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官员的长相，记者的命”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刘”）：你曾说自己做记者是“命不好，心态好”，为什么这么说？
刘万永：前两天，我们部门的人跟我开玩笑，说我是“官员的长相，记者的命”。我长得挺像官员的，但却是一条当记者的劳碌命。作为记者，很辛苦、收入比较低、工作没规律，当然也有风光的时刻和场合，但更多的时候面临着身体上的疲惫、心理上的压力以及持续降低的社会评价。
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对记者的评价越来越低。八十年代的时候，记者承担了更多社会启蒙的作用，《人民日报》的记者去各地采访，都会被当成是“领导”，受人尊敬。但现在，大家更多地是把记者的工作与低俗新闻、为了出名而制造假新闻联系在一起。
张&刘：80年代记者不仅在启蒙，而且也在宣传。现在大家在抱怨炒作或假新闻，但这个职业是不是也被祛魅，告别了宣传者、启蒙者的角色回归了记录者的本位呢？
刘万永：记者的职责当然是记录历史，从说教、宣传到记录，确实回归了媒体工作的本位。我不认为把过去记者当成领导是对的，但记者这个行业社会评价持续降低，确实让我很忧心。
张&刘：在“命不好”的情况下，你怎么保持比较好的心态呢？
刘万永：如果前提是“命不好”，你可以离开，也可以选择留下来。如果选择后者，就努力有一个好的心态。
做记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行业，热爱自己的工作。
一方面，从判断选题到最终成稿这个过程中，记者是否有用心，对这个稿子的成败影响是很大的。虽然稿子写出来，有时候读者看不出来记者是否用了心，但是记者自己肯定知道。
另一方面，从收入、社会地位、社会声誉上来讲，有很多工作比记者这个工作来得好。所以，我觉得一个记者是否能够走得够远，是事关新闻理想的。
我在《做有硬度的新闻》这篇文章中写道，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因素而离开了新闻这一行，我并不反对别人这么做，这是件好事，说明这个人还是有很多能力，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职业。但新闻这个行业还是应该有人能够坚持下去。一个学新闻的人，毕业之后在这个行业干个三五年，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有的人能够坚持下去，而且还奋斗在一线，这是值得尊重的。
对于我而言，我喜欢并且能够胜任这个工作，至于其它因素，比如收入，我不是不考虑，只是我现在的收入自己能够接受，而且这个工作还能给我带来很多乐趣，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带着新闻理想，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更远一点。
张&刘：为什么不少记者到你这个年龄，都容易感到倦怠甚至厌烦，但在你同事的眼中，你还是保持着非常积极的状态。你是如何克服职业疲惫感的？
刘万永：疲惫感肯定大家都有，我不可能像打了鸡血一样，永远不疲惫。懈怠的时候，有时也会问自己：岂有豪情似旧时？！只是我对新闻还有热情。我一直觉得，还没有做到我理想的那个状态。
我在采访中心当记者的时候，觉得要是能在“冰点”这个版面上发一篇稿子，那我在离开《中国青年报》时肯定不会有遗憾了。但是2004年的时候，我就成为了“冰点”的记者，那发稿子是我的工作了，这个想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张&刘：你一直对做事件性的报道选题比较感兴趣。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还会有那种被一个选题“击中”的感觉吗？
刘万永：应该还是有的。前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特别报道部碰到了一个选题，是一个兰州大学的学生发帖举报自己的同学公务员考试作弊的事，我们连着发了３个整版。虽然已经年底了，但我们部门所有的人都特别兴奋，我们主任说“这帮人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对于我们而言，从年初到年末，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稿子也是一版一版地出……当真正遇到好的题目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兴奋，都会有一种职业冲动。
我到这个部门已经有7年了，一直到现在，遇到好题目都会有一种冲动，想要自己去采访。前几天，我在微博上偶然知道原《中国电子报》副总编羁常林锋押六年被判无罪的事情：宣判无罪后，常林锋举着严重变形的双手，称遭受了刑讯逼供。
我当时在家，立刻就联系发微博的人，他是我的师弟，告诉我北京媒体都不能做这个选题。我想，我一定要做这个选题，于是就立刻开始找律师、找判决书，然后把稿子写了出来。本来这个稿子，我不写也没事，也可以找别的记者来写，但我还是有这股冲动，这股冲动是非常宝贵的。
如果一个记者遇到新闻时都没有反应，那我认为他已经到了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了。
一个记者，心态好就不要期望太高
张&刘：在你看来，“冰点”的特稿和特别报道部的调查性报道各有什么特点？
