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王彦入（凤凰WEEKLY）
编辑 │ 李克难（凤凰WEEKLY） 秦旭东（腾讯新闻）
丧失了视觉，盲人还能做什么呢？在内地主流观念中，视觉的丧失意味着一项基本生活能力的丧失。按摩、音乐、乞讨，似乎是为数不多的剩下能让盲人从事的职业。针对盲人的特殊教育制度也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
在技术条件不够发达的过去，这样的观念似乎有一定的理由。但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借助已经成熟的读频等辅助功能的发展，视障人士能从事的职业已远远超出了传统观念中的领域。从编辑到程序员、从化妆师到律师、从歌手到演员，今日视障借助技术手段和团队合作能从事的职业已得到大大扩展。
在今日的互联网时代，视障人士也并未被抛弃。借助技术的帮助，他们一样能够从网上获取资讯、点外面、或玩游戏。尽管可能仍会存在各种不便利的状况，但身体的残障越来越多地不再成为他们的“悲惨遭遇”，更多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
CEO、主编，化妆师、网购爱好者
◇ 蔡聪，10岁时因激素类眼药水副作用导致的药物性青光眼，视力仅剩下0.02，从此成为“视障人士”。
“盲人怎么用手机，刷微博？是不是有特殊手机？”“盲人怎么发表情呢？”“盲人接吻的时候……？”
“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合伙人蔡聪的微博置顶了13个常被问及的问题。在内地的刻板印象中，像蔡聪这样的残障人士常被贴上“什么都干不了”的标签。
“关了灯不都算盲人？”谈及接吻，蔡聪反问。
“其实，省略对视环节，伸出双手，端住下巴，嘴唇对齐，让开鼻子，同时张嘴，双唇收缩，闭嘴大吉。有意者可进一步伸出舌头，直到视线变得模糊，噢，这句不用唱了，直到无法呼吸。”被称为“段子手”的蔡聪，习惯用戏谑地方式问答问题。
因在综艺节目《奇葩说》一辩而红，蔡聪及其倡导的观念“残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逐渐被大众熟知。他在各类场合反复强调，失去视力只是减少了一种认识环境的角度，还有其他的感官、认知方式可以代偿。
“网红”身份之外的蔡聪是公益基金会的CEO、杂志主编、非视觉摄影培训师。他用普通的苹果手机玩微信、上微博，用普通的电脑写字发文。
每天清晨，蔡聪与他的同事，从北京城的各个方向聚集到南三环边上这座略显陈旧但干净整洁的小区。他们的大本营——“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以下简称“一加一”）就在小区某栋楼两套相邻的单元房里。他们有的是全盲，有的是低视力，在这里从事着与大多数内地视障人士所从事的按摩职业不搭边的工作：财务、广播员、速记员、培训师、项目负责人等等。
进入蔡聪的办公室，“叽里咕噜”的语音时常从他本人或其他同事的手机里蹦出来。这不是什么特制手机，如果你用iPhone，打开系统设置-通用-辅助功能，第一项VoiceOver，选择开启。如果你用安卓手机，照例，系统设置-高级设置-辅助功能，第一项TalkBack，选择开启。便完成了语音读屏的设置。
通过读屏软件，在手机里显示为文本的内容，会被类似Siri的声音以若干倍速度念出来，标点、表情、英文也会被朗读。微信里，常用的“笑脸”“哭笑不得”“吐舌”表情，会被描述为“眯着眼睛露齿而笑”“笑出眼泪”“调皮吐舌双眼紧闭”。声音是视障人士了解世界的另一个维度。
蔡聪的办公桌上，有一台普通的电脑。身为杂志主编，他需要为网站、公号写稿、审稿。双拼、全拼、五笔，几种输入法，他切换自如。
中文世界充满同音词，为方便“以听代看”的蔡聪们轻松打字，软件用了十分贴心的解决方案。比如“工艺”和“公益”，每个字在候选框里都会添加相应解释的提示，如“工人的工，艺术的艺”和“公共的公，利益的益”。
◇ 借助读屏软件，蔡聪能自如地使用电脑、手机完成日常工作。图为蔡聪日常办公场景。
6月7日，第一天高考结束，蔡聪临时接到写作任务。他在座椅上坐定，双手在键盘上快速敲击，搜集材料，组织语言。几小时后，这篇名为《2017高考进行时，为何使用盲文试卷的视障考生这么少？》的文章在公号发表。文章约3500字，用读屏软件“阅读”，大约需听五分钟。
前几年，蔡聪与同事操办起“非视觉摄影”。其灵感，来自于英国一个名为“Photo Vioce”的项目，意为“图片发声”。该项目会在全球各社区，寻找里面的边缘群体，比如贫民窟的孩子、吸毒者、性工作者，让他们用影像去记录、表达自己的生活。
在此基础上，蔡聪所在机构对其进行了改良，意在让视障人士勇于拿起相机，表达生活。“盲人对周围环境不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力，比如触觉的、听觉的、嗅觉的。”一加一创始人这一的傅高山说，他们希望用类似的行动，去改变公众心中“盲人不行”的刻板印象，“看不见，但一样也能拍照。”
与视觉摄影要求光与影的艺术不同，非视觉摄影更强调“你敢于拿起相机，拍你所思所想所感”。当然，基本的摄影技巧也需掌握，如何对目标物取景、如何按下快门，在传递理念的同时，蔡聪与同事也会教授适用于他们的基本要领。比如，在相机模式转盘上贴个小标记，以方便定位。比如，将相机放在额前、胸前，稳定机位。
