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2018年8月24-26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峰会在江西南昌举行。出席此次论坛的嘉宾既有陈东升、王石、任志强等人们所熟知的企业界“大佬”，也有不少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迅速冒出头来的一批企业家新秀。本次论坛会议议题涉及全面，除了对财政、金融及资本领域的关注聚焦，还特别设置了公益分论坛，主题为“教育扶贫的路径”。作为此次亚布力论坛唯一特邀的公益合作媒体，《公益时报》特别甄选了参加此次论坛的老、中、青三代公益参与者共同探讨“教育扶贫”，聆听他们在公益路上的收获与感悟。
“亚布力论坛2018夏季峰会”公益分论坛“教育扶贫的路径”出席嘉宾
本期专访人物——
友成研究院执行院长汪亦兵：
义利并举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模式
背着个深色双肩包，穿着身合体内敛的休闲装，个头不高的汪亦兵轻轻走进了亚布力论坛2018夏季峰会那间干净透明的媒体采访室。
生于1963年的汪亦兵算是国内公益圈的“老人”了。自2007年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成立，他就作为志愿者和顾问参与其中。2016年友成研究院成立后，他担任执行院长并开始专职投身公益，主要从事社会创新、以及社会价值与评估等方面的研究。
初见面，你会觉得汪亦兵过于冷峻严肃。
他嗓音低沉，回答记者的提问没有一句废话。再深入地聊下去，你又会觉得，其实他外冷内热——虽然话语间不时夹杂着批评与质疑。 他说：“目前我国公益界在研究方面的力量非常匮乏，因为其中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项目上，对于公益本身的考证和研究却很少触及。虽然现下一些高校也在做相关研究，但还都停留在表层，深入程度远远不够。比如说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虽然我们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案例研究和推广方面，在国际上能够拿得出手的并不多，这就是一种遗憾。”
但汪亦兵言谈中表达的不只批评，更多的是建设——“学术界人士和高校做公益研究一定要深入到项目当中去;反过来，公益界人士就一定要跳出来，恰恰不应该局限在项目本身，而是要结合实践经验，提炼和上升到理论高度。”他说。
对教育扶贫也是这样，汪亦兵有担忧更有期望。“如果“教育扶贫”仅仅是为了“扶贫”而“教育”的话，可能会起到“拔苗助长”的反作用，事情本身从本质上并无变化。在此期间，如果你对世界的认识、在情感、认知和审美方面没有完整的塑造和发展，那么短期被动地接受某种技能并非长久之事，最终是否能达到初心所愿，这就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访谈
《公益时报》：作为友成研究院执行院长，您对友成基金会近年来教育扶贫方面的工作想必非常熟悉，可否从项目类别和社会效果两个层面对此予以概括和总结?