刘万永：特稿更讲究文章的节奏感和可读性，调查性报道更需要逻辑性，但是这两种稿子确实都需要把稿子写得吸引人。
我也比较困惑的是，调查性报道可读性比较差，很难写得生动，因为要生动就需要很多细节，但如果有一些生动的细节我没有证据来证明，只好宁可放弃。
此外，在逻辑性和可读性之间，怎么平衡，怎么达到最佳也是我比较困惑的问题。
张&刘：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是引领深度报道的前沿阵地，在年轻人中影响很大。现在，随着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社会和媒介环境的变化，这份报纸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有所衰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万永：如果一些青年读者不喜欢《中国青年报》了，除了获得信息的渠道多元这个因素之外，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中国青年报》作为一份青年报，为什么青年不喜欢。也许是我们报道的内容有问题，或者是语言风格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
张&刘：你长期做舆论监督报道，过去这么多年，你对舆论监督的空间和环境变化是怎么看的？此外，有没有感觉监督报道越来越难以实质性的解决问题？
刘万永：我觉得舆论监督的空间有时候宽松、有时候紧张，总体来讲应该是在好转了吧。
具体说到报道效果，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过去，《焦点访谈》7点38分播节目，当地政府连夜开会把相关负责人都免掉，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的记者不要给自己加那么多额外的期待，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报道，至于说报道之后能起到什么作用，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
张&刘：调查记者比较容易有英雄主义情怀，希望通过调查性报道去推动和影响现实。在你看来，记者是否应该有通过报道来改变社会的使命感呢？
刘万永：我觉得记者能够通过报道来推动社会进步是一件好事，有这个期望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要期望太高。如果期望太高就容易变得很沮丧，无力感就会加强，虚无感也会越来越强。
当虚无感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就会考虑离开这个行业了。一个记者，心态好就是不要期望太高。
张&刘：这方面，你的心态看起来很平和。你的同事叶铁桥告诉我们：“特别报道部的调查性报道就是一个拳头，如果这个拳头没打痛对方，我们就会觉得沮丧。”你会有这种沮丧的感觉吗？如果报道出来后产生的影响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会如何调整心态呢？
刘万永：没有，很正常啊；有，是额外的嘛。我做了15年的记者了，大家能记住的我写的报道无非也就那一两篇，实际上我做的很多报道，大家根本没有听说过。如果今天我们的报道出来了，没有达到效果，这是很正常的，每天有那么多的报道，我们的报道也许淹没在众多的报道中了。
所以，没有是正常的，有是意外的收获。要是有了这种心态，记者在做稿子的过程中就会心态很平和。
张&刘：其实，说一件事或一篇报道影响一个人，经常是比较牵强的。但我们还是想知道，你当记者15年来，有没有一件事或者一篇报道使你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认识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刘万永：我最早做教育新闻，后来写一些法制新闻，现在主要是做舆论监督式调查性报道。这些年的从业过程中，我感觉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过去，我们挖到一个料，拿到一些证据，就会认为自己挖到了真相，我们拿到的东西就是事实的全部；但现在，说到真相的时候，会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慎重，我们不敢轻易说我们拿到了真相的全部。
2008年，我写过一篇稿子《谁盗卖了季羡林的藏品》。当时根据事件多方提供的书面证据、视频等等，就会得出一个看似毫无疑问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其实是错误的。事后证明，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提供的视频是真的，其他人都在说谎。
不过，幸亏当时我在写每一个人的话的时候都标明了消息源，对他们的话都有所保留，没有用肯定的、确切的语气去叙述，而且也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
虽然稿子出来有一定影响，但是我没有成为被告。这个事情对我的教训是非常深的。记者永远不要在采访中天然地认为，我掌握的就是一个多么严谨的证据链，或者是一个多么全面的真相。