起初，很多视障人士“连相机都不敢摸”。因为从小被灌输的概念是“你别碰、坏了赔不起的。”蔡聪说，“从小被吓的。”
蔡聪与同事会给初学者定拍摄主题，比如“夏天哪儿最热？”“你感受到的热是什么？”
“视觉里，热要怎么拍？（可能是）大太阳。”傅高山说，但在非视觉摄影里，“他会拍空调的外机、过街的扶手。因为那是他平时听到、触碰到的，感受到的。”
2012年，培训团队来到西藏。在一所盲校，蔡聪们定下了“最讨厌的——”主题。一位盲孩子来到教学楼外，对着前方一座高楼，按下了快门。“因为西藏冬天很冷，盲人要摸盲文，手必须伸出来，前面的楼房挡住了照往教室的阳光，孩子们感觉特别冷，所以认为那是‘最讨厌的楼房’。”
类似的尝试，蔡聪做了很多。目的只有一个，传递他们一直倡导的理念，“残障不是缺陷，它只是我的一个特点。”特点的有与无，不影响他们与普通人一样，生活、工作。
◇ 为鼓励视障人士勇于拿起相机，表达生活。蔡聪与同事操办起“非视觉摄影”。依靠诸如触觉、嗅觉等感官，来与世界互动交流。图中，蔡聪正在为视障小朋友传授摄影经验。
2013年，中国残障领域的第一本社群杂志——《有人》正式诞生。一位名为肖佳的江西姑娘，在一次关于“女性按摩师职场性骚扰”的征稿中，向《有人》杂志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而后与杂志主编蔡聪结缘，成了他的妻子。
肖佳也是一名视力障碍人士。高一那年，因视网膜色素变性，肖佳的视力慢慢消退，至今只有少许的光感，眼前不时出现“电视坏掉以后的雪花状，一闪，一闪。”
失明前，肖佳的打算是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失明后，一切都被打乱，她被送到盲校，毕业后开了一家按摩店，当时，她以为那是最好的出路。
后来，多少因为蔡聪，她来到北京。机缘巧合下，认识了一位美妆老师。她重拾旧日画画的梦想，只是这次，画笔换成了化妆笔，脸颊，成了她的画布。
盲人化妆，自需一番探索，在过去几年失败、重来、失败、再重来的反复中，肖佳总结出一套无需镜子也能完成的速成上妆法则。
挤出四分之一指甲盖大小的粉底液，将双手中指、无名指互相摩擦，粉底均沾。之后，四指像弹钢琴般在脸颊上快速掠过，点出密集小点，肖佳称之为“满天星”。
眼窝、鼻窝、嘴角、发际线、耳后、下巴等容易忽略的位置，一定“点匀”。点开后，双手四指指腹轻拍脸颊，将粉底拍匀。
为防止出汗晕妆、脱妆，用粉底刷轻沾散粉，在手背刷匀后，自发际线往下颚角、脖子均匀地刷，左右各几次，一个服帖的底妆便完成了。
以上全套动作，肖佳几乎每天都会重复。画眼线、着眼影、刷睫毛，她已驾轻就熟。如今，肖佳是一名视障美容顾问，通俗来讲，就是盲人化妆师。
看不见，并不影响她的业绩，很多客人找上门，寻求肖佳的化妆经验。“将食指横放在眼前，慢慢靠近睫毛根部，轻轻从下往上拨弄睫毛，找准感觉，再换上睫毛刷，刷一遍，要快。”在工作室里，她向来客演示刷睫毛的技巧。
每个工作日，肖佳独自从南三环家里出发，换乘两趟公交车至单位上班。她右手握着红白相间的盲杖，沿着马路边，有节奏地敲击路面，靠盲杖扫过地面的触觉以及不同的回音判断路面状况。左手则拖着一个近二十斤重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她上班所需的电脑、化妆包等工具。下公交，上天桥、下天桥，过一段马路，进入大厅，再乘坐电梯至9楼。这段路，肖佳熟悉极了，每一个转弯、上下台阶，她都果断准确，没有一丝迟疑。
失明前，肖佳就喜欢在厨房“捣鼓”，洗菜、切菜、腌肉，她早已驾轻就熟。拧开燃气灶、放锅、放油、油温上升、下菜。她不用抽油烟机，等一阵，便用手轻轻扇一扇，闻到不同层次的味道，她才能判断火候是否恰当以及菜品的生熟程度。
与所有女生一样，偶尔她也网购。手指在屏幕上快速刷过，伴随着读屏软件“叽里咕噜”的语音提示，选定商品，放入购物车、提交订单、付款购买、一气呵成。
除了按摩，我还能唱歌、演戏，当记者，做培训师
“芒果，上班了。”王志华从工位上站起来，熟练地对侧后方的拉布拉多犬说到。“芒果”是这只导盲犬的名字，今年四岁半，由大连导盲犬培训基地培育。2015年，在排队三四年后，王志华如愿领取了“芒果”。
◇ 王志华与他的导盲犬“芒果”，可以说“芒果”就是他生活中的眼睛。
目前，中国可能有1731万的视障人士，但服役的导盲犬大概只有一百二三十只。它们由政府投资、社会捐助共同支撑其培训经费，每一只都造价不菲。由于数量有限，申领者需具备各项考核条件，足够幸运的话，等上几年，能成为万里挑一的导盲犬主人。
听到王志华的指令，原本趴着的“芒果”闻声而起，蹲坐在地上，它知道自己即将进入工作状态。王志华熟练地来到“芒果”身旁，蹲下，给它穿上导盲鞍与工作服，一切就位。
“芒果起来，芒果找门”，王志华右手拎着公文包，左手握着导盲鞍，灵敏的“芒果”在前方带路。它轻巧地绕过办公室里的椅子，穿过几道大门，领着王志华一路向前。
王志华不放过任何一个向大众普及的机会：“路遇导盲犬，请做到‘四不原则’，不呼唤、不拒绝、不抚摸、不喂食。”那会妨碍导盲犬的指引工作。
但现实中，故意玩弄导盲犬、拒绝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的事时有发生。有一回，王志华牵着“芒果”走在地铁里，一姑娘突然拍拍他肩膀，凑近了提醒，“旁边有一男的，踩你狗的脚。”
