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0日晚，在香港会展中心，再见Vicky Colbert。上一次见面，是在2015年的WISE峰会上，她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一见如故。两人在农村教育，尤其小规模学校发展上有许多共同语言。
她算得上全球教育工作者中的超级明星，拿遍教育和社会创新领域的各大奖项。今年9月揭晓，奖金高达390万美元的首届“一丹教育发展奖”再次把她和她领导的“新学校”模式置于焦点。在12月10日晚的颁奖典礼上，她穿着红色连衣裙，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手里接过了纯金奖牌。
过去40年，Vicky持续在农村教育上的耕耘，再获大奖，呼应了全球范围内对大规模提升资源匮乏地区教育的急切期盼，也证明了农村教育的巨大创新空间。喜闻她获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再次力邀她来中国，定下2018年之约。
今天，LIFE教育创新先为大家推出Vicky Colbert及其发起的“新学校”模式的第一篇案例介绍。
创立“新学校”模式的三驾马车
Vicky出生于首都波哥大的一个知识家庭，母亲是师范学院的教师。在本国读完大学后，Vicky去斯坦福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她说：“社会学家总是希望推动社会变化，实质的改变只能通过两种方式：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或者静悄悄的革命——教育。”
“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质量保障的基础教育，一个国家不可能有未来，我们不可能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平，民主，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回国后，Vicky进入教育部工作，她把学校视为国家转型的杠杆。
1970年代的哥伦比亚正处于内乱，农村学校基本是一校一教师，或者一校一教室，所谓义务教育只能维持到三年级。教师严重缺乏，读书靠死记硬背，管理靠体罚。
但Vicky遇到了一个名叫 Oscar Mogollón的人，他在潘普洛纳的一个实验学校当校长。他做了一件看起来几乎不大可能的事情：在一个混龄的课堂里让每一个学生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同时，把抽象概念的运用、操作性活动整合进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的公民素质、民主价值观和合作能力也得到提升。
当Vicky尚在校园时，“新学校”模式的另一位奠基人刚从美国来到哥伦比亚——1967年，新婚不久的Beryl Levinger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来到哥伦比亚东北部一个荒远的地方支援。那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倒是有老鼠经常跑来跑去。她被告知自己的任务是帮助当地农村发展，但具体做什么，要自己琢磨。20岁出头的Beryl之前除了上学，基本没做过其他事情，于是她决定把重点放在学校上。
但当地教育状况之差，令她惶恐。大多数情况下，由一个顶多初中毕业的女性看着整个学校的学生。教书就是把教科书抄到黑板上，学生再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
后来，她听说有一个人在开发适合小规模学校的教学法，就特地从哥伦比亚东北部跑到西北去取经。在那里，她遇到了Oscar Mogollón，这个具有神奇魅力和丰富经验的资深老师。她把从Oscar那学到的一些方法在当地10个学校里实验，竟然大获成功。此后，她的工作就是帮助当地农村教师转变教学法，把学生培养成自信自主的学习者。
结束在和平队的志愿工作后，Beryl离开了哥伦比亚。四年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又把她调回哥伦比亚。她的任务是提升小规模学校的质量，而她的合作伙伴竟然就是Oscar，以及从美国求学归来的Vicky Colbert。
他们三人形成了一个完美组合：Oscar 擅长研发，已经在实验学校做出样板，Beryl负责把这个模式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学校推广，Vicky 则充分运用她在社会工作领域的洞见和能力，加强学校与社区的联系，搭建整个学校的发展框架。
他们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让没有接受过多少正式教育的老师能接受新的教学法，并且成本得足够低。他们着手进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作一个结构化的、标准化的学习指南，用于指导教师在资源匮乏的小规模学校推行自主学习，获取实用技能，并且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在新的教学模式中，学生通常以小组形式学习，老师转变为学习的助推者，也逐渐成为受到家长和社区尊重的人。
“新学校”模式是什么？
这是一所在山上的学校，33个学生，4-11岁不等。不少学生要步行一小时才能到校。
图片来源： Steve Drummond/NPR
“新学校”模式的一个核心产品是把教材、活动手册和教学指南融合在一起的“学习指南”，每个年级一本，阅读、写作、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全部整合到一起。每一个学习单元都有配图故事、开放性问题、课堂内外的实操性活动等，就像一个简易版的PBL学习过程。这样的课程设计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学习，可称之为“低技术”，只需要纸笔就能完成的“个性化学习”。
