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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机农业最普遍驱动力来自于市场：中产阶级有能力和意愿支付，但在追求高品质、无污染的食品时，却苦于找不到可信赖的渠道。更多人所在意的是“食品安全”问题本身，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环境友好”。
国内搞食品运动的人前两年很想通过借助中产阶级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把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给搞起来，但这一期望如今基本上是落空了。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分散的农户很难组织起来。
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农业作为一种全职谋生的“职业”，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就已趋于消亡。经济学者胡景北认为，中国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1978-2015年间，中国乡村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从92%下降到了59%，许多人即便仍生活在乡村，也不再务农。这在发达地区尤为明显：在上海市郊的崇明岛上，即便仍有田间忙碌的身影，他们多数也并不把务农作为收入的唯一来源，田野中几乎看不到40岁以下的本地年轻人。在崇明2015年的GDP构成中，农业已低到不足8%。
这正是发达社会曾走过的道路：随着社会的发展，第二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务农人口越来越少，在确保一定程度上粮食自足的同时，农业转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开发。
在此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顺应一种日益突出的消费需求：人们逐渐从“吃饱”转向“吃好”，甚至田园、农场本身，对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人而言也变成了一种“体验”，只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一点正是崇明发展有机农业最有利的条件，因为它具有其它地方无可比拟的条件——不仅背靠一线城市上海，而且以“国际生态岛”定位的崇明，也是长三角地区最后的“净土”。在崇明，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出现的一场全新的“无声的革命”。
有机农业的出现，是崇明岛近几年来的新现象。“万禾”的黄震在2011年来岛上投资农业，可算是最早看到这一潜力的人；苏奇在2013年上岛创办“行田”自然农庄；2014年，王华回岛创办有机农场“正源香”。这与近几年来城市中产阶层对食品越来越大的关注和担忧同步：人们希望吃到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
▲ “万禾”农场里的菜苗。 © 上海崇明mp
在国内，做有机农业的人往往抱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还有些则是看到了其中的商业机会，有些是为了实践自己的理念，有些是出于某种“情怀”。这些在崇明的有机农场同样可以看到。
“万禾”的黄震是某种“现代产业开发”的思路。大学主修民商法、毕业后一度从事银行投资工作的他，更像是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前景，他在旅游观光、都市体验农业等方面的综合开发布局也最为清晰明了。“行田”更像是“实现自我需求”的一种做法：两位合伙人都是70后，最初只想种一块地来让自己吃上放心的食物，目前100多签约用户也都是朋友、熟人这样的人际网络发展起来的。相比起来，“正源香”的王华关注的似是某种“情怀”：作为沪上知名摄影师，他回老家“务农”，谈得更多的是有机农业所能带来的某种“愿景”，“让大地休养生息”“固本培元”。
也正因此，在“有机农业”这一标牌之下，各家的做法也各自不同。或许可以这么说：“正源香”最偏重“有机”，到2015年底，就已成为当时上海唯一的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并拿到了国家标准、欧洲、北美三项有机认证。这不仅需要严格贯彻不使用合成化肥、无农药、不转基因的做法，而且农场只做蔬菜，还不种反季节蔬菜，不种水果、花木、稻米，不做观光农业。“行田”考虑的似乎仅限于“自足”，其创始人说，他们的经营只是“从维持平衡的角度出发”，既自己吃好，也构造农庄内部自身的小循环。“万禾”注重的则是“市场”和“效益”，即通过市场机制满足上海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需求、对农业体验的好奇，并将整个流程全产业链化，这是大公司的方向。“万禾”的规模也最大，两处农场的面积合计达到2000亩，日常供应100多种蔬菜，每年出栏3000头崇明白山羊。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正如国内的很多有机农业一样，他们所在意的是“食品安全”问题本身，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环境友好”。这两者之间也有微妙的区别。