王志华转身质问，对方不紧不慢地回答，“我就看它咬不咬我”。
还有一回，正在路上走着，“芒果”突然晃悠起来，左晃一下，右晃一下，王志华不明就里，开始训它。训斥没用，“芒果”停下来不走了。王志华这才感觉到，前方一路人故意挡住了导盲犬去路。“旁边路很宽啊，我就问他，你干什么？他说，就想看看‘它’到底管用不管用。”
“我善良一点，会觉得这个人是无知，这是我宽容，如果往坏里想，”王志华顿了顿，“这个东西就没法儿想了。”
如果说，被占用的盲道、没有提示的交通灯等不完善的无障碍环境尚可通过人力勉强克服，但旁人赤裸裸的异样眼光，让视障人士无力招架。
无意的中伤与直接的排斥，硬生生将有心融入社会的视障人士，再次逼回隔离状态。“当我们谈无障碍的时候，最大的障碍，其实潜伏在我们的脑袋里。”蔡聪说，不是不能，是被不能。
王志华如今是一名职业的培训师。但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另一重身份——演员王志华。
2014年11月，由娄烨导演、改编自毕飞宇所著同名小说的电影《推拿》，在国内正式上映。这部聚焦盲人推拿师这一特殊群体的电影，讲述了“沙宗琪推拿中心”里，盲人推拿师喜怒哀乐的故事。
◇ 电影《推拿》中的王志华。
初次“触电”的王志华，扮演“沙宗琪推拿中心”的合伙人张宗琪，该推拿中心的另一合伙人，是秦昊扮演的沙复明。郭晓冬、梅婷、黄轩等演员分饰其他工作于此的盲人按摩师。
与诸位知名演员合作前，王志华的身份，是艺术团团长、朗诵演员、歌唱演员、电台主持、记者。再之前，他是一名盲人按摩师。
先天失明的王志华，中专毕业后，曾在一家按摩店一连干了四年。
按摩店单调枯燥的生活，逐渐消磨掉王志华本就不多的耐心，他准备逃离，“我就觉得，如果坚持下去，我这辈子，就只能关在那个小黑屋子里，晚上在那个（按摩）床上睡觉，白天围着那个（按摩）床转，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下一站，他瞄准了音乐。“为什么学音乐呢，因为我从小喜欢。另一个层面来讲，就是没有别的选择了。盲人上大学，就那几所，专业呢，不是推拿，就只剩音乐表演。”
“没办法，不喜欢干那个，这个还稍微有点喜欢，就读吧。”四年的按摩生涯，王志华一边工作，一边为考取音乐表演专业做准备。
先后两次参考的他，2004年如愿被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音乐表演系录取，开始学习美声唱法。
自那之后，王志华频频站上舞台，翼领衬衫、条纹小领结，外搭修身西服，镁光灯打在身上，他看上去自信满满。过去推筋疏络的一双手，改握话筒后，仍然沉稳有力。每每开口，浑厚、柔和、富有磁性的嗓音一出，台下掌声雷鸣。
囊括各类朗诵、歌唱奖项自不必多说，2011年，王志华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了个艺术团，除了朗诵演员、歌唱演员，他又多了一重身份——艺术团团长。
十几位固定演员，一起吃喝一起排练，从商业演出到义务演出，从严肃音乐到娱乐表演，他们乐此不疲。
2012年夏天，应马来西亚吉隆坡大城堡扶轮社之邀，王志华率团赴大马，为当地视障人士引进汉语盲文学习系统助力义演。四十多位演员，在大马驻扎五天，演了两场。
他们用民乐演奏《地狱里的奥菲欧》、《表演者》、《音乐之声》等西方名曲；新编不那么凄凄惨惨的《二泉映月》。王志华特意强调，“新编的版本，和我们这群人，展现了新时代新盲人的新风貌。”
除了严肃音乐，他们也尝试过轻松明快的“场景式表演”：以热点新闻、社会问题为落脚点，演一段音乐，讲几个段子、故事，插科打诨，雅俗共赏。与一般场景剧不同的是，“掺杂一些残障的元素”。
从马来西亚回国后不久，误打误撞，王志华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电影演员。
王志华一朋友，与导演娄烨相熟，当时正为电影《推拿》物色盲人演员。王志华陪剧团小演员试镜时，意外被导演挑中，成了电影《推拿》的一员。“我说我带人去试镜的，怎么会选中我？对方说，你上次带人来的时候，导演一看，觉得这个感觉对了。”
拍摄现场，剧组为王志华们准备了专门的盲文版剧本，盲人演员“用手摸着读剧本”。开拍前，盲人演员会先“摸一遍现场”，熟悉拍摄环境。开拍时，导演不会要求盲人演员“看镜头、有镜头感”，王志华们按自己的理解演绎，摄影师用活动机位跟拍捕捉需要的画面。
如果稍加留意，你会发现，《推拿》全片多出一道“画外音音轨”，那是一个简单的盲人声轨，是导演为方便盲人“看”电影特意设置的。
戏拍了三个月，结束后，王志华又随剧组赴德国参加了柏林电影节。
该片最终获得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摄影)，片中的盲人女主角张磊凭借《推拿》中小孔一角一举夺得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与王志华一样，在此之前，她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盲人演员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他们非常棒，非常灵敏，正因为他们看不见，所以都是用心在展现。”导演娄烨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2013年10月，王志华的艺术团因经费问题解散，《推拿》上映后，演员身份也暂告一段落。稍事休息，王志华来到了一加一。
