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历时三年，共同完成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CSDIS: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12月在京发布。CSDIS 2017 年度报告对中国的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西藏自治区因数据缺乏未选为研究对象）与70座大型中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表现进行了排名。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郭栋博士表示：“没有测量就没有管理。要想解决和管理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有测量工具。这是我们设计CSDIS的原因。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而我们应该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因为环境的破坏影响了我们的生产生活。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管理项目副主任Satyajit Bose于欢迎致辞中讲到：“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只选择一个指标肯定是不全面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到数字，而且要看到质量。CSDIS有五个基本原则，第一是透明度。我们要确保所有人都能够明白指标的根基，它们的价值有哪些以及权重是多少。并且，我们的排名是可以进行严格复制的，这也是在所有科学当中所采用的方法，任何的科学都需要做到这一点。第二大原则是要给予规则的数据完整性的检查，这也就是我们使用统计的方法，尽可能的将数据的异常所产生的影响降之最低。我们关注到可持续发展方面有很多的排名，其中可以改进的最重要一点是不把权重强加给指标。于是，CSDIS就基于数据稳定性计算指标权重。因为相较于较稳定的指标，具有很强波动性的指标不能给我们较完整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设计权重的时候也考虑到各个指标基本的波动性情况。”
研究表明，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沿海城市的发展可持续性排名也相对靠前。与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城市相比，沿海城市有更好的环境质量。在大力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中西部城市面临着严峻的环保压力，资源环境、消耗排放、环境治理等指标相对落后，导致他们可持续发展水平排名靠后。例如石家庄、郑州等城市近年来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污染治理及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环境治理的任务仍然艰巨。
2013-2016年，可持续发展排名上升的有36个城市。大幅上升的有惠州（17位）、徐州（10位）；排名下降的有31个城市，其中大幅下降的有丹东（15位）、大连（14位）、牡丹江（13位）、太原（11位）、沈阳（11位）、呼和浩特（11位）、海口（10位）。
城市发展不均衡度
从经济发展、社会民生、资源环境、消耗排放和环境治理五大分类指标来看，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大部分城市区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都存在短板，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很大。下图柱形下底边表示五大类的最低排名，上边表示五大类的最高排名，高度表明五大类排名的极差。以可持续发展综合排名排在首位的深圳为例，其在消耗排放和环境治理二大类一级指标排名第1，但在社会民生类排第66（其中“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重”排第64，“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排第60，“房价收入比”排第63），显示出较高发展不均衡度。
五大类一级指标各城市主要情况
经济发展：中国东部沿海的主要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最佳。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在经济表现方面一直是排名前列的城市之一。贵阳市虽然过去一直是欠发达地区，但近年来经济发展活跃，经济增长速度名列前茅。“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乌鲁木齐市作为重要战略支点，第三产业发展充满活力，经济发展排名提升较快。郭栋表示：“可持续发展并不是说要放弃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和GDP的关联度达到73%，与人均GDP的关联度达到86%。很高的关联度说明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对排名相对性和权重计算的重视确保了CSDIS的科学性。我们把单项指标的排名叠加，而不是叠加原始数据，这样不管绝对值到底差别多远，在排名上差别是很有限的。这样对二三线城市更加公平，也更符合现在最前沿的研究，因为大众对可持续发展对幸福感的认知是偏向于横向的，而不是时间纵向的。虽然今天的生活要比三四十年前要好，但研究表明现在的人幸福感并不一定比当时高。我们在选择权重时更注重时间和地域的稳定性。在时间上变动比较大，或者地域上变动比较大的指标的权重就会相对小一些。这样就鼓励最持久的、稳定的、全面的发展模式，同时要是变化幅度比较大的指标，在数据的采集方面会存在一定的问题。选择加入这些指标可以鼓励更多的城市收集这些同样很重要的指标，而不是一味的有什么指标就用什么指标。”
社会民生：在社会民生方面排名靠前的城市大部分都位于内陆。除武汉和乌鲁木齐之外，其它在社会民生方面领先的城市均位于经济发展排名前十开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并不是同步，这说明一些城市过度关注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民生。这一定程度反映了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资源环境：与人们普遍认知一样，资源环境比较好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省份，这些城市一般生态环境比较优良，自然景观比较丰富。
消耗排放：在资源有效利用，如水和能源、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废水排放量等指标表现突出的城市多数是大城市，这些拥有重要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心在资源节约及排放控制技术方面也一直保持前列。
环境治理：深圳、上海和杭州等沿海及主要旅游城市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的资源及努力较多。此外，济南、武汉、成都、石家庄、天津、郑州和沈阳虽然都是环保压力较大的城市，特别是在空气质量方面，但是在环境治理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努力，排名靠前。
