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公益机构的负责人，该怎样站在全局角度思考组织定位和制定策略？作为一家年轻的机构，尽管三一基金刚开始在公益路上的探索，但也愿意与更多公益界同仁分享我们在“科学公益”之路上的思考与感悟。
在上期的“秘书长手记”中，三一基金会秘书长赵文洋为大家分享了欧洲基金会的运作模式。而在本期的分享中，三一基金会副秘书长沈丹玺将为大家带来系统性思维在社会创新中的应用，也欢迎各位朋友的意见和指导。
什么是成功公益项目的必备素质？在公益行业，我们不难看见很棒的社会创新理念甚至项目，但能成功执行和持续的却并不多。这里面除了团队成员和资源的困难外，也有许多项目在一开始就没有考虑项目内部外部的整体环境。换言之，这些项目的规划缺乏系统性思维。
尽管“系统性思维“在战略分析领域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公益事业如何在面对眼前的各种困难同时，主动地将系统性思维纳入发展的每一步，仍然是许多项目和机构的短板。
和同事聊到这个话题时，我随手翻出了《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一篇旧文。这篇文章来自美国第三部门的三位大咖，结合了他们投资的公益项目来聊系统性思维，深入浅出又鞭辟入里。读起来，不难发现通篇聊的内容与三一基金会推崇的“科学公益”理念可谓异曲同工。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其中对中国公益机构最有借鉴意义的几点。
文章先举了教育高速(Education Super Highway, ESH)的例子。长期以来，美国公立学校倍受财政压力、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的困扰。ESH为美国公立学校提供高速互联网服务，希望能提升公立学校的整体水平。
但是，简单提供基础设施，仅仅是解决公立学校数字鸿沟的第一步。ESH整合了更多数据，用跨部门的思路去推动政策变革，并为计划落实政策的各州配备了相应的执行团队。
听上去很简单，不过如果你是一个提供硬件服务的公益组织领导人，会不会想到要去撬动政策来真正实现系统性变化？反思我们看到的项目和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在短期和直接的目标之上，去考虑如何针对导致问题的整个系统来寻求突破？
从前，我曾去过一个私立的打工子弟小学，发现学校硬件配备挺不错，教室里都有电脑，但老师上课从不使用多媒体设备。有人会想到，是不是老师不会使用这些新设备？要不要给老师提供多媒体教学培训？
我问了一圈后却发现，原来，学校虽然收到好多设备捐赠，但使用设备的电费都得自己交。校长算了一笔账：每个教室一周开50个小时电脑，还有潜在的上网和维修费，加起来是好大一笔“额外”开支。
校长一心疼，就把所有多媒体柜子的钥匙给“统一保管”了，只在捐赠方来的时候才打开。捐赠方发现设备还都维护得挺好，学校也不用再交电费，于是“皆大欢喜”。
系统里一个99%的人都会忽视的小环节，可能正是通往问题解决路上最要命的关卡。
其实消除这道关卡，说难也不难。ESH做到的这的这三点，可能给每个人一点启发：
系统性思考
首先是系统性思考。听起来显而易见，但要在项目设计、执行、人员配备等各个环节都运用好系统性思维，绝非那么容易。
比如，可能许多人都能想到学校没有宽带是因为缺乏预算。但ESH不仅考虑到预算，还在日常工作中包括了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频繁互动。换做很多团队，可能就因为这事儿“重要而不紧急”而一直拖延，最终导致预算问题难以改善。
研究和分析
其次是研究和分析。ESH的做法是，在项目设计之初，就全盘画好相关方图谱(influencer map)，于是在项目计划之中，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每个重要相关方设计行动。
比如ESH建了一个校园网速测试的网站（School Speed Test），收集全美所有学校的网络连接情况，从而为推动政策变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测量和评估
第三点是测量和评估。ESH不仅提供项目的产出和效果证明，更成为进一步撬动资源规模化和政策影响力的武器。
ESH与合作伙伴一起发布项目内每家学校网络连接的改善情况，从而争取到盖茨基金会等资方支持，最终共同推动联邦通信委员会公开更多学校网络配备和费用的数据。
上述几个方法似乎显而易见，但只有运用到位，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社会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这让我想到Roger Martin和Sally Osberg在Getting Beyond Better一书中提出的例子和观点。
在非洲，每天仍然有数万儿童因为腹泻、疟疾等明确可防治的疾病而死去。Barry Coleman和妻子在调研后发现，问题的原因并不是没有足够的药物，而是药物没有运送到需要的人手里。
事实上，尽管国际组织付出诸多努力，仍然无法让疫苗和药物覆盖到所有地区和人群。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当地基础设施的匮乏导致药物和疫苗的运送效率极低。
因此，Coleman成立了Riders for Health，调动汽车、卡车和摩托组成高效有序的车队，为有需要的地区提供医疗资源和急救病人的运送服务。现在，以莱索托为例，任何一例艾滋病毒检测结果，最多只需要6天就可以从医院送达受诊者手中。而此前，这一过程可能需要花费3个月之久。
如果没有运用系统性思维，Coleman就无法发现在儿童和药物之间，有运输这一不可忽视而隐患巨大的环节；而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反复试错，Riders for Health最终探索出了与政府合作、帮助政府管理下属车辆的模式，而非简单地采购新车进行取代；
与此同时，Riders for Health也会对车队表现进行监测评估，收集到的数据一方面成为总部核心的知识，用于对新驾驶员进行培训。另一方面帮助政府和其他合作方了解到自有车辆使用情况和破损率居高不下的原因，让相关方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方案的成效。
从系统性思维的角度来说，解决社会问题比单纯创造一家企业似乎更有挑战性，因为你的命题将不单单是专注在一个跑道上，而是涵盖了方方面面。
正如Roger Martin和Sally Osberg所说，仅仅考虑如何让目标对象减少伤害是不够的。虽然解决弱势群体的需求是第一出发点；但是，如果要真正看到不一样的未来社会，就必须要着眼于其他关键相关方，思考和评估他们的角色和需求。
正如社会问题的产生是历史复杂作用的结果，它的解决也注定需要多个部门都进行艰难的改变。但这并不代表任何一个公益组织需要去蚂蚁撼树，而是要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能如何柔软而巧妙地navigate the system——只不过在这之前，肯定得了解游戏地图有多大，大小boss们都在哪里，是不是？
Vanessa Kirsch，Jeff Walker和Jim Bildner
Vanessa Kirsch和Jeff Walker是New Profit掌门人。New Profit在风险慈善和社会创投领域是响当当的品牌，和许多慈善家合作，开发了早教、职业教育、公共卫生等多个非常有效的资助组合。New Profit还和美国政府合作，在Pay for Success等社会领域金融创新上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和尝试。
Jim Bildner是大名鼎鼎的Draper Richards Kaplan基金会合伙人。DRK基金会专注早期风险慈善投资，聚焦了很多顶尖的初创社会企业，有非常成熟的资助流程和标准。
Getting Beyond Better是Robert Martin和Sally Osberg的著作，讲述了社会创新者们如何撬动不平等的社会系统，为世界带来革命性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