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9日，腾格里额里斯镇，腾格里沙漠深处，数个足球场大小的长方形的排污池并排居于沙漠之中，周边用水泥砌成，围有一人高绿色网状铁丝栏。其中两个排污池注满墨汁一样的液体，另两个排污池是黑色、黄色、暗红色的泥浆，里面稀释有细纱和石灰。陈杰/摄
我很庆幸，当初不仅没有挨打，而且从L先生那里管窥到很多行业历史的断面。他如今在创业，试图研发出一套真正节能环保的工艺。我期待他个人成功，以及整个行业的变革。
这是一场奇异的交情。三年前我做记者时，报道过十几家企业在西北干旱地区非法排污的故事。结果是这些企业全被环保部挂牌督办了。其中遭殃的一家公司老总L扬言，如果再见到我，要把我抓起来打一顿——半年后真的见到了。我去当地回访，采访这些正在整改的企业，开始了解一条从沿海向内地高污染化工项目转移的链条。这件事开启了我对中国精细化工行业历史及其环境影响的探究之旅。
2017年10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一个农药化工行业高端论坛上，我又碰到了L先生。他说他辞职创业了，我有些吃惊。毕竟他已50多岁，看起来健壮，但身体并不好，每天晚上要吃好多种药。我问他去干嘛了。他说，在大西北沙漠里头的工业园区折腾实验，想利用某种革命性新技术，生产几种重要而紧俏的化工原料。这种新技术不仅生产成本低，而且他特意强调，“污水排放量非常小，节能环保。”
他这么说，是有苦衷的。他曾在江苏一家化工企业担任副总，2010年后东部沿海省份不少工厂纷纷西进，看上的是西部土地、原料和能源价格低廉，以及“环境容量大”的优势。当地政府正好大力招商，一拍即合，审批环保工艺和设备时，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不少高污染项目落户到了西北地区。L先生当时供职的企业也到西北某省区设立分厂，一年之后，因为排污问题被督办，我们不打不相识。
L在农药行业干了近30年。上世纪80年代末，他是一家农药厂里少有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从车间主任做起，40多岁便成为公司的副总。他的故事差不多是中国农药产业的时代缩影——国营工厂时期，创业者们埋头苦干，抢建国外农药品种，尽力满足国内农业发展的市场需求；企业改制之后，经营得力的企业家们逐渐致富。然而与财富积累并不同步的是技术和环保的升级，直到遭遇最近几年的环保风暴，他们才真正直面压力，不少企业因此而搬迁或倒闭。
L先生的工作经历，是该行业上世纪80年代至今飞速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我过去总认为，精细化工行业废水量大，污染重，是因为政府实质上放弃了监管。但从他的故事中，我找到了另一个原因，国内整个精细化工行业的基础研究仍十分落后，而环保工艺是依附于整个产品研发和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如果化学品基础研发没有突破，所谓的环境表现便只能同监管者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当然，也可以说，归根结底还是监管问题，用当前一句流行的口号来说，便是用环境管理倒逼产业升级。
不打不相识
L先生是主管生产的公司副总，在2013年阔别太太和年幼的小儿子，带领一部分员工随工厂搬到了西北沙漠地带。冬天最冷时低于零下10度，海拔1400米，气温、气压同江苏很不一样，需要慢慢地调试生产装备。投入生产还没多久，就被媒体曝光，然后停产整顿。
2015年3月，我见到L先生时，他正被环保督查的事搞得焦头烂额。他曾说，如果有一天再见到我，要把我抓起来打一顿。
我是他当日接待的第四批访客。之前有西北某省区的环保厅、市环保局和市人大督察组的官员。因为工业园区好几家企业排污，被中央督办，市里政治气氛骤然紧张，先是开了全市环保动员大会，然后多个政府部门齐上阵，轮流盯着。企业早已停产，忙着处理危机。
2014年8月31日，腾格里额里斯镇，腾格里沙漠深处，数个足球场大小的长方形的排污池并排居于沙漠之中，周边用水泥砌成，围有一人高绿色网状铁丝栏。陈杰/摄