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
张&刘：做热点事件的报道，你们特别报道部是如何整合各方资源进行快速调查的？
刘万永：我们部门的人比较少，一共7个人，其中3个人是记者，而且两个记者是去年刚来的，剩下那一个比较成熟的记者很快就要离开特别报道部。其他的记者就依靠地方记者站，但一个记者站也就一个记者。
我们的报道多数是由一个记者单独完成，但也有一些报道是几个人合作的。比如前年我们做的一个兰州大学的学生举报他的同学公务员考试作弊的题目，就是好几个记者合作的。
因为这个稿子涉及几个不同的地域：举报的学生是兰州大学的，我们需要去兰州采访；被举报的小伙子是被宁夏警方抓的，还涉及宁夏的采访；被举报的孩子的爸爸去了北京，说是要去清华大学找法律专家，我们还需要在北京采访。涉及跨地域的报道的稿子，为了在时间上更紧凑，我们会同时派几个地方的记者。
我经常会给记者强调的一点是：记者要有编辑的意识。我们一个整版大概是8600字到9000字的篇幅，还需要一到两张照片。
记者写稿的时候就需要自己对稿子进行拆分，拆分到三篇到四篇的样子，其中有一篇3500字到4000字的主打的稿子，两到三篇的配稿。写稿的时候，记者要注意具体的素材如何应用，详略如何侧重，照片如何选择……这样的话，后期编辑的时候就能省很多的力。
张&刘：以“天”为周期操作深度报道，相对来说速度较快、但可能缺乏足够的深度。你们会怎么平衡深度和速度的关系？
刘万永：深度和速度很难平衡。我过去经常跟我同事说的一句话是：“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
我当记者的时候，通常是上午开选题会，中午吃过饭，领导就会告诉我今天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稿子，当天晚上就要交稿。但找人也需要时间，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领域我都了解，要写好一个报道还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这些东西经常很难做到，也就是说我经常要写一些我完全不懂的东西。
因此，我经常跟我同事说：“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
我们现在的状态也有跟过去有类似的地方。特别报道部一周要出三个整版的稿子，经常面临的情况就是稿子来得很晚，实在没有稿子的时候就只好把版面让出去。
张&刘：你们整版的报道要有所“拆分”，这种组合报道如何突破“现场+背景+专家观点”的模式和窠臼？
刘万永：我们过去一直在用这样的模式，现在基本也没怎么变。我觉得更主要是出于版面语言上的考虑。比如，专家观点不会太长，大概１２００字到１５００字，正好是右边的竖一栏，剩下五栏，我的稿子比较好摆。
其实，我最反感的就是专家观点这样的稿子。
第一，我们可采访的专家库资源太少，采来采去就是那几个人，读者都看烦了。我们应该采访的是不同的人，甚至是观点相左的人。
第二，更多时候，所谓的专家观点，不是谁都能说出新东西。我就经常跟我们同事说：“你还不如采访我呢，这些东西我都能说！”如果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专家，如果专家没有独到的观点，不如不找专家谈。当然有时候也与事件本身有关系，有些专家觉得我们问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我希望专家观点能够越短越好，越独到越好。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不如不要，把更多的篇幅留给前线采访时得到的一手资料。
关于事件背景，原来有一个小栏目叫“链接”。这样做，比较省事，也能够在信息上更加丰富、多元，但最后被有关部门明令禁止了，就是不能就这个事件联想太多。比如说假如劳教制度今天废除了，我把任建宇案做成一个“链接”，这样的稿子也许就会被毙掉。
最关键的就是前方记者能不能把该拿的东西都拿到，写出来的稿子逻辑严密，证据切实充分。
如果能做到这些，这个版就能够立得住。具体怎么组合，其实有很多方法，比如可以用相关的图表或漫画来丰富版面语言。实际上，稿子的信息量丰富了，读者喜欢读了，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新技术的辅助，不过是让试错的时间变短了而已
张&刘：互联网兴起之后，特别报道部在获取新闻线索、展开调查、搜集证据方面有哪些变化？
刘万永：我们前年开办了一个“今日求证”的栏目，类似于《南方都市报》的“网眼”版，挑选互联网上的热点话题,并打电话给相关的人进行求证，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发稿，争取做出时效性强的报道。
在获取线索方面，也更多地通过网络来发掘。具体操作上，通过网络能够找到采访对象。比如我们做过美国的校园枪击案，记者不可能去美国，如何完成这个稿子呢？我们就去找离现场最近的人。我的同事叶铁桥就在网上搜美国某个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主席，再通过互联网找他们的联系方式，进行采访。
现在，无论在新闻线索的采集上，还是在选择合适的采访对象上，甚至说在寻求某一个事件的真相上，互联网都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多数情况下仅仅通过网络、电话是不能得到真相的，还是需要记者到一线去找不同的部门和相关的人，才有可能把真相求证出来。所以，，如果经过初步电话核实不能确证事实的话，我们就会放弃当天“今日求证”栏目的选题。
