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来，北京全城进行“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近千个出租大院被清理拆除，原居住于此的外来人口将落脚何处?
（众多研究表明，为各个层次外乡人提供合理的落脚地是大城市应有的公共服务。图/视觉中国）
《财经》记者 熊平平/文 朱弢/编辑
环卫工人崔玲（化名）在北京工作了十年，如果南四环外的久敬庄57号院不拆除，她和爱人仍会租住在那间8平方米小房间里。如今，他们将搬到五环外南小街暂时落脚。在丰台区刘家村经营餐馆的明珠（化名）也要放弃经营多年的面馆，谋新的出路，她所在区域不复有往日的人流，周围的市场、出租大院全部清空，稀稀落落的人群也让她的生意难以为继。
崔玲和明珠是在北京谋生多年的外乡人，在北京的人口疏解大潮中，都面临着回乡还是继续留在北京的选择，经过权衡，二人都选择留在北京，未来何处落脚，成为他们要面对的困恼。
无论是北五环外的天通苑，还是南四环外的大红门，都上演着类似的景象：挖掘机、运货车忙碌作业，大片的房屋被拆除，从前的出租大院成为一片废墟。2017年以来，北京全城进行“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城乡结合部的近千个出租大院被清理拆除。
外乡人谋生不易
崔玲38岁，山东郓城县农民，十年前同丈夫一同来到北京谋生。“家里种粮食挣不了钱，北京有工作机会，我们村很多人都在这里工作。”崔玲说。
为了省钱，她租下了丰台区大红门地区的久敬庄57号院的一间平房，8平方米，每月租金600元。
崔玲的工作是清扫马路，月工资2500元左右，丈夫的工作是操作车床生产线，每天加班，如果不缺勤每月可拿到4000元。除掉房租和生活费，以及在老家读书的两个孩子的上学生活开支，夫妻俩每年能存下2万元左右。这是崔玲夫妇来京谋生的最根本动力。
久敬庄57号院位于南四环外，是丰台区著名的外地人聚集地，据估计租住总人数过万人，遭到清理拆除后，租户们像崔玲夫妇一样，向更远的地方寻找安身之所。
崔玲告诉《财经》记者，丈夫的工厂也因周边批发市场的停业、搬迁受到影响，基本没有订单，工厂将搬到河北。
与久敬庄57号院相同命运的出租院不在少数，明珠所在西南三环外的新村街道刘家村也在清理出租大院及民房。
明珠是河北人，53岁，22年前来到北京打工，夫妻二人现在丰台东路一出租大院旁经营面馆近十年。明珠说，这20年在北京干过很多活，卖菜、送货、扫楼道、当工厂工人，最后选择做餐饮，因为周边人流大，一家人挤在餐馆后房生活，每年能攒下近10万元。
这些年含辛茹苦，让明珠最引以为傲的是儿子摆脱了父辈的命运。夫妻二人将儿子送到南方一所重点大学读书，儿子现已经毕业，在南方找到了工作。“我还给儿子在他所在城市买了一套房，虽然在郊区，但好歹不用租房，比我们强多了。”
“清理整顿，不出租勿打扰。”一块醒目牌子挂在明珠面馆旁边出租大院的门前，走进大院，所有房间都已搬空，保安室门前黑板上写着“剩余租户请于10月13日晚搬离，上级单位会将所有房间贴封条，贴封条后室内不能进入”。
明珠告诉记者，面馆承租的门面属于经营性商铺，没被清理查封，但昔日邻居一个个都搬走，他们的生意也日益惨淡，唯有搬到他处。
据2017年2月北京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7.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7.2%。北京这一轮人口大疏解，受影响最大群体便是这807.5万外来人口中的低技能劳动人口。
崔玲称自己没有退路，必须继续留在北京谋生。“不是我们不愿意回家，主要是老家没有挣钱机会”，崔玲在老家的两个孩子每月都需生活费以维持学业。还有另一层原因使他们难以离开北京，“我们两人在北京交了八年的社保，如果回老家或外地，转社保的手续繁琐，外地的养老金也都没有北京高。”
明珠也出于同样的原因选择继续留在北京，虽然未来的生活成本将增加不少，生活压力更大。
出租大院的历史
整治城乡结合部是北京2017年至2020年“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十项重点工作之一，清理、拆除出租大院是该项工作的核心。
（资料图）
崔玲此前租住的大红门久敬庄地区经数次拆建，见证了北京近30年来多次控人浪潮。“以前上下班高峰时，通久路满是人流，夜间57号院灯火通明，外边街道都是吃东西、遛弯的。”一位居民回忆起久敬庄57号院往日情景。如今站在该大院地址上，一片废墟，房屋拆除后的固体垃圾全部覆盖上了绿色苫布，其间浮现的残破家具证明了曾经的居民生活景象，远处的挖掘机在浓雾中作业。