我算是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五个月前，我在供职的媒体发表了一篇报道，点名若干企业在西北沙漠地区将污水排到挖好的大池子中，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没想到影响很大，三个省区的多家企业被环保部挂牌督办，停产整顿。L所在的公司就是倒霉者之一，他们不得不花几千万去买新的污水处理设备，把以前排出去的黑臭污水抽回来，重新处理。
之后，当地市委宣传部邀请我回访工业园区，采访整改进展。L先生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他办公桌上放着药瓶，烟一支接一支地抽。那天，我们一行人头戴安全帽，参观车间、污水处理站还有惹事的污水池。
走到池边，L先生弯下身，用手一把一把刨开埋土，揪出里面一层厚厚的土工布，有点激动地对我说，这下面的确是铺了防渗膜的啊，而且有好几层！
那天走访了四家企业，每位老总都愁眉苦脸。我发现个有意思的情况，这些化工企业都来自江苏。交谈间，有些人的口音我听着吃力。在塞外沙漠的初春，大风不时吹来，沙子扑面迷眼，听着一串串吴侬软语，有种时空错乱的恍惚感。
他们偶尔流露出对家乡的思念。毕竟从江南来到这里，环境差异太大，任谁都不适应。
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化工厂多布局在东南地区的市区边缘的河流旁边，都是长期土法生产，污染严重。直到2000年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早日的明星企业、利税大户，逐渐成为遭人嫌弃的污染大户，被政府要求搬迁或关停。
由于地价飞涨，政府将厂区土地收回后，亦有足够的钱来补偿企业搬迁，于是在化工业发达的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企业纷纷踏上搬迁之路。2005年前后，很多苏南的中小化工企业搬到苏北沿海地区，利用靠海的天然优势肆意排污。2010年后又有一批企业搬到更远的西北地区，那里荒漠广布，环境容量大，不用担心异味扰民。
他们从野蛮生长的年代走来，当时不会想到往荒无人烟的沙漠里排污，后果会有多严重。故事发展有出人意料的戏剧性。2014年园区里多家企业被媒体曝光，2015年开始整改，斥巨资修复土壤和地下水。企业只能半死不活地勉力维持。期间还被一家公益组织告上法庭，提出环境公益诉讼（然而当地两级法院均以非常荒诞的理由拒绝立案，原告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在其支持下获立案，后来还被最高法院列入中国十大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017年11月16日，第一批中央环保督查问责情况公布，称该园区多家企业由于污染问题“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强力整改”，一批市级官员被问责处分。
沙漠“零排放”神话
更早之前，在西北沙漠地带的工业园里流传着污染“零排放”的神话。2014年秋天，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内蒙古、宁夏和陕西三省区采访调查，试图弄明白真相。
简单来说，这些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地方政府想把煤用起来，发展GDP，遂鼓励发展煤化工项目。加上近十来年东部高污染项目逐渐往内地搬迁，西北高污染工业项目越来越多。
然而这些项目面临着一个致命问题，沙漠里没有河，黄河早就严格限制新建排污口，污水上哪儿去？更何况化工废水含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严重，难以自然降解。于是一种叫“零排放”的工艺应运而生，大意是，将污水层层处理成浓盐水（盐是无法去除的），然后排到一个做了防渗处理的池子里，西北气候干旱，水分晒干后，再把余下的盐拿出来，就实现“零排放”了。