视障人士多喜欢听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每周六、周日早晨06：00—06：15播出的《残疾人之友》栏目，在视障群体间，颇具知名度。
该栏目与一加一合作多年，后者负责节目录制，再将成品送至该栏目播放。初来乍到的王志华，加入了广播制作团队，成了一名电台主播、记者。
在一加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录音室，王志华能熟练使用调音台、声卡、耳放等专业设备，“因为设备没有盲文、语音提示，我们会提前找人帮忙看，熟悉设备，记住每个键的功能。拧几下是什么、按几下是什么，相当于有一个菜单需要记忆。”
2015年9月，王志华与另一名同事，代表《残疾人之友》栏目，南下成都，参与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的赛事采访。
同事视力健全，负责前期场地勘探、设备架设等事务性工作。具体采访，由王志华全程负责：草拟问题提纲、录制赛事采访、实时直播、与北京演播室连线等。“比如，我们会采访教练员、运动员，会直播盲人门球、盲人足球。后者由一位视力健全的志愿者与我合作完成。他对现场进行视觉描述，我对现场进行听觉描述，相互互补。”
◇ “记者”王志华在采访中。
采访结束后，利用读屏软件，王志华对大量的音频素材进行整理，再配合Adobe Audition完成音频剪辑，生成最后的节目内容。
早在2008年，王志华所在广播团队，就已派出记者参与当年残奥会的赛事报道，并开通了自己的网络电台。当年，奥组委还授权他们，制作了100集残障人广播宣传片。
如今，王志华再次转身，成为一名职业的培训师。针对盲人，开设自主生活课程，教他们使用电脑、手机。同时，面向更为多数的公众，进行志愿者培训。
从产品经理到程序员，网游玩家
蹭课、自学C语言，运用PHP语言、JS语言、HTML等程序建立自己的博客,先天全盲的杨永全对电脑的使用早已不满足于普通用户等级了。
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永全认识了计算机老师朱兰强。俩人不谋而合，决定开发一款全新的读屏软件，也就是后来在视障人士间享誉盛名的“争渡读屏”。
朱兰强负责程序开发，杨永全与其他几位视障朋友负责页面设计与产品管理。“相当于产品经理那部分的工作吧。比如，软件需要具备哪些功能，要怎么去读，读什么内容，哪个快捷键来实现，这都需要我们来安排。”
以2009、2010版QQ为例，使用中，如果需要“接收文件”，就按下“Ctrl+F1”;需要“接受语音”，就按下“Ctrl+F2”；需要“确认”或“断开远程协助”，就分别按下“Ctrl+F3”、“Ctrl+F4 ”。根据视障人士电脑使用习惯，安排一系列控制键与快捷键，是杨永全的日常工作。
参与程序开发的同时，杨永全在老家烟台开了一家盲人推拿店。40多平米的推拿店里，摆着三张按摩床，杨永全既是老板，也是唯一的员工。
没有客人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打开电脑，继续软件开发。那一年，熬夜是常事，凌晨12点、2点、3点，仍能听到电脑键盘清脆的敲击声与读屏软件快速闪过的消息提示音。对于杨永全而言，操作电脑，只需要键盘与耳机，屏幕可处于关闭状态。
2009年，争渡第一版正式发布，通过语音交互，它能弥补视障人士的视觉缺陷，让视障人士也能上网学习、聊天、交友等。
2011年，争渡团队正式对外发布了争渡读屏公益版，成为业内首款免费读屏软件，彻底解决了盲人上网付费、人机交互体验差等问题。目前，争渡读屏公益版累计下载已达数百万次，在港台、欧美、印度等地区和国家也享有盛名，是视障人士首选的读屏软件之一。
前几年，“产品经理”杨永全尝试向“程序员”转型。最让他骄傲的，是2015年视障人士微博客户端的开发，“那是我写代码的一个开始”。
除了争渡读屏软件，杨永全团队还开发了一款集聊天助手、语音助理、语音输入法、音乐视听下载、新闻阅读、实用查询、验证码识别等常用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视障人互联网生活辅助工具——之多云。
2015年，团队希望为该软件增加微博使用的功能，杨永全便接下任务，开始编程。
团队常用Csharp语言，杨永全只掌握其基本语法，从未尝试写过完整程序。他上网查找Csharp入门经典相关书籍，用读屏软件一页页往下听，再按照书中范例，将代码一个字一个字敲进电脑，边听边琢磨。
与一般程序员不同，别人看到的代码，到了杨永全这儿，是读屏软件念出的一串符号。实践中，代码动则数十行，包含字符百千个，转化为一段段冗长的语音，传到杨永全的耳中。
大概一个月左右，杨永全完成了微博客户端的雏形版本。为方便盲人使用，微博界面以列表形式呈现，“对于盲人朋友来讲，上下移动箭头，就可以听每一条微博。如果转发，直接按回车键，如果评论，就同时按下ctrl、回车键，写下评论的内容。”