汪亦兵：先谈谈我对教育扶贫的理解。大家都说扶贫先扶智，那么教育扶贫就是最彻底的扶贫途径。教育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改变人的认知，第二是赋予人以技能。这两者之间，第一个更重要，是消灭贫困代际遗传的根本。
但在“教育扶贫”这个概念中，教育有可能成为了一种工具，我认为是要加以注意的。事实上，教育本身就应该成为一个目的，这样才能避免现在高校教育出现的一种普遍情况，就是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就开始焦虑如何找工作。
在乡村教育中，我们也要知道，让孩子接受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脱离现在的贫困。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农村教育最好取消现有的升学制度，而改为技能培训，这显然是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因为当今时代对技能的要求和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时候你今天学的东西可能再过5年就没有用了。只有一个人根本的思想认知，包括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审美等全人教育得到普及深化，才能得到真正的教育效果。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用“教育扶贫”这个概念，只是要知道，教育和扶贫都是我们的目的。
友成基金会的教育扶贫项目主要是在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老师的领导下展开的。汤老师原来是个经济学家，现在献身于扶贫和教育。正是由于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素养，让他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时，都更具效率和创新。友成基金会涉及教育扶贫的项目很多，从类别上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和K12的教育相关，所谓的“常青线”，从常青1.0到现在的常青4.0，已经有四代的迭代;另外一条线是和电商扶贫相关，虽然叫电商扶贫，但实质上是通过对村民的电商知识培训，让他们获得通过电商致富的能力。
我自己对友成基金会的教育扶贫项目有一个分类。我分成两类，一类是教育扶贫，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改变受益对象的生命和生活状态;另一类是对乡村教育的扶贫，即通过教育为乡村教师赋能，改变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状态。
第一类项目中，电商扶贫是个很好的例子，村民特别是年轻妇女是直接的受益者，收益有明显的增加。此外，常青义教2.0的“双师教学”和常青义教3.0的“乡创计划”，其第一受益人都是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有明显提高。
第二类项目是我自己的归类，即对乡村教师的赋能。按道理来说，乡村教师是教育扶贫最主要的力量，但由于长期教育投入的不均衡，乡村师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一来是缺少培训的机会，二就是个体的孤独。常青4.0的“青椒计划”就是针对乡村青年教师实施的公益项目。项目开展不到一年，已经有3万多名乡村教师在线学习，全国有21个省70个县参加了这个项目。乡村教师们对此的反馈非常热烈，也得到了地方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
友成基金会的教育扶贫实践社会影响很大，反响非常好。2010年到2013年实施的“常青义教”项目曾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今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共同发起了“银龄计划”，要在3年之内招募一万名城市退休老师到乡村去，和“常青义教”的模式完全一样。2013年实施的“双师教学”被广西省全省推广，浙江省教育厅今年也开始在全省实施“双师教学”，即“城乡携手，同步课堂”的模式。
这说明，一个公益机构应该是创新驱动的组织，它能更敏感地发现问题，并用试点的方式去尝试解决问题，一旦试点成功，就可以变成政策或可复制的模式。所以，公益组织不仅是这个社会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倡导者，以引起全社会对某个社会议题的关注。友成基金会在教育扶贫实践中，已经动员和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这也是公益很重要的功能。
《公益时报》：友成基金会在当下教育扶贫的推进过程中还遇到哪些障碍?这些问题属于个案，还是所有公益组织在此类项目运行过程中都可能遇到的普遍现象?是否已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
汪亦兵：教育扶贫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创新需要，第一是教育的创新，第二是扶贫的创新。此外，扶贫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工程思维，但教育不可能有工程思维。所以，教育扶贫遇到的障碍，主要是观念上的。这一点应该具有普遍性。
首先，教育是属于政府集中管理的领域，这一点对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我国来说也无可厚非。但对需要创新的乡村教育而言，就形成了一定的难度。对于公益机构而言，需要有充分的耐心，此外，还需要以自己的专业能力来说服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一旦有了成功的经验，以后的项目就会容易很多。
此外，乡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的认知与热情也是关键，所以要真想改变学生的受教育状态，改变乡村校长和老师的认知是关键。关键方法之一是获得基层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其次可以通过引进典型案例来影响他们。
第三，虽然大众对教育的重要性都有高度的认同，但对教育中软件的部分却无法判断，这个主要是说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无论是教师的教学水平，还是学生的认知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提升，实际上很难用一个明晰量化的标准甚或数据体系去界定，所以很难支持。不像当年的希望工程，大量的企业家乃至个人都捐款建校。这并不是说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了，而是对人的公益理认知水平的要求提高了。同时，也对公益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何让更多人理解并参与到与扶贫和教育相关的项目中来。
《公益时报》：教育扶贫无疑是一条艰巨而漫长的道路。就您研究判断，未来三到五年间，中国教育扶贫的格局和轨迹会否有新的变化和调整?