国内最早搞“零排放”的，是国企神华集团。不过，其位于鄂尔多斯的煤制油项目，用于“零排放”工艺的蒸发塘曾被国际环保组织调查发现，排入处理池中的所谓“浓盐水”实为污水，含多种有毒有害物质，甚至还有污水被偷排到沙坑中。
口子一旦打开，其他企业也找到了上马的理由，纷纷在西北沙漠地区搞高污染项目。明知无法真正实现“零排放”，地方政府照批不误。在后来面对媒体采访时，被罚的企业主们颇为委屈地拿出环评报告，说，这些都是当时拿到政府批文的。
有人这样对我形容，地方政府对待招商来的企业有三招，即扑克牌中的“JQK”——先把你勾过来，再圈住，最后尅（揍）你，隐隐地表达对地方政府“不负责任”态度的不满。他们说，当时允许企业来投资建厂，对这种污染处理模式是默许的，各种审批文件一应俱全。然而当更高一级的政治压力下达时，挨刀的只是企业。
当时，我一点点摸索，找到100多个疑似排污池——从谷歌地图上找沙漠里又黑又大的池子，并不困难。然后挑选其中一部分，到实地去核实。当时我到西北某省区的一个城市，打车前往工业园区，途中出租车司机抱怨说，这一片工业园区建在荒滩上，以前是坟场，当年为了盖工厂，强行迁坟，如今污染又严重，老百姓很不满意。
到达目的地后，才打开车门，就闻到随风扑鼻而来的阵阵臭气。我走到排污池边上，用手机拍照取证。很快，池边两个穿军绿色棉大衣的保安发现，飞快跑过来，拦住去路，要求删照片，并且已打电话汇报，等领导来处理。
那是漫长的半小时。来了几个头戴安全帽、和颜悦色的中年人。看起来非常客气，问我何所来。我谎称是某大学的学生，出来做荒漠生态调研。对方说，我们现在很紧张，就怕是记者，那就麻烦了。寒暄一阵，便放我走了。
不知道L先生当时是否也在其中。我后来没有问过他，毕竟当时场面狼狈，不愿再追想。后来L先生双手有些哆嗦地把一份追究法律责任的司法文书呈在我面前，我是有些后悔的。当年刚从大学毕业一年半，内心澎湃，如今发现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就这样在某个人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疤痕，心里生出深深的烦恼，但又不知如何消化。
后来那次回访结束的时候，L先生让他的司机送我回酒店。路上，司机说，之前有一个女孩子来过我们这里，但她说自己是学生，不是记者，那个人是你吗？我坐在副驾，眼睛直直看着前方的路，说不是我。
那次的报道影响很大，当地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和副市长跑到北京拜访我的单位，热情邀请我前去回访。对于记者来说，自然是很好的机会，可以当面去问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污染困局如何形成，就像能解一个未了的谜。
回访的时候当地气氛依旧很紧张。园区管委会和市环保局的人还住在企业宿舍。因为环保局局长被免职了，我只能采访到副局长。刚聊几句，他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另一家媒体。他语气疲惫地告诉对方，现在所有人都在园区驻守，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挂了电话，他翻下手机说道：“打了20分钟电话，22个未接来电。”末了他说，“我们再也受不了舆论方面的打击了。”
那几天，我见到的所有人，都仿佛在刀尖上行走，一步一小心，见到我尤其紧张。对于L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我怀有无法释怀的歉疚之心。在回访结束离开的当晚，我给L先生的司机发去一条短信，向他道歉，说那个人是我，而我对他说了两次谎。
14年出不来一部排废标准
两年半后，我和L在上海重逢，他拖着一大一小两只行李箱，里面塞满了衣服。10月下旬，他穿着羊毛衫从西北回来，一下飞机就显得热了。他说，我四个月没回家了，这次回来，把冬天衣服打包带走。