在美国，很多投身有机农业者是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主张“只买本地产，只吃本地产”（buy local, eat local），一些人甚至严格到仅采买和食用方圆几公里内的有机食品，原因是食品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更多。中国还极少人有这样的主张，广东惠州的“四季分享”农场所生产的有机农产品，一律真空遇冷（4度），再在14度的环境下包装，之后全程冷链运输，单纯从环保的角度来说，碳排量相当大。崇明的有机农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因为用户几乎唯一的关注点就是生产过程中的安全。
一位研究有机农业的朋友曾说，国内有机食品的消费者有一些共同点，即他们往往在关注“有机”的同时，还对“养生”“禅修”和“自然”感兴趣。正因此，有机农业中有一派（尤其在广东）坚持不种大棚，原因是这样“不自然”。这种消费心态以个人或家庭关怀为中心，带有明显的去政治化色彩，因而不像国外那样还关注宽泛的社会政治议题。
▲ 印度阿姆利则市郊，黄春菊农田里的妇女。1960年代，“绿色革命”从印度旁遮普发端，目的在于提高粮食产量，获取粮食自主权。 © AFP
国内有机农业最普遍驱动力来自于市场：中产阶级有能力和意愿支付，但在追求高品质、无污染的食品时，却苦于找不到可信赖的渠道。
嵌入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崇明的有机农业也不能不顺应市场。在国外，有机农业最初也是出自对食品加工和农药的恐慌（尤其是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但那更多地与环境保护、公平贸易等议题深深地纠结在一起。1930年，英国植物学家阿尔伯特·霍华德爵士（Sir Albert Howard）在研究印度农业时发现，施以天然有机肥的土地长出的农产品更有营养，认为其原因是天然肥料会刺激微生物活动——这一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有机农业”。不过很长时间里并未得到重视，1950年代仍是“美国食品加工的黄金时代”，直至1960年代的美国社会运动才改变了这一切，一时之间，“有机食品”“天然食品”“全天然”等词汇成为社会大众耳熟能详的名词。
但随着有机食品市场的增长，也有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开始介入乃至主导这一市场。正因此，美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会分裂成大资本（类似Wholefoods这样，被认为对农户不友好）和农夫集市（farmer’s market）这样小型的社区支持农业（CSA），后者主张由分散的农户通过合作的方式来为稳定的客源生产农产品，认为这样更符合农户的公平和社会正义。
事实上，国内搞食品运动的人前两年很想通过借助中产阶级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把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给搞起来，但这一期望如今基本上是落空了。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分散的农户很难组织起来。
广州天地人禾的刘尚文2012年在连山县向阳村与当地农民签约种有机稻米，但很多农户起初都不相信不用农药化肥就能种好地，直到他提出“你使用有机方式种植，并接受我的监督，我确保你每季收入提高50%以上”，并以示范效应带动农户，情况才慢慢改善，现种植农户已比最初翻了七八倍。基于这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天地人禾的自我定位是“社会企业”，主张以商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这里的社会问题不仅指食品安全，也指农村发展。
▲ 刘尚文站在向阳村的五星丝苗稻田中，他在这个村引进了“参与式保障认证”的方式种植生态稻米。 © yogeev.com
与此相比，崇明有机农业的模式基本上是公司化的运作，农民即是受雇佣的工人，只是他们的车间在田间和大棚。“行田”除了10个雇员外，在农忙时也会雇佣当地及周边的残疾人和短工做劳务工，提供就业机会；而“万禾”的规模要大得多，许多员工甚至已达到了要交税的收入标准。
在目前的情形下大体可以料见，国内有机农业的发展还是需要通过市场化机制来得到协调解决。从这两年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的发展来看，有机农业的销售渠道主要还是导向海淘和主流的商业运作模式，顺应市场需求来解决社会问题，恐怕才是更合乎当下状况的方向。
▌问题与机会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有机农业的发展也是近年来国家战略的一部分。2001年取消粮食统购、放开粮食价格意味着国家全面转向以市场来调节农业生产。2006年，农业税宣告废除，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不再需要为农业交税。这是中国新农业模式的信号：国家正逐步推动改变1978年以来的家庭承包模式，而转向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从以乡村为中心转向公司城镇。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说得明白：“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农业部长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