而常见的表情包，杨永全团队也以贴心的快捷键方式呈现。按下Alt加F（face缩写）键，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此时，只需要输入该表情的首字母，比如微笑，就输入W，偷笑，就输入T，页面便会跳出相对应的表情符号。为保证表情包的准确性，也可以直接输入“微笑”“偷笑”的汉字打出相应表情。表情选定后，以空格、回车键作为确认。
“我看不出盲人程序员有什么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也不认为盲人程序员会有多少劣势。”关于编程，杨永全如是说。
杨永全也有不少志同道合者。他们将编程的触角伸向游戏，写出了不少颇受视障群体欢迎的作品。
视力障碍人士张平，创办了专为盲人设计的游戏网站——听游网。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侧重音效的无障碍游戏网站。张平等人如今已陆续开发了10余款盲人版游戏：《双雕傲江湖》《三国群雄传》《丛林冒险》《植物大战僵尸》盲用版等。
打开《植物大战僵尸》盲用版，没有草地，没有豌豆射手、更没有僵尸。一个灰底运行框内，左右各置一长方形列表框，分别代表花园、植物列表。整个过程，列表框内会交替出现一行行文字，提示游戏的剧情、进程。玩家通过读屏软件，将文字转化为语音，边听边玩。
“目前阳光150”，第一关里，按下F2键切换至右侧植物列表，玩家可以听到以上语音表示，表明当前的阳光份额。
再按向下光标键，“豌豆射手100阳光”提示出本轮游戏拥有的植物及种植所需阳光份额。
选中植物，按F1键回到左侧花园。听到“啾”的一声，便可按下空格键栽种植物了。
花园为长方形，每一关由下而上共10行，通过上下左右光标键控制。
种完一颗豌豆射手，阳光只剩50，便需采集阳光再继续种植任务。大概10秒左右，“叮铃”一声，表示阳光出现。玩家通过上下光标在10行内移动寻找阳光。找到后，会有相应的语音提示，再按Control键即可获得一个25份的阳光，以此内推。
游戏期间，玩家会听到僵尸“低吼”的声音，此时按下shift键，会提示僵尸位置。玩家根据手中植物与僵尸位置，在合理处栽种植物抵挡僵尸的进攻。
“为盲人开发游戏，必须考虑盲人的习惯，比如用键盘代替鼠标，用音效和文字代替图象，把明眼人的游戏以盲人能够理解和操作的方式表现出来。”张平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说。
除了《植物大战僵尸》盲用版，听游网囊括了益智休闲、极速射击、经营养成、体育竞技等在内的十余种游戏类型。没有精美的画面、高清的视频，贯穿始终的是适合视障人士操作的语音提示与逼真音效。“盲人和明眼人的游戏乐趣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比如升级时的成就感，阅读故事时的代入感。不同的只是文字和音效的刺激取代了画面的刺激。”张平受访时说。
盲人律师，国外已经很多，中国还是首位
◇ 中国首位视障律师金希。金希先天视力不好，但他一直在普通学校就读，本科专业法学，并在大四就通过了司法考试。工作中，依靠读屏软件的语音提示，金希娴熟地使用电脑，撰写工作文档。
“你看不见，能听见吗？能说话吗？”第一次以代理人身份站上法庭，金希遇到的第一道坎，是来自法官的质疑。“法官之前可能没有接触过视障律师，见到我的时候，很惊讶，有些手足无措。”金希回忆。
类似的情况，他早有遭遇。“你看不见怎么与人打交道？”“法庭举证环节如何读起诉状？”对于这样的疑问，金希早已习以为常。礼貌性地回答了法官“能”之后，他全情投入到案件之中。
起诉状由金希在读屏软件的辅助下起草，开庭前，他会提前背诵。如果材料较多，需要实时查询证据目录，“我就一边（读屏软件）‘看’电脑，一边念”。
“后来，法官发现我与其他代理人一样，能正常地参加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便逐渐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案件本身。”金希说。
那是2015年底，两名因截瘫而坐轮椅的残障旅客，先前顺利搭乘春秋航空从沈阳飞往三亚。返程时，他们通过某APP成功购买了吉祥航空从三亚飞往大连的机票。
乘机当天，两人提前两个半小时抵达机场，准备办理相关手续，要求吉祥航空根据当年3月1日生效的中国民用航空局《残疾人旅客航空运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规定提供轮椅托运、协助登机等合理便利。然而，吉祥航空的工作人员不仅未予办理，还在一个多小时以后，以“无成人陪伴，无自理能力”为由将两人拒载。
事后，两人多次致电吉祥航空，沟通无果，遂决定诉诸司法程序。
时任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的金希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了该案件。金希称，两位当事人认为，虽然自己以轮椅代步，但上肢有力，生活完全能够自理——能独自出行旅游，独自打车到机场，就是明证。