张&刘：听说你一直保持着一些传统新闻人的报道习惯。有没有想过用新媒体工具来丰富调查手段？
刘万永：借助新媒体肯定是必要的，尤其在寻找线索上。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新媒体并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能够依赖这些手段就能完成的，对一些事件的报道，还是要到现场去，还是要去采访大量的人，才有可能还原出一个事件完整的真相。
传统的调查手段与新工具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多么具有传统思维的记者，都需要去学习新媒体技术。比如我要去一个地方采访，这个采访地点对于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我就可以用微信“摇一摇”，可能摇出的身边的人就是知情人士。
无论记者是一个个敲门，还是一个个打电话，亦或是用微信“摇一摇”，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新技术的辅助，不过是让试错的时间变短了而已。
张&刘：网络时代，不同媒体的选题容易撞车，获取的资料也容易重复，做独家报道越来越难。你们特别报道部如何追求独家呢？
刘万永：独家越来越难，难到我碰到一个独家题材的时候会兴奋得睡不着觉。对于我们而言，这可能是是最让我们感到焦虑的，因为任何一个记者任何一个媒体都希望发出独家的东西。
网络时代，虽然独家很难，但不是说完全没有独家的可能。曾经有一个知情人在看到我们的报道后，直接跟我们报社联系，要求我们的记者在“接头”的时候拿着某天的《中国青年报》。我们要尽量去做有影响力的报道，这样也许会有信赖我们的读者来为我们提供独家线索。
当然，记者和编辑的判断能力也很重要，是否有独到的眼光非常重要。新闻发生了，要第一时间判断它的新闻价值、第一时间完成采访、第一时间发稿，才可能有独家的机会。
组合信息的能力也很重要。很多事情发生后，信息是散落在各处的，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串起来，然后发现背后的重大命题的能力很重要。
张&刘：你怎么结交如此多的律师朋友，平时怎么有意识地建立和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吗？
刘万永：我还不像别人，为了达到什么特定的目的而去结识特定的人。在做报道的过程中，我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报道完了之后就各奔东西了，但有的人会成为一生的朋友。
很多时候，大家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我不会因为那个人是律师，手里有很多案源，我就去和他有意地结识。我的律师朋友都是通过一些案件的采访认识的或者朋友介绍的。
张&刘：朋友多、关系广的记者，再加上人热心，比较容易在调查记者圈建立所谓的“江湖地位”。你怎么看自己所处的位置”？
刘万永：在记者圈里,没有谁是核心，谁不是核心。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要求。只不过是大家愿意聚在一起，讲一讲自己做过的稿子，讲一讲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和经验教训，顺便把自己被毙掉的选题讲出来看看别人能不能做。
作为一个记者，需要不停地用作品来证明自己
张&刘：“党代表”这个身份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万永：去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我，我说了“党代表是我的免死金牌”，结果有很多人骂我，哈哈。其实是这样的，比如我去采访，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能够用党代表这个身份为自己寻求保护，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采访中使用我党代表的身份，也许就算我拿出这个身份也没什么用。
其实，我作为党代表参加十八大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作为记者去报道这样一个会议，和作为党代表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是两个概念。
一方面，能够知道中国政治的运作是什么样的，另一方面，也会反思我们的报道应该怎么样客观真实地记录下这样一段历史。原来我作为记者拿着录音笔、扛着摄像机去追着代表采访，现在变成了别人追着我采访。
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有的人愿意接受采访，有的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当时，我对跟我分在一组的一个代表说：“我曾经就是这些追着你们采访的记者中的一员，我最反感的就是代表不愿接受采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善待记者。”
张&刘：你曾三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去年又获得了长江韬奋奖。你如何看待这些奖项对你的意义？