这背后有两个问题，一是为农民开创第二收入，二是“以后谁来种地”。两者合起来则是同一个经济学问题，也就是在农业人口持续减少的同时，通过规模化、多样化和高端化经营实现更高的土地产出，从而使留下务农的人富裕起来。
到2000年，松江区纯农户只占农户的9.3%，因而从2004年起就率先探索土地流转，到2016年末，松江966户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户均143.3亩）土地已占粮田总面积的95%，户均年收入12.2万元。市委书记韩正因此在2013就要求在全市推广松江的家庭农场模式。经济学家陆铭在《大国大城》一书中强调，“持续减少农业人口数量才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出路”，而面对农村的人口流出、产业转移，“资本下乡都是必然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特色旅游乃至“新农村建设”。
资本确实是下乡了，对崇明这样一个生态岛来说，有机农业就是最适宜发展的新兴领域之一，然而资本就要服从资本自身的规律，而农业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能赚钱的行业。在全国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的国策下，现上海有高达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是耕地，陆铭认为“全世界的国际大都市里，没有哪个会将如此多的土地用作农业用地”，2011年上海工业用地单价约为每亩38万元，而崇明各地的农业用地租金在每亩1000-1800元之间不等。尽管如此，这个租金仍相当之高，在邻近的江苏吴江，农业土地每亩租金仅为400-500元；不仅如此，上海地区的人工成本也比江浙地区高。崇明普通农户的农产品，成本价甚至都比山东寿光运到上海的蔬菜贵三分之一，发展高端的有机农业是唯一出路。
▲ 上海松江石湖荡镇新源村，家庭农场主曹林坤正在收割水稻。靠着种粮和农机服务的双份收入，曹林坤的家庭农场一年可进账50万元。 © 蔡斌 / 解放日报
“万禾”一年需要投入资金700万元，而去年销售利润仅400万，入不敷出；虽然农场的未来值得看好，但无疑不仅需要大量前期投入，且农业比其他行业的回报周期更长。“行田”虽然争取到了国家农业开发项目的部分资金建立大棚，但自己也需要不小的投入，前期平整土地等的成本收不回来，创始人直言“发财不大可能”。“正源香”这方面更着眼于长远，寄望于成为上海的示范基地，然后再慢慢复制模式。
在严格的有机农业模式下，由于稻谷蔬菜不能打农药，病虫害必然较多，鸡鸭也不能打抗生素，生病乃至病死的概率都较高，风险高、产量低、周期长是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不仅如此，“春播”的邓超指出，“在崇明这里做有机比北方难，因为杂草多、虫害多，华北因为气候寒冷就较为容易，东北更容易。”
此外，崇明地势低，地下5米深都是咸水；而现在有机粪肥也难，吃草的牛羊粪较好，鸡粪鸽粪其次，猪杂食且多用饲料，已不够好，人粪也不行了，因为如今人们摄入的化学合成物质较早前多得多。这些都导致有机农业的成本自然偏高。因此，现在上海市场上的有机农产品价格通常是普通同类产品的5倍。
当然，有机农业的一个优势是缩短供应的环节，从种植开始，最终直接送到订户手中。也是通过这一办法，加上粤北的人力成本较低，广州天地人禾得以将每斤大米的价格控制在12元。实际上，真正的壁垒也许不是价格，而是观念。拥有2000多名会员、近年来运作得相当成功的广东“四季分享”农场，曾通过分析发现，他们会员流失的首要原因是“家里老人不相信这个”。有机农产品虽然贵五倍，但消费有机的并不一定是有钱人，每年在这上面支出一两万，对大部分城市家庭而言算不得是多难承受的支出。
对有机农业的经营来说，另一个现实的威胁是“假有机”。邓超说，在北京，一斤有机蔬菜的均价要在20元左右，“但在这里，有人说7元一斤，那肯定是不可能，成本都盖不住”。这其中的问题就在于检验认证及生产环节，因为有时农户会不按约定，偷偷打农药或用合成化肥。这一点上，社会支持农业更难实现标准化的管理，因为分散农户要统一行动，协调成本很高。有机农业的关键并不只是最终的产品认证，而是一套管控体系。这样相比起来，崇明的有机农业由于几乎都是公司化的运作，更易于按规范操作。
▲ 有机农场中，包装工人分拣蔬菜。 © 上海崇明mp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办法是降低门槛，来让更多公众接受。现在除了最严格的欧盟认证有机标准（两年400项监测）和国标（三年200项监测，每年六七批派人查）之外，还有标准略低的“无公害食品”（不使用违禁化肥、农药残留不超标等）和“绿色食品”（不使用高毒性的化学合成农药、不含化学添加剂等）。此外，恐怕还需要进行多元化经营，例如在北京、广州等地的农游、城乡会，组织人们周末去农场玩，每人有机体验餐100元，这既可增加收入，同时更能让人亲近有机农业。毕竟说到底，只有更多人理解并接受这一点，才能解决从农业经营到农村致富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