金希指出，首先，旅客成功购买机票，便与航空公司之间建立了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我国《合同法》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作为公共运输承运人的航空公司，其拒载行为属于违约行为。”
其次，金希称，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我国作为创始缔约国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来看，基于残障而拒绝当事人登机是对消费者人格尊严的侵害。
除此以外，金希还以上述《办法》中对残障旅客权利保障的条款作为辩护依据。
最后，该案在历经四次开庭后，以调解结束。航空公司赔礼道歉，给予经济赔偿，并承诺改进服务。金希说，“该案不仅涉及两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关于中国近8500万残障旅客的平等出行权。”
诉讼结束后，已有五六起航空出行的类似案件，找到金希咨询。他也乐于参与其中，“我自己也是视障人士，我更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与需求。”
这是自己代理的第一起案件。在北京东三环CBD核心区域国贸三期里的一家律所中，如今28岁的金希，即将实习期满，成为一名正式的执业律师。身着一件熨烫平整的白色短袖衬衣，搭配一条裤腿没有一丝褶皱的西装裤，脚上的黑色皮鞋刚刚擦拭过，在写字楼明晃晃的灯光下，反光发亮。
在内地三十万执业律师中，金希是首位视障律师。视网膜病变导致先天性视力障碍。初中以前，金希尚有一丝视力，凭借放大镜、助视器等工具，方可勉强看字读文。初中后，视力再次下降，即使脸贴近书面，图文也已模糊不清。
自那时起，金希上课“全靠听”。课上，老师会给予一定照顾，板书的同时，将重点内容口头念一遍，方便金希“听课”。课下，金希会主动拷贝一份课件带回家，利用读屏软件在电脑上学习。
2007年，金希申请以专人念题的方式参与高考，获得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在国内，以此合理便利参加高考，他应属首例。但在当时，金希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盲校的存在。因为我身边没有其他残障的学生，也没人告诉我，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在普通学校读书，以这样的方式参加考试。”
当年，学校为金希单设了考场，一间教室，一位助考员，一位监考老师，考试时长不变。试题若需填涂答题卡，则由金希报答案，助考员帮填的方式完成答题。
为防止答案写出试卷边框，考前，金希父母托人特制了两把“日”字型尺子。尺子的边框同试卷大小，防止金希答题写出边界；尺子中间有一个可移动的小尺，写一行，移一下，遮一行，以免写串行。
那年高考，金希考了500多分，被宁波理工学院法学院录取，后参加2+2项目，大三去到宁波大学，继续攻读法律。
2010年，大三在读的金希，以同样的方式，向学校递交了“专人念题”的申请，获准后如愿参加了司法考试，并以441分的成绩顺利通过。
更幸运的是，助考员不仅帮金希念题，还帮助他书写答案。“整个考场四个人，一个助考员，两个监考员，一支全程记录的录音笔。助考员帮我念题，我将答案报给他，他再帮我书写。”
但这样的幸运，未能一直延续，在研究生考试时戛然而止。
考前一周，金希被告知，“专人念题”参考的申请未能得到批准，在那之前，他为报考清华大学研究生，已准备一年。
“晴天霹雳啊”，顺利通过高考、四六级考试、司法考试的金希，从未想过会止步于研究生考试。准备付诸流水，他无力接受。
因为金希在校期间优异的成绩，学校最终拿出一个方案，保研本校，金希接受了。“相当于做了一个妥协。”
这次的打击，让金希开始关注残障人权益领域的议题，并在研究生毕业时，发表了题为《残疾人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的毕业论文。之后多年，金希一直致力于视障人士多元就业与反残障就业歧视的公益倡导。
2016年年中，金希北上，成为北京一知名律所实习律师，即将转正。关于外界“视障律师怎么阅读卷宗？”等质疑，金希认为，依靠如今已经非常成熟的读屏软件、扫描仪等工具，“阅读”卷宗已不是难事。但不可否认，诸如图片、手写文件等视觉化证据，仍然需要人工帮助。“实际上，现在很多工作，本身也是依靠团队合作完成。遇到类似情况，我会寻求团队同事的帮助。”
金希也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残障、公益、劳动争议方面的法律是金希的强项。比如《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等他人关注较少的法律条文，金希却驾轻就熟。
对于自己从事的职业，金希常说，在国外视障人士从事律师行业是常见的事情。在一些英美国家，律师甚至是很多视障人士首选的职业。“在国外，很多人甚至会问，视障人士除了做律师，还能做点别的吗？就像我们国家做按摩一样。”
“卖惨”的套路，名为感动实为歧视，令人深恶痛绝
在综艺节目《奇葩说》一辩而红的蔡聪相信，“残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他在各类场合反复强调，失去视力只是减少了一种认识环境的角度，还有其他的感官、认知方式可以代偿。