“新学校”教室的典型场景是：学生大大小小，围着桌子坐成一圈，自主学习或者相互讨论。低龄段孩子或许在剪纸——把鞋子、盒子、扫把等物品的图片剪下来，与相应的单词配对。三年级的孩子或许在用尺子测量报纸大小，并且把特定内容剪下来。再大点的孩子可能在给图表中特定区域的方格涂颜色。当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后，会首先帮助小组的成员，或者年龄小的同学。
学生把单词和图片剪下来配对
图片来源：Steve Drummond/NPR
学习指南是高度结构化、标准化的课程，有利于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老师尽快上手，但又相当灵活。“新学校”模式最早的拥护者就是种咖啡的农民，因为学校允许孩子在农忙期间回家帮忙干活，返校后课程可以顺利对接。
学习指南中，家庭作业的设计也别具一格，它并非单纯课堂的延伸，而是强调“生存能力”和“社会技能”的学习。内容可能涉及疫苗、营养、食品安全、甚至如何区分感冒和严重的呼吸道感染。
比如，学习指南可能要求学生回家检查弟弟妹妹是否该打的疫苗都已经打了，或者跟父亲一起检查蓄水池是否盖严实了，以防昆虫爬进来。Vicky认为学校的学习要和常识、和真实的世界联系起来，与其学习‘埃及哪条河最长’，还不如学习‘怎样帮助我的弟弟妹妹不因腹泻酿成性命危险’。
窗边学生的牙刷和杯子
图片来源：Steve Drummond/NPR
低成本创新、生活教育是“新学校”模式的关键，但它还有其他特征：快乐、参与和温暖。
虽然学校地处偏远，但周边有树林、绿地和花丛点缀，倒也显得自然、生机盎然。教室里面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墙面贴着大量学生的作品，室内不乏艺术和手工材料。
今天教育创新者热衷谈论的另外一个热词“社会与情感学习”，在“新学校”已是无处不在。他们认为，待人友好的品格不是课堂教学培养的，而是在生活中获得的。西班牙语有一个词叫“"convivencia”，大意为一起生活的艺术。
每天，孩子们都相互给对方写小纸条，表达自己的感受，赞美、感谢和鼓励对方。比如：
“亲爱的纳塔莉，我爱你，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和我一起玩。
我希望你能好好洗个澡….以及书写更好点。谢谢你。”
学校重视民主价值，每个学生都通过选举，担任某种职位，从打扫卫生到捡球，都是一种责任和荣誉。孩子从低龄段开始就积极参与班级的事务，策划班级活动，从“和平周”到风筝节、科学节，都由学生自己策划组织。家长也积极参与学校的教学和生活，他们轮流过来帮忙打扫教室卫生，护理墙面地板，甚至帮忙做午饭。
课间活动通常以小组进行，鼓励友好与合作
图片来源：Steve Drummond/NPR
上世纪，哥伦比亚经历了常年的政治冲突，“新学校”实质上成为许多农村孩子的生命线。如果他们辍学，则很有可能被犯罪和武装力量招募。尽管后来政局趋于稳定，但吸毒、性犯罪、家暴和政治对立对青年人的威胁仍未解除。“新学校”强调的合作学习和同伴学习，也成为解决传统学校常见的校园霸凌的好办法，Vicky认为和平不是教出来，教室本身就是演习民主的地方。
她不希望“新学校”与贫穷划上等号，所以这个模式必须低成本、创新并且成为主流。她希望孩子感受到老师的关怀和激励、对自己生活的农村产生情感甚至自豪，获取向前生活的价值感。“新学校”的使命决定要将教育的影响延伸到课堂之外，因此家长必须积极参与孩子的学习过程。但最终是学生掌握着自己的未来，要做到这一点，他们从记录自己每天出勤的情况开始，老师不点名，如果学生要请假，则把家长的书面说明投到“请假箱”那里去。
1980年代，当Vicky担任哥伦比亚教育部副部长时，24000多所“新学校”都采用了统一研发的学习指南，政府大力推广“新学校”模式。但政府更替，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新学校”的推进遭遇挫折。1987年，Vicky放弃教育部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职务，成立新学校基金会，以NGO身份运营这个平台。后来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将“新学校”模式在巴西、越南和津巴布韦本土化。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估了拉美地区的教育后，认为哥伦比亚是除了古巴之外，唯一一个能把贫穷的农村学校办得比城市学校好的地方，并且认为这归功于“新学校”的模式。
“新学校”模式诞生于贫困的农村学校，但现在被认为可能是未来学校的模式，不仅在农村，甚至在发达城市和发达国家。Vicky说“新学校”就像灰姑娘一样，从最穷的地方出来，但到最后，大家惊叹，原来这是最先进的模式！
这是哥伦比亚咖啡产地常见的一所小规模学校
图片来源：Jared Wade
Vicky最初投身教育时就清楚知道，她不是要做一个“小而美”的项目，她希望影响整个国家。希望这个模式能经受住技术、经济和政治的考验。也就是实施简便、成本不高并且不易受到到政治政策的影响。
Vicky认为自己不是理论和新思想的创立者，“新学校”的模式不过是实践了源于皮亚杰、蒙特梭利、瑞吉欧和杜威的教育理论和思想。她说：“这些东西早就存在，我们也都熟知，但他们倡导的好的教育只发生在精英学校。”而她想要做的，是让农村地区的孩子也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
Vicky骨子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虽然她也乐于谈论“新学校”模式的社区化取向、价值观培养，但终究到底，她认为“新学校”是一个被证明能有效提升教育质量的解决方案。
本文综合了NPR,the City Paper, Finance Columbia的报道。
本文作者：马志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教育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