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园成立于2003年，旨在改善城市外来工的生存状况。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机构在深圳龙岗区横岗镇的工业区开设活动中心，为外来工提供文化、法律和教育服务。正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许许多多的工友走到一起。2008年时，活动中心全年到访人次超过4万。随着深圳产业升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量外迁。横岗的工人越来越少，“小小草”也随之撤离。由“小小草”的文艺小组培育出的“重D音”则留在了这里，继续做工人文化。
深圳上步路一扇不起眼的铁门内，藏着一家文艺青年们趋之若鹜的Livehouse。2017年年底的一天，Livehouse内迎来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演唱会。表演者们不是满身潮牌的Rapper，也不是低吟浅唱的民谣歌手，而是两支工业区里走出来的工人乐队。观看他们演出的除了这里的常客，还有一群前来“应援”的女工大姐。
重D音乐队主唱汪宗兴。 梁惠/摄
诞生于深圳的“重D音乐队”是这场演唱会的主角。这支成立于2011年的乐队，在当天发布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飘零的花》。这是一张描写打工者生活的专辑，收录了乐队的10首歌。专辑封面是一张城市的照片，薄薄的纸片在空中飘洒，封底则是农村的黑白照，残破的房屋外墙隐约可见“团结拼搏”四个大字。
重D音乐队专辑《飘零的花》封面及封底。 梁惠/摄
01:我的音乐启航点
董军是乐队的鼓手，来自湖南的他从小喜欢音乐，也曾是珠三角庞大的打工群体中的一员。2004年的一天，在“小小草”附近上班的董军，偶然来到了“小小草”的活动室。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工友们的业余生活也很单调，“基本就看看书，然后小小草正好有一个书屋。”董军来到书屋借书，“小小草”的工作人员刘晓红热情地接待了他，“她说话很快，特别热情，我觉得很奇怪，心想是不是搞传销的。”
曾经的“小小草”书屋。 重D音乐队/摄
刘晓红向董军介绍“小小草”的活动，有一个免费的吉他班，董军很感兴趣。“小时候隔壁的叔叔有一把吉他，我无意中摸了一下，觉得声音很好听，但我爸不让我学。”加入吉他班之后，董军进步很快，不久还组了自己的乐队。
重D音乐队鼓手董军。 梁惠/摄
当时，董军在一个玻璃厂上班。那是他最后一份工厂工作，也是做得最久的一份，虽然也只有两年时间。合约到期后，他决定离开工厂，带着乐队去酒吧驻唱。临走之前，刘晓红把他叫来活动室，问：“小子你还有没有钱用啊？”董军说有，刘晓红说：“别骗我了，你哪里有什么钱！”硬是塞给他几百块。
02:做公益就是我的主流
黄小娜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专业。出生于广西农村的她被父母寄予厚望，母亲希望她“做官”，父亲的教育却令她走上了公益之路。
2008年毕业后，她发现了“小小草”招募的信息，应聘来到深圳工作。最初，黄小娜并没有打算放弃父母期待的精英之路，她想给自己两年时间做公益，然后回归主流。但一次工厂实习的经历深深震撼了她，让她觉得有必要留下来做更多事。
黄小娜最初只想做两年公益。 梁惠/摄
加入“小小草”后，黄小娜为了了解工友们的生活，曾主动前往惠州的一家鞋厂实习。“去过之后才知道，我是多么痛恨那种生活”，初来工厂的黄小娜也对这里的加班制度倍感震惊，“一天工作十三个半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一天”。法律专业出身的黄小娜，眼看着违法行为在工厂里发生：超时工作、童工、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
而她最受不了的，是工友们对此的麻木，“干吗要去告，这样不是挺好的嘛，又有工作做”。原本打算做满30天，但她在21天的时候就走了，“一般工厂不会批，还会压一个月工资，但我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法律手段”。回来之后，她第一次喝醉酒，大哭了一场，“那时候真是觉得法律很没用”。
03:回归“小小草”
2008年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农民工监测报告。该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有超过2.2亿农名工，其中三成集中于珠三角。董军仍是打工大军中的一员。酒吧的工作并不如意，让他看到了很多不堪的东西。那样的环境也无法创作出好的音乐，“每天在台上取悦别人，感觉像耍猴。”
董军在“小小草”带吉他班。 重D音乐队/摄
离开酒吧后，原来的乐队解散了，董军就在吉他班发展新的成员。他们一起组成了“重D音”的雏形——“草根文艺队”。乐队成员因为工作流动而几经变化，曾经加入的包括玻璃厂的工友、超市里的广告策划，以及至今还在乐队的汪宗兴、黄世晓和黄小娜。
04:相识相知相爱
董军很早就开始创作歌曲，但早期的作品并不让他满意，“在酒吧的时候我会写一些歌，但那些歌我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对董军而言，做音乐就是“找自己”的过程。在后来的音乐中，他都着力表现自己作为一个打工者的生存状态。
《木头人》刻画了工人在超时工作下的疲惫和麻木，“我的世界没有白天和黑夜/也不知道什么是疲惫/我看不见你冷漠的眼神/也听不见你不停的怨言”，伤感的曲调催人泪下。
董军在演出。 汪宗兴/摄
董军的音乐也影响了黄小娜。他们相识于2008年“小小草”周年庆的晚会上，后来一起参与吉他班的工作。喜欢唱歌、写作的小娜在吉他班学会了弹吉他，又慢慢学着自己写歌。她欣赏董军的才华，有时也会把自己写的歌词拿给董军，请他帮忙谱曲。董军虽然外面粗犷，内心却有细腻温柔的一面，“他一般不会直接说你写的不好，他会说这个有点困难，”小娜笑着说。
小娜在演出。 李伟秀/摄
两个热爱自由的人互相吸引，最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正是结婚、生子的经历，让小娜和女工们走得更近了。和董军结婚后，小娜对女性的命运有了更深的理解。她用歌曲串连起自己和女工的经历，《飘零的花》写的是外出打工的生活，“我们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
2011年的五一劳动节，“重D音乐队”正式成立。“重”代表重要、有力量，“D”代表底层，“重D音”就代表底层的声音是重要的、有力量的。
重D音合照。从左到右依次为：汪宗兴、黄世晓、董军、黄小娜以及董军和小娜的儿子旦旦。 汪宗兴/摄
扎根工业区的“重D音”，更直接地面对了流水线工人的苦况，主创们在工厂打工、实习的经历，也令他们对工友们的生活有了更个人化的体验。董军的创作大多是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他不想为他人代言，“我不觉得自己在做工人音乐，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音乐”，但他的经历又能和工人相连，“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大家的故事其实差不多。”
05:与乐施会携手同行
董军和黄小娜开了一家琴行，一开始想用琴行的模式自负盈亏，后来发现难以维持，仍然需要申请资金。为了获得申请资质，他们在2014年完成了民办非企业注册，和乐施会开展合作。
如今，“重D音”的活动已不再局限于横岗工业区内，而是更多地走向外部：去全国各地的音乐会演出、去为其他NGO培训文艺小组。
在2008年的工作报告里，小小草的工作人员这样写道：“在中国推动劳工NGO服务，本身是一项没有太多参考例子的工作，但是，正如我们团队最近很认同的一句话：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为路。”
10年之后，黄小娜在重D音的琴房里说：“有很多路要走，只能一步步地走。”
本文首发于澎湃思想市场，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