从上海回到他老家，我们一路聊天，还同行坐了一趟地铁，出地铁站，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两口，环顾四周，说，几年前，带手下兄弟去西北建厂，每次给下属批假，不敢超过一周，趁他们还没回过神来，好回去继续上班——呆得再久些，难免心思生变。
“现在是吃蟹的季节，再等些时候，公蟹的膏就出来了。”他说，不理解为什么西北那个城市的菜那么贵，随便炒一盘菜都要20多块钱。而在老家，一笼蟹黄汤包才18元，能看到货真价实的螃蟹肉。
也是在此时我才知道，当年的沙漠排污事件没有平息。涉事企业的地下水修复工程还在持续，追究法律责任的司法程序仍未终结。这颗石头，两年多来一直这样沉甸甸地压在L先生的心上。
我问他，你们这些做农药的，怎么看待农药工厂废水对环境的污染，不觉得痛心吗？
他说，你知道多菌灵吗？这是中国很少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品种，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想仿制美国的苯菌灵，结果苯菌灵没做成功，中间一步做出了多菌灵，发现这是好东西，广谱杀菌，所以起名叫“多”。现在国外用的多菌灵，都是中国出口的。
多菌灵是由沈阳化工研究院和原化工部规划司的人研制出来的。这是中国农药工业史的辉煌时刻之一。L先生掰着指头给我历数国内几家主要的农药品种研发机构，全部只做农药研究，不做环保研究，他说农药的环保问题一直不受重视，或者无力顾及。
比如环嗪酮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提出抢建18个农药品种。即在加入WTO之前，将18个重要的、尚在知识产权保护期内的国外农药品种研发生产出来。L先生们便“抢”了其中一个，环嗪酮。这是杜邦公司的产品，在巴西的甘蔗地等地方广泛使用，能杀死灌木，可以用于维护森林防火线、清除铁路旁杂草等，效果很好。
环嗪酮生产中号称“17：1”，即拉进17吨原料，出1吨产品，剩下的16吨全是废料。L先生说，在当年，能拿出这1吨产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至于说吃干榨净剩余废料，没人去考虑。排放到环境后，这些物质会以怎样的形式进入植物、动物，最后至人体，更是无从知晓。另如生产1吨阿维菌素，相应排出400吨废水。农药行业废水不仅污染物浓度高、难降解，而且毒性大，很多含剧毒物质，具有致癌、致畸或致突变效应。
2003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要制定专门针对农药行业的废水排放标准，因为1996年的综合污水排放标准已经过时，而且只是对一些常规污染物做了限定，并没有包括农药行业特有的、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质。但是，如今14年过去了，这个标准草案几易其稿，至今还在征求意见阶段。
农药工业蛮荒时代
L先生对于农药化工行业是有深厚情结的。1989年，他大学毕业刚入苏南那家化工厂时，厂里只有四间破旧的办公室，厂长办公室墙上挂着八个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厂里有10个本科生，在全市都算有名了。
90年代早起，厂里普通工人的月收入接近200元，比公务员要高。后来工厂顺利改制，企业上市，L先生由于业务能力强，早早当上高管，成为公司上市的受益者。如果他的从业生涯暂停在他去西北之前，这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人生赢家的故事。类似的财富故事，那时候的江南化工行业里有不少，只是，没有多少人去计算这些财富积累背后的环境代价。
有一家农药上市公司的高管告诉我，1997年公司进口一种杂环类原药，价格200万人民币一吨。只有原药基础完备，才能制造出各种成品农药，大部分国家是不具备农药生产能力的。后来他们公司花了400多万和本省农药研究所合作，研制出来的进口替代产品，成本一下子降到35万一吨，后来又降到十几万一吨，导致外国公司直接放弃该类原药的中国市场，转而从中国买入产品。