但在过去，蔡聪接受的观念并不是这样。
“如果当初在我遇到残障这件事情的时候，周围的环境不是告诉我说，你完蛋了，而是告诉你，其实你的人生，只是换了一种新的活法。如果更多的，和残障有关的家庭，他们在遇到残障的时候，能够知道这些的话，那他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
看到这里，你是否有些感动？
尽管蔡聪、王志华等人打破盲人只能做按摩的命运并不容易，但他们其实并不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来“感动中国”，甚至已经非常厌恶主流媒体利用人们心里的那一点点感动来煽情催泪了。
“你看我都这样了，还如此热爱生活。你们好胳膊好腿好眼好耳的，不应该更努力吗？你们不觉得惭愧吗？来吧，跟我一起喊，我们要努力。”
在办公室里，蔡聪模仿着主流社会对待残障人士看似褒奖、实质贬低的勉励套路。这类被他总结为“卖惨”的艺术形式，几乎垄断了过去几十年对待残障人士的叙事模式，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套自成一体的“审残标准”。
参加《奇葩说》，蔡聪火了。《奇葩说》结束，蔡聪又归于平淡。日常生活中的他，与荧幕前无太大差别，幽默、乐观，喜欢讲段子。他厌恶以残障人士的身份“灌心灵鸡汤”，给自己的定位是“更适合讲相声”。
但社会貌似没有给他太多“讲段子”的机会。《奇葩说》结束后，无一档综艺节目向他发出邀约，相反，心灵鸡汤类的励志演讲倒是频频找上门。“大家对我的市场预期不是讲相声，他们是带着一颗感动的心来的。”
◇ 在西方发达国家，视障人士早已能在政府机关、学校等各行各业从事工作，而在中国，视障人士不但就业人数较少，就业方向也以按摩为主。
兼有歌唱演员、朗诵家等多重身份的王志华，见惯了这种“骗取眼泪，博取同情，转而激励”的残障人士表演方式。
他将曾经遭遇过的类似演出，总结为：知道你不能干什么，那就偏要你干。“没有腿，要你去跳舞；看不见，要你去穿针引线；没有手，就用脚或者嘴，含着笔，写‘腾飞’。表演完，再讲一些感人的故事，连鸡汤都算不上。”
为了营造上述气氛，残障人士往往被描述成不幸的、需要怜悯的，并夸大其遭遇的困难。
王志华回忆，部分媒体报道、现场演出，主角如果换成残障人士，其身份、处境的描述，便会以一种熟悉的套路，劈头盖脸地砸来。常用说法有“黑暗的绝望”、“无声的世界”、“扼住命运的咽喉”。常用短句有“他们眼前一片黑暗，生活如此艰难，却能够走到今天。那我们普通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王志华参演的电影《推拿》，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其中梅婷饰演的都红一角，原著中有交代她来到推拿中心之前的生活，特别是都红“从弹钢琴到学习推拿按摩”转变的原因。
一次偶然机会，都红在音乐方面的天分，尤其是音乐记忆上面的天分，被盲校老师意外发现。老师当机立断，对都红进行钢琴方面的培训，尽管当时，都红喜欢的是唱歌。
老师说，“你一个盲人，唱歌能有什么出息？”“什么是特殊教育，啊？你懂么？说了你也不懂。特殊教育一定要给自己找麻烦，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比方说，聋哑人唱歌，比方说，肢体残疾的人跳舞，比方说，智力障碍的人搞发明，这才能体现出学校与教育的神奇。一句话，一个残疾人，只有通过千辛万苦，上刀山、下火海，做——并做好——他不方便、不能做的事情，才具备直指人心、感动时代、震撼社会的力量。”
这段描述直戳王志华内心，他说，过去报道框架里的残障人士，几乎复刻了小说中都红的经历，“身残志坚、自强不息、大爱无疆。”媒体、大众对残障人士的期待与审美似乎一直在这十二个字间来回打转。
懵懵懂懂才读五年级的都红选择了妥协。小说中，都红花了三年时间，钢琴考试达到了八级，堪称奇迹。
不知从何时起，个人奋斗的励志故事已成为残障叙事的固定模式。残障人士不再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在媒体的呈现里、爱心演出里，变成了统一的“残疾”符号。
“我并不反对媒体报道这种爱的故事、身残志坚的故事。我们发现的问题是，媒体不能永远只有这些（叙事）框架。”蔡聪说。
《推拿》小说里，“堪称奇迹”的都红，在初二那年的一次演出之后，说什么也不肯再坐到钢琴前了。
那是一次“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来了很多大腕儿，但都红因“无名指无力”的老毛病临时发作，钢琴表演失常，演奏效果连练琴时的一半都没有达到。这让她很懊恼，内疚、自责，好几次都想哭出来。