久敬庄57号院位于丰台区和义街道，南四环路与五环路之间，占地面积145.4亩，是北京市民政工业总公司下属企业北京市精佳园机械厂属地。2008年厂方开始出租厂内土地，承租人陆续建设了大量出租屋，经过近十年发展，形成5个出租院。因为久敬庄57号院与四环内外的多个批发市场距离均在2公里内，房租便宜，最多时吸引了约1.5万人租住于此。
丰台区和义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士表示，经过两个月的疏解，久敬庄57号院已全部清空并拆除，未来将在拆除的大院上建设养老院和已经规划的久敬庄路、天坛南路。
据久敬庄57号院不远的北方世贸轻纺城是北京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曾经是大红门商圈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目前关门停业，门口放置着沧州明珠国际轻纺城大幅招商海报，市场负责人透露，轻纺城将搬迁至河北沧州。
当地人告诉《财经》记者，久敬庄地区素有外地人聚集的历史，“改革开放初期允许劳动力流动时，大批浙江人来北京第一站就是久敬庄地区。”
上世纪80年代初，只有少数浙江人在南苑地区做服装加工，后由“师傅带徒弟”“先走带后走”，逐渐发展壮大，从海户屯到周围26个自然村，从木樨园到大红门，从马家堡到成寿寺，南城聚集了10万浙江人，被称之为“浙江村”。
1994年，温州人在久敬庄建造了供外来人居住的金瓯大院，并成为当时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出租大院。大院占地60亩，建房1000多间，可容纳3000余人。金瓯大院建造者卢华飞曾对媒体称，金瓯大院在当时探索出了一套治安管理与产业集群的管理模式，居民日常生活遇到问题由“院主”负责解决，并建立了大院管理委员会，下分若干组，设有财务、治安调解、消防、电工维修等，还聘请了17位专业保安人员。同时，他将大院按经营情况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如夹克、时装等。
在当时，这套管理模式不仅解决了外来人口治安问题，还为产业聚集提供了优势区位条件，因此，类似于金瓯大院的院子在全北京迅速复制。
政策在1995年出现了变动，国务院连续下发了多份关于全国流动人口管理的文件，北京首当其冲。在持续的清理运动中，金瓯大院被拆除。但此后数年，却形成“清理—搬离—回潮—再清理”的循环。久敬庄57号院正是在过往多次清理中幸存下来的。
当地多位老居民见证了外来人口大院的兴衰，在他们看来，外来人口的需求还在，只要有空间，外来人口还会聚集，新的出租大院可能再次形成。
公开资料显示，在全北京城，类似久敬庄这类规模巨大的出租大院有50多个，数百人的中小出租院有上千个。
人太多了吗？
按照政策预期，疏解人口是为了解决当前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公共资源紧张、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
然而，不少研究城市规划和治理的学者认为，疏解人口与治理“大城市病”之间存在矛盾之处。
水资源是北京市控制人口规模的主要依据。据2017年9月29日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第十四条，“按照以水定人的要求，根据可供水资源量和人均水资源量，确定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到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指出，2001年至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由1385.1万人增长至2170.5万人，GDP总量由3708亿元增长至23014.6亿元，全年供水总量由38.9亿立方米减少至38.2亿立方米。即人口增长57%，GDP增幅达521%，但城市总水量不升反降，其中工业用水量、农业用水量均大幅度下降，生活用水量虽有增长，由于居民用水量有规模经济特征，其上涨幅度却远远小于工农业用水量下降的幅度。“2016年北京的农业用水量相当于800万居民的用水量”，陆铭称，“即使以水定城，北京的人口也可以上升到3000万以上。”
“城市承载力是一个伪命题。”陆铭表示，“洛杉矶就是一个沙漠城市，城市80%供水量由外部运输，但它依然发展得很好。”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亦表示，用资源条件研究城市承载规模的方式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完全是由资源条件建起来的，是按市场条件建起来的，而且市场机制对城市发展作用比资源的作用更大，“关键要看市场，只要有吸引力，城市多可以做大。”