汪亦兵：我们正处在一个无法对未来做出预期的年代，因为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还是技术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例如两年以前，我们无法预知川普当选以及当选后对世界的影响。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也是一样难以预测。
在三、五年之内，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产生贫困的原因并未解决，我的担心是，在我国绝对贫困问题消除以后，当运动式的扶贫结束后，对农村教育扶贫的力度和关注度会不会受到影响，农村的教育是否又会陷入新的困境。
还有一个可能的调整或必须加以重视的，是对流动儿童教育的关注会增加，如果不对他们的教育给予足够重视，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城市贫困的源头。
《公益时报》：如果届时真的出现了您所担心的——教育扶贫热潮因绝对贫困问题的消除而戛然而止，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步伐会否也因此停滞?
汪亦兵：这就要求政府在相关政策上的支持一定要能得以延续，比如说对乡村教育的支持、补贴不仅要延续，还要加强。如果说到那时，政府优惠政策突然停掉的话，即便是社会组织想要更多介入参与，也会有心无力;另外从社会角度而言，应该鼓励社会组织更多地介入，包括退休教师志愿者，更多参与到乡村教育建设中去;同时，企业家群体对此的关注和投入也不宜就此止步。
《公益时报》：如今人们大都肯定了互联网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将其引入相对偏远落后地区带来的诸多优势，但并不代表这种方式就无所不能。就您观察，目前互联网教育扶贫在具体实施中的短板会有哪些?如何弥补克服?
汪亦兵：互联网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时空上为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提供了可能性，即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可以做到同步，这是最关键的;第二，是扩张的边际成本为零，可以大规模扩张，这是所谓的“网络效应”;第三，用网络平台上资源的丰富性满足乡村教育中贫困多样性的需求，也就是说，由于地域不同、贫困成因不同、文化不同，很多地方都存在个性化的需要，显然，我们很难在线下通过人力来满足这些需求。但对于网上平台而言，由于服务提供方很多，每一个服务提供方都提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就像一个SKU很多的购物中心，每一个人都能发现自己的需要。
当然，互联网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技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实际和深入的调研，但我想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在我们用互联网做工具时，我们是否也赋予了情感?第二，当我们强调去中心化的时候，我们是否先建立了共识和规则?第三，当我们强调线上教育的时候，是否还有线下的连接以形成一个闭环;第四，互联网是一个大容器，其中的内容鱼目混珠，如何让受益者具有甄别的能力，社群的建设和管理是关键，一个好的社群具有吸引力、具有共同的规则，大家在其中可以共同进步，所以社群管理是互联网学习的关键，必须有情感、有规则、有共识、有激励。
亚布力论坛：引领“义利并举”新生态
《公益时报》：作为已经创办18年的国内知名民间论坛，“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近年来加大了对公益慈善领域的深度探究和观察。您认为这释放了怎样一种信号?
汪亦兵：企业家或企业参与公益当然是时代的一个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未来的企业就是“义利并举”的企业，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教育扶贫也可以成为被誉为"竞争战略之父"的迈克尔.波特所提倡的“共享价值”中的一种，其实质是说企业的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是一致的。友成基金会长期的合作伙伴“沪江网”、“爱课堂”、“洋葱数学”等等都是这种新型企业的典型代表。
总的来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觉得人类的文明是在进步的。从近年美国和中国这些高科技企业的成长来看，它们就比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企业都更加关注员工、关注社会，也更加坚守一些价值观。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企业家是最主要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提升。亚布力论坛的创始就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个觉醒，到近年越来关注宏观经济、越来越关注社会发展，提倡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等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和友成基金会的同仁们都认为，人类总体上正在从工商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这些现象，都是生态文明的体现。
现在我们是以公益人的角色来参加企业家的论坛，讨论的是如何跨界的问题。我相信在未来，我们仍然会出现在这样或那样的论坛上，但不再是以企业界或公益界为唯一分割标准，而可能是以其他不同的行业或其他角色来参与，因为“义利并举”已经在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到那时，我们的社会人文生态格局必将迎来值得期待的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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