当然，农药行业的人也都承认，之所以国内公司造出的原药价格如此之低，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没有计算环境和健康成本。
另外一个现实是，中国的基础化学品的研究还很落后。举个例子，目前国内登记的有35000多个农药产品，每年新增3000多个，但只有50个左右是真正自主创新的农药品种。
也就是说，连农药产品本身的创制能力都还薄弱，相关的环保技术研发更是奢谈。在仿制国外农药的几十年过程中，往往是“只知其然”地照搬已有配方，只要拿出产品就足够了。
L先生回忆自己刚到农药厂上班时，一个土法生产光气的故事。生产光气需要触媒活性炭，那时候每逢厂里大修，更换活性炭，都要搞好大一番阵势。清晨5点多起来，工人们每人领一套劳保用品，先是焊一个直径两三米的大铁锅，锅架在火上，两个工人开始翻炒锅中的活性炭，就像农村红白喜事上炒大锅菜一样。每半小时换一次班，一天下来要用几十个工人轮班。非要炒到活性炭冒了火，再用干铁桶盛装到反应器里，盖好，通一氧化碳，三天，再通氯气，得到光气。炒完活性炭当晚，为了庆祝这一番苦劳，厂里领导还要安排工人吃一顿。这成了多年不变的仪式。
L先生那时才二十多岁，由于大学本科毕业，专业知识过硬，又善管理，年纪轻轻便当上了车间主任。他觉得这没道理，为什么要炒活性炭？老工人说是怕活性炭受潮，要去掉水汽。为什么不直接在炉子里加热呢？L先生请教了一番专家，下决心破掉旧法，直接将活性炭投入炉子，加热，通一氧化碳1小时，一切顺畅，大大缩短了制取光气的进程。
这在当时算得上壮举了。因为光气有剧毒，吸入体内有潜伏期，没人敢在制取光气的步骤上对前人的工艺做丝毫改动。当年，很多农药厂都发生过同一个版本的故事，工人在车间不慎吸入光气，回家后一夜之间便死了。
L先生的农药化工梦
L先生对农药化工行业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热爱。我们聊着天的过程中，他会突然把手机打开，给我看一大串我根本看不懂的中间体名称和分子式，以及他过去一年做的成百上千个实验报告。他还一直在劝学金融的儿子改学化工。
有次去江苏常熟的一家法国独资公司交流，L先生回来感慨万分地说，人家的安全管理，比我们的上档次多了。比如进厂先学习注意事项，当场考试，通过了才能入场，发放个人必需品、安全帽和面具。进入厂区，有绝对明显的道路标识，司机卸货时也必须呆在驾驶室，以防有情况，好随时开走。
最让他感触的，是对方给他看的资料，一些化学原料高温分解后，形成蘑菇云样，厂方专门拍下来，保存研究。“我们国内哪家有？我们只会照抄。”他说到这里激动起来，“我们做的好多中间体，只说高温会爆炸，但实际上连熔点、沸点是多少，根本都不知道。”
L先生还没去农药厂工作时，当地农药厂发生过一起光气事故。光气在缓冲罐里，变成液体，淌了出来，当时没人知道流出来的那水其实是光气。中午温度升高，光气挥发，导致周边居民也中毒了。“当时人的素质不行，连光气8度以下会变液态都不知道。”他提醒我，别忘了那是1982年，跟现在不一样，大多数人都找不到一本书看。
对于国内行业现状，他是有些怒其不争的。同样做二甲基二硫，国内企业做出的产品奇臭无比，而法国公司做出来的是“香”的，价格是国内企业的两倍多。他至今想不通成分到底差在了哪儿，仿制了国外农药几十年，差距还是那么大。
L先生现在每次从西北回家都只是匆匆小住，然后带上一箱换季衣服就回去了。我对他因我的报道而起的职业生涯变故，始终怀有复杂的歉意。他倒反过来劝我不必在意，反正自己已经辞职创业去了。虽然旧案羁绊仍在，但他现在一门心思放在新化工产品的实验中，如果成功，废水量大幅减少，而且成本极低。
这个产品他琢磨很久，也该放手一搏，亲自去开发一项“革命性技术”了。他说，虽然自己上了些岁数，但还能通宵不睡，琢磨产品。有时候躺在床上，任思绪天马行空，想到一个好点子，翻来覆去，能想得衣服湿透，痛快淋漓。
我不知道他这次创业的前景怎么样，但我希望他成功，最好能给这个行业带来变革，不枉我们如此相识一场。
（作者孔令钰为环保公益组织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本文写作得到该中心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