多位学者表示，通过疏解人口治理大城市病是逻辑悖论。比如大气治理，只有三分之一的污染是北京自己造成的，其他则是河北、天津等周边工业区的输入，空气污染与被疏解人口并无必然关系。陆铭还提醒，一个河北人在北京谋生多从事服务行业，如果被疏解回乡，由于产业结构差异，多会从事制造业，“这么看更是增加了污染排放”。
疏解人口的另一个动因是缓解交通拥堵。“根据世界经验看，越疏散交通越拥堵。”陆铭说。
从目前的人口疏散效果看，是将中心城区的居民疏散至郊区，由于工作场所多集中在市中心，疏散人口加剧“职住分离”，再由于例如优质小学也多集中在市中心，在学区制度下，众多家庭在学校周围买房获得入学资格但居住在较远地区，由此导致“居住与公共服务分离”。这两种分离，将会因为更多人花更多时间在路上，从而导致交通更加拥堵。
此外，北京市的道路规划为宽马路、低密度，这也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欧洲很多城市规划则是“小街区、窄马路、高密度”，将居民的生活半径考虑在500米至1公里内，即居民在较近范围以内即可满足生活的各类需求。
袁崇法表示，城市病是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内生问题，“只要经济出现波动，或制度上管理不到位，或管理机制不完善，城市病都会发生。因此，城市病的治理需要长期治理、常态化管理，而不是靠赶人就可以完成。”
也就是说，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是可以通过完善规划和公共政策等方式来治理的。
摆在崔玲、明珠二人面前的一个难题是，更换居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崔玲算了一笔账，她和丈夫的工作都在大红门区域，久敬庄57号院这类出租大院被清理拆除之后，当地租房价格已经过千元，楼房房租更贵，而如果像周围人一样搬至六环外居住，房租虽便宜，但每天通勤成本会倍数增加。
《财经》记者走访北京多个城乡结合部，众多外来人口表示，虽然遭到清理，但他们并不会离开北京，“能在北京挣到钱的，多半都不会离开”。
近30年北京的调控人口浪潮中，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像崔玲、明珠这样的低技能劳动人口，他们主要承受着生活成本的攀升、工作的变更和失去，以及熟人圈的瓦解等影响。
关于如何在大城市落脚已有学者大量研究，众多研究表明，为各个层次外乡人提供合理的落脚地是大城市应有的公共服务。
美国著名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认为，对待贫民聚集地不应简单地清理疏散，消灭贫民聚集地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至多是把贫民聚集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并破坏了孕育在贫民聚集地的上进、努力改进的社区，抑制了好的社会力量。加拿大学者道格·桑德斯在对全球数十个城市的贫民集聚地进行研究后发现，对于一座城市，城市政策制定者如何对待外来人群，将塑形落脚城市，这些由底层人口聚集的社区，可能会是下一个经济与文化的诞生地，但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冲突的爆发地。
伦敦、东京经验也值得中国城市管理者借鉴。伦敦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人口疏解”后，当前又重新努力让人口回到市中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东京也采取过“首都功能分散计划”，将一些产业、大学等单位外迁，但政府很快发现，东京人口在当时确实有小幅度下降，但对城市发展没有好处，对整个日本经济的增长也无益处，因此日本放弃了这一疏解政策，东京人口又恢复增长。
如今东京都市圈人口数量达3700万，但并未暴露出严重的“大城市病”。
“单纯疏解人口会给城市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低技能服务业从业者的生活成本增加，那又会传导至所从事行业的劳动工资，进而增加整个城市的成本。”陆铭说。
（本文首刊于2017年11月1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