，但学校占用的土地仍然是当初通过政府划拨的形式无偿获得的，而学校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同样包括其他人的贡献，而不仅仅是购买学区房的人。也就是说，购买学区房的人所付出的“垄断租金”，虽然已经高到了“天价”，但仍不足以“买断”对口公立学校全部的有形和无须资产。通过购买学区房而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人，仍然占了其他人的便宜。
▲ 2016年下半年，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数据，指出北京市存量学区房占全市存量房比重不足10%。 © 中国指数研究院
▌美国的“学区房”
有没有办法摆脱“富人占穷人便宜”的嫌疑呢？有的，美国的学区制正是这样。
谈到学区房，很多人马上会说：美国也有学区房，言下之意是说我国的学区房制度也是合理的。殊不知，美国的学区制与我国大不相同。
首先，美国的“学区”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行政单位，属于“地方政府”的一种形式，且绝大多数学区具有财政独立性；而我国的学区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区域概念，教育主管部门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财政权。
其次，美国的学区具有征税权，通过向区域内的居民征收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来为区域内的教育服务融资；也就是说，这笔资金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
而我国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多样，既包括一般税收，也包括各种收费等等，教育部门得到的财政拨款，根本分不清这些钱是从谁手里收上来的。从公共选择的视角来看，人们通过集体决策机制为某种公共服务融资，其资金越是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那么公共服务供给中产生的扭曲就越少。也就是说，为教育征收的税费专用于教育，为医疗征收的税费专用于医疗，要比一揽子税费共同用于教育和医疗配置效率更高。
再次，通过房产税来为教育服务融资，缴纳房产税的家庭实实在在付出了一笔费用；而在我国目前的“学区房”制度下，虽然购买学区房的人比其他人多付出了“垄断租金”，但这笔费用总能通过再次出售学区房转嫁给其他买家，这一“垄断租金”从始至终都没有成为对口学校的经费来源。
因此，如果说美国的学区制以及学区房现象，虽然没有实现“劫富济贫”，但至少不存在“劫贫济富”；那么我国的学区制不仅徒有其表，而且在事实上存在“劫贫济富”的因素。
要想改变这种反向再分配的局面，有两种途径可以选择。一种是建立起类似于美国的学区制，通过房产税为区域内的基础教育服务融资。能够承担更高税负的家庭，其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承担较低税负的家庭，其子女享受普通教育资源。另一种途径，正如笔者在其他场合多次提到的那样(参见《经济学家茶座》第73辑《社会医疗保险的效率与公平漫谈》一文)，整个税收制度要从间接税为主转为直接税为主，并开征具有累进税率的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从根本上消除教育公共服务中的反向再分配因素。
原标题《学区房“天价”怪圈：教育公平为何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