国经中心改革开放处处长张焕波介绍：“通常来说可持续发展包含三方面，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社会资源，我们把资源拆分一项拆分为三项，一共五项，资源环境代表生态环境的水平，消耗排放是人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染物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环境治理是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正面影响，包括我们采取各项治理污染的手段，包括我们提高资源效率的生产方式正面的影响。经济发展和消耗排放的关系，通过更好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来降低能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降低资源消耗。社会民生也可以反过来如果提倡节约，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影响消耗排放。这五个层面是互相影响的体系和系统。经济发展好了，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反而更有利来促进环境治理。
就省级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来讲，五大指标体系每一个里面有六七个左右的二级指标体系。像经济发展我们既考虑了产业结构，像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考虑了创新驱动的情况。因为把研发占GDP的比重包括全员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指标放进去，同时考虑到经济的稳定性，经济不能发生大的波动危机，把失业率和增长率也考虑进来，每一个层面经济发展我们认为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可以用这几个指标来衡量。”
4个直辖市及东部沿海省份的可持续发展排名比较靠前。以2016年为例，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重庆、陕西、广东、湖北、福建等省市位居前10位。北京、上海、天津、江苏、重庆、天津等省市五大类一级指标较为均衡，除了资源环境方面不太占优外，经济社会、环境治理等方面都走在前列。宁夏、甘肃、新疆等省份排名较为靠后，可持续发展水平不高。东部地区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分列前三强。中部地区湖北排名最高，该省份从2013年的第14位一路升至2016年的第9位。西部地区除了重庆排名第6位，在其余的省份中陕西省排名最高（第7位），该省五大类一级指标都相对均衡，其中“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单位二三产业增加值所占建成区面积”及“每万元GDP水耗”在各省中排名前10位。
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权重
CSDIS的设计希望达到三个方面的目标。一是能够支撑中国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承诺，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提供决策依据。二是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程度进行监测和评估，为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战略规划提供决策支持。三是对省级和市级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考察和考核，为健全政绩考核制度提供帮助。
CSDIS的设计吸取了中国和国际现有框架的经验，并涉及经济、环境、社会和制度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CSDIS由如下五个主要领域构成：1）经济发展；2）社会民生；3）资源环境；4）消耗排放；5）环境治理。城市的5个类别共包含22个指标，省级则包含26个。
省级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权重
此外，100余名政、企、学界专家和媒体朋友出席了发布及研讨会，并就CSDIS 2017年度报告开展了深入探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于欢迎致辞中讲到：“我们希望构建一套能够支持GDP的指标体系，从另一个角度更多把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环境管理、消耗排放以及环境治理这些领域都覆盖住。要做这项工作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当你用这一套指标对各省、各市进行排名的时候，可能会吃力不讨好。因为一项指标毕竟是用数据在说话，用一些模型、参数来说明一个地方发展的问题。它衡量的不仅只是生产规模或者资源禀赋，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十九大以后，中国已经明确提出我们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粗放的传统的发展方式将由一种新的高质量的发展方式来替代掉，这个质量既包括发展速度，也包括就业、环境、收入增加、福利改善、环境宜居等等一些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项探索就显得非常有意义，话说回来，这种事虽然是出力不讨好，但是出力不讨好只要有利于中国今后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这种活我们要担当，要去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表示：“今天发布会的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呼吁全社会共同落实这些成果或者这些指标。再有，如果未来能够连续发布，我们自己想评估这套体系是不是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我们希望建立常态化、动态的机制。现在有一个初步的设想，明年我们想把全部的成果通过比如说出版的方式，像中国可持续发展蓝皮书这样的方式，结合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专业研讨会，或者是地方的一些相关活动，积极发声，公布我们的排名，接受各方的检验，来不断地凝聚大家的共识，使我们这套初步的体系能够在实践当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和落实，切实推动我们这一套可持续指标体系的各项目标的实现。”