刘万永：中国新闻奖或者长江韬奋奖是体制内的、官方的最高奖。有的人说，这些奖你给我，我都不要。有这种想法也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我只是觉得，获奖只能说明你符合评奖的标准，同时在参与评奖的人中你很幸运的取胜了，但并不能代表你比与你一起参评的人优秀多少，更不能代表在这个新闻界你的地位有多高。
一个记者，需要不停地用作品来证明自己。在这个行业，过去那种靠一篇稿子就扬名天下、奠定“江湖地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做记者的职业生命是很有限的，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写一些好的作品，读者才有可能记住你，仅仅是有可能。记者不要对结果有过高的期待，因为期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如果得不到你想得到的东西，反而很失望。就像一句话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一个记者在写稿子的时候，衡量稿子的标准不应该是为冲击中国新闻奖而设立的，比如字数一定要在3000字以下，而应该是为了稿子本身，为了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如果为了拿奖而写稿，这个稿子不可能写得好。
张&刘：你在《记者还用讲新闻理想吗》这篇文章中提到：“很多人会觉得新闻理想虚无缥缈，但在实践中，理想却又是那么具体。”这个“具体”,怎么理解？
刘万永：我觉得，新闻理想在很多具体的情景下会指引一个记者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做记者做久了可能会有惰性，或者被一些外在的客观因素所干扰，但是如果他有浓烈的新闻理想，肯定不会给自己找借口。新闻理想就像一个指南针一样，在当记者这条路上指引着我。
张&刘：你曾经说过你的“新闻理想”是通过自己的报道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刘万永：随着职业年龄的增加，许多记者越来越少地谈到“真相”或者“公平正义”。你不是也经常提醒我们不要“自我道德化”吗？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也许在客观上对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有促进作用，但是记者不要天然地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是觉得自己做的不过是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情。
就像我看到《中国电子报》被羁押六年，最后被宣判无罪的副总编举着自己那双严重扭曲的手时，我心里想的不是他遭到了刑讯逼供，应该获得国家赔偿，我应该帮他做这个事情，我想的是这是一个好新闻，我应该把它做出来。
张&刘：理想其实更多深埋在人的内心深处，而日常的工作实践中则少谈些理想、多做些报道。
刘万永：我觉得新闻理想不是天天挂在嘴边，它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地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实现的。
我有很多踏踏实实写稿子的朋友，我从来听不到他们说自己有多么宏大的抱负，但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把它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
【注】本文节选自《带着理想，能走得更远——专访《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刘万永》，全文详见于《转型与坚守·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从业者访谈录》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出版，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张志安、刘虹岑。
人物简介
刘万永，1996年本科毕业于河北大学教育系，1998年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同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现为特别报道部副主任，中共十八大代表。2003年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宣传优秀记者，2009年腾讯网年度教育记者，中国青年报2010年“年度最佳记者”。曾三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并于2012年获得第十二届长江韬奋奖。代表作品有《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王佳俊冒名顶替读大学路线图》、《公安部处长洗冤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