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绕开了法律程序，因为后者被证明是无效的，那么谁来取代法律呢？谁会是新的权力颠覆者呢？不会是像我这样的‘坏女权主义者’。在极端的时期，极端主义者总是会赢。”
著有《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 40 多部小说、散文和诗集，获得过布克奖的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因其作品的争议性经常被左右翼指责“站在男性头顶”或“物化男性”，然而如今她却成为了某些人眼中“向女性开战”、“宽容强奸文化”还厌女的“坏女权主义者（Bad Feminist）”，就因为她指出了 #metoo 运动可能隐含的问题，并在一封要求大学公开性骚扰调查的联名信上签了名。
应对这些指控，这位现年 79 岁的女作家于周末在《环球邮报》上刊文《我是一个坏女权主义者吗？》，进一步解释了自己的根本女权立场、对 #metoo 运动的看法以及看似“仇女”的行为背后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在这篇文章中，阿特伍德明确了自己对于女权的理解：她相信女性首先是人，因而可以做出一切人类所为，包括那些错误的举动（“如果她们都是天使，我们就不需要法律体系了”）；同时，女性也不是儿童，她们拥有理性和道德判断力；推动女权，首先要推动人权，这其中包括被公正对待的权利。一个好女权主义者应该相信不止有女性才该享有这种权利。
那为什么自己会被归类为“坏女权主义者”？阿特伍德回顾了引起纷争的两起事件。
首先是在 2016 年 6 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解雇了创意写作部门主席 Steven Galloway，基于有人对他“不当行为”（性骚扰相关）的严肃指控。大学曾雇佣前最高法院法官 Mary Ellen Boyd 展开为期数月的独立调查。这起调查并没有证实性骚扰事件的存在，之后也没有人对 Galloway 提起诉讼，但他仍然被解雇了。更关键的是，UBC 从头到尾都没有公开案件细节和调查过程，Galloway 也因签署保密协议无法透露相关信息，这就让整个事件的真相成谜。
包括阿特伍德在内的几十位作家签署了一封联名信，指出“大学对此的处理方式让人很担忧。正义……需要一个相应的程序，以及公正对待所有人，这正是学校阻止 Galloway 获得的。”
阿特伍德说，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应该在看到报告和证据后再做出判断，毕竟都是成年人。那封联名信就是想表达这一含义，而非为人开脱。“可是我的批评者们已经做出了判断。那么这些好女权主义者是心智正常的人吗？如果不是，那她们就落入了‘女性无法拥有正常思维判断力’的刻板印象，她们也给了那些对手又一个‘不能让女性当权决策’的理由。”
将这起事件和最近的 #metoo 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类似“猎巫”的逻辑。在 17 世纪的萨勒姆女巫审判中，民众所持的思维结构是“被指控即有罪”。阿特伍德写道，这种思维多发生于各个堆满“恐怖与真理”的历史时期，比如法国大革命、苏联大清洗等。“这些事情往往打着塑造更好世界的名义，有些时候它们促成了后者，有些时候则是压迫的另一个借口……至于义警正义，暂时的、处于理解范畴之内的义警正义可能会演化成被文化强化后的暴民运动，那么现行的正义体系便被扔出窗外，法律之外的力量结构被留了下来。”
她肯定了 #Metoo 运动积极的一面——这次运动就是破碎的法律体系所留下的病症，女性和其他性侵受害者往往无法通过系统获得公正，但是网络这个新工具给了人们机会，它很有效率，而且极大程度上警醒了人们。
但是同时还有另一些事值得关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如果绕开了法律程序，因为后者被证明是无效的，那么谁来取代法律呢？谁会是新的权力颠覆者呢？不会是像我一样的坏女权主义者。左右翼都不会接受我们。在极端时期，极端主义者总是会赢。他们的思想会变成宗教，任何异见者都会成为叛教者、异教徒和叛徒，中间派全都被扫除。”
程序正义、透明度和人人都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是阿特伍德通篇竭力强调的。她呼吁女性们（无论是“好女权主义者”还是“坏女权主义者”）不要将矛头指向自己人，从而在女性间引起战争。“女性间的战争总会让那些不希望女人们好的人得逞。”
然而，这篇文章一经发布仍然遭到了不少攻击。有人发推称，“如果阿特伍德想阻止女性间的战争，她就应该停止向年轻脆弱的女性宣战，并且开始倾听 #metoo”，还有人说，“在性侵案中，法律系统和社会总是关注被告和他们的舒适程度，而无视受害者的需求。UBC 的公开信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它不是在呼吁程序改革，而只是想维持现状。”
活跃于推特的阿特伍德回复了其中的很多条抨击，并成功让一些人自主删文。
UBC 方面则对公开信不予置评。
题图来自《使女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