北京公众与环境中心（IPE）创始人、主任马军对指标体系表示赞同并提到“我们需要找到司法机制之外的一种替代型的推动执法的方式，应该通过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才能实现。在可持续发展管理过程当中，整个环境治理中间虽然复制了西方的法律法规，但是由于司法体系还不能完全像西方那样能够起到推动执法的作用，所以现在在这方面由于地方对环境保护的干预，造成了执法不严、违法成本严重偏低，市场和环保还是呈现较为对立的一种状态。在2006年IPE建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之后开始做全国环境数据库，希望首先协助公众能够知情，进而能够有效参与。通过“蔚蓝地图”手机应用，公众不但可以获取信息，而且结合微博微信去进行举报。这些微举报又推动了数以百计最大的一批钢铁、火电、水泥、化工这些企业去整改。通过各界的广泛参与，结合政府强化执法，现在整个环保的执法形势还是向好的。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马国霞提到“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国情，我们是人口大国，而且是发展中大国，资源环境的压力很大，这些都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方面。规划院一直在进行原环保局和统计局最开始合作开展的绿色GDP核算。绿色GDP是非常综合的复杂系统，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数据的持续性，数据的滞后性和数据部门之间的交叉性。但是我们国家领导在一些方面对于可持续发展一直在坚持，在推动，而且各个部门也一直在做，环保部也是做最大的努力进行改善，还是相信我们国家是越来越好。”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闾海琪首先赞扬了CSDIS对于指导地方是很有帮助的，并且是具有启发意义的。闾主任认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很重要，我们一旦把这个理念树立起来，借用我们现在比较时髦的话，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对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加强统计能力建设也是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的方面。指标体系数据采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可能一是数出多门的问题，二是数据不一致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是国家综合统计体系的组成部分，部门为了自己管理需要也会做一些部门统计，中间可能存在交叉的情况。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统计法规定的凡是国家统计数据要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为准，所以国家统计局就担负了更大的责任。因为它本身还是一个协调者，需要做好一些规范和协调的工作。部门来讲，可能需要对现有的调查统计、指标发布应该有清晰的了解，避免重复调查和重复发布。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到了完善统计体制，对统计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全面的要求。”
绿色消费与供应链联盟执行秘书长周卫东更关心的是如何能够让指标体系在地方政府的领导在制定激励政策时能用得上。他认为：“评估也好，评价也好，从我们工作的对接上考虑，对于一级地方政府实操的人来说，指标体系是要有引导性的，引导他怎么去改善，怎么去借鉴。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激励机制，当所有的指标激励机制传递到各局和部委的时候，让他们有针对性的对接指标。我们指标体系要与时俱进，与国家的宏观政策相结合。我现在这个机构是环保部下面叫绿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联盟，起到连接政府和产学研三方面的连接渠道，以人为核心，打通渠道，传递政府的最新政策，同时建立大家相互交流，做解决方案的平台。关于怎样能够共享共链，我们需要1，加快推进环保税法的执行；2，补贴节能环保企业；3，严惩不合格企业和个人，加大透明度。
世界未来委员会中国首席代表陈波平赞扬CSDIS选择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几个重要的维度的重要指标来指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对于后续各省和各城市推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示意义。她表示：“如果我们推动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非常强大的撬动力量。现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很好的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分散在世界各国。除了制定新的政策外，我们吸引促进国家之间政策层面的更多的交流，互相借鉴和学习，尤其是已经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证实确实有效的政策，将会是有效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世界未来委员会每年评选未来政策奖会选择不同的围绕可持续发会展的主题，把值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来借鉴的，已经证明有效可行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向世界的其他地方推广。此外，各国间政策落实的过程也对彼此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比如说海绵城市，我们缺乏比较细的政策激励，但是可以借鉴别的国家是怎么具体激励企业和居民参与到城市可持续发展当中，比如像德国的雨水收费制度。”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政策研究部主任张慧勇对CSDIS的成果表示肯定。他认为：“大家在计算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某个城市或者某个区域的性别平等问题，比如说女性或者是少数主义，如何参与公共决策，或者他们如何参与的，参与情况是怎样的，或者是青少年绿色教育，因为地球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的消费行为和观点真正决定我们中国未来的走向。我们的绿色发展理念从全社会层面来说是不足的，有人知道环保和绿色发展很重要，但是在做权衡的时候很艰难。另外很多人还是认为绿色发展、环保是经济的负担，但其实不是。我们传统的工业和绿色发展的区别就在原来传统的工业文明是高成本的文明，没有把成本完全计算进来而已，如果计算进去，发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才是低成本的经济，这个观念是一定要教育进去的。如果用市场给生态资本定价，这样就会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会支持中国绿色金融的蓬勃发展。我们去年和阿里研究院做过统计，整个在去年的网络消费中，大概有16%的人愿意购买绿色的或者可持续标志的产品，而且愿意付的溢价是30%。这个数量在急剧增长，这就给我们整个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带来强大的基础力和支撑力。我们的政府、企业、公众大家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