但就是这样一次她认为“失败、丢人”的演出，却赢来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也献上了“演奏完美无缺”的赞美。那时，都红明白了，“她到底是一个盲人，永远是一个盲人。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她这样的人能把钢琴弹出声音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小说中的都红，与现实中的王志华，经历了类似的被塑造。主持人介绍，“可怜的都红，一出生就什么都看不见，如此这般，才鼓起活下去的勇气。”经过一系列事先准备好的抒情，主持人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台下的观众，她声情并茂地问都红，“为什么要在今天为大家演奏？”都红还没来得及回答，主持人抢先一步，自问自答，“‘可怜的都红’是为了报答全社会……”
那一刻，都红觉得恶心，主持人恶心、音乐恶心。那场演奏结束后，她决绝地不再碰钢琴，即使她确实天赋卓越，她想通了“‘慈善演出’是什么，‘爱心行动’是什么，她算是明白了。说到底，就是把残疾人拉出来让身体健全的人感动。人们热爱感动，‘全社会’都需要感动。”
都红从此弃琴，改学推拿。
这类强行施加的“被塑造”让无数的都红、蔡聪、王志华愤愤不平，“其实对残疾人，他们是一种俯视的视角。看起来，他身残志坚、勇往直前、自强不息，好像是仰视的。其实不然。它贬低或否定了残障人士的价值，忽视了他们本身具有的能力和环境的障碍。”
有一回，王志华跟团去湖南演出。彩排唱完歌，下台，一位负责人将他拉到一边，“你没有墨镜啊，你应该带一个墨镜。”负责人急冲冲地说。
王志华不解，他很早就安装了义眼，看上去与常人无异，不会给观众带去不适感，为什么非得戴墨镜遮住眼睛呢？
他将自己的疑惑抛给了面前的负责人，没想到，负责人话锋一转，“你还有这个功能啊”，王志华更加不解，负责人显得有些兴奋，“太好了，那你不用戴墨镜了，你到时候上台演出，唱到间奏时，你就把（义）眼睛抠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王志华心凉了大半截，这才明白，起初让他带墨镜，“是为了看上去更像盲人”，现在有了“义眼”，负责人仿佛抓住了新的催泪稻草。而演出本身，已不那么重要。
王志华果断拒绝，但依然未能改变整场演出“观众被感动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正能量”场面。
跟团几次后，王志华选择自己组团，逃离这些不想配合的表演。“我们就是想传递一个理念给大家，我们要卖的产品，是我们的艺术，而不是我们有多残，我们有多惨。我们不需要观众为我们的残和惨买单。”
类似的故事，王志华可以讲出很多。大学毕业那年，一家省级卫视上门采访。在王志华家的客厅，他们聊生平、聊无障碍环境。一切都很正常。
不多会儿，记者表达了带着摄像机参观王志华房间的想法。他没多想，爽快答应。踏进卧室，记者提出，希望王志华能在镜头前，展示一下叠被子的技能。那年，他28岁。
“我就不能理解。如果是20年前，我八岁，你让我叠被子，证明我热爱劳动，分担家务。你说我28岁，你让我叠被子，说句不好听的，你是何居心啊？”
王志华情绪有些激动，“展示是什么，是为了证明你要么弱，要么强。肯定是有突出的东西，才会让你做。我觉得，他的镜头语言就是，一个盲人，28岁，大学毕业，还会叠被子，真是太了不起了”。
固定的标签无情地与残障人士完成了终身绑定。以“仰视”的形式来展现“俯视”的本质，进而激励一群人的模式，无处不在，根深蒂固。
“他对你期望值比较低，认为你做不好，没关系，我们应该鼓励你。你要做得好，就是，哇，你其实是做不好的，你太厉害了。而你，可能只是做到了普通人应该做到的事情。”蔡聪总结到，在今天，视障者能做的职业有很多。残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残障者们有梦想、有生活、渴望获得有价值的肯定和尊重，渴望被大众当做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
公益：让更多人“看见”
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日”，目前中国有1300万视障者，和健全人一样，他们也一样使用电脑、手机、Pad，通过互联网交流、购物、学习。
现实是，在互联网体验上，视障群体并不能做到与健全人的平等。《中国互联网视障用户基本情况报告》显示，66%的视障者认为目前我国互联网产品勉强能用，另有20%的视障者认为大多数互联网产品很难使用，他们迫切期望互联网产品重视信息无障碍优化和改造。
然而信息无障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这颗美好的种子的生根发芽，需要一片良好的土壤。你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联合发起的公益项目，帮助更多视障人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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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WEEKLY（公众号ID:phoenixweekly）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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