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克强总理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舆论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今年4月和6月，李克强两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
会议决定，较大幅度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负，采取政府集中采购、将进口创新药特别是急需的抗癌药及时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等方式，并研究利用跨境电商渠道，多措并举消除流通环节各种不合理加价，对创新化学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质量监管。
不靠药神靠什么？
“病有所药，不靠药神”慈善蓝沙龙在京召开
《我不是药神》票房三天破10亿，电影揭露的救命“天价药”、“罕见药”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对此，7月18日，凤凰网公益与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共同联合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南都观察一同就“病有所药，不靠药神”举行“慈善蓝沙龙”。
沙龙的主要议题包括 “十二五”以来，中国的药品供应保障改革措施有哪些？ 中国的药品供应保障改革难在哪里？ 中国民间公益倡导现状如何？ 药品供应保障是什么？以及民间公益倡导介入的价值、角色与长效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微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震表示，我国的医疗保险的基本原则是“保基本，多层次”，“保基本”指医疗保险的钱主要投给常见病、多发病和低收入群体。他认为，要做到“多层次”，首先需要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其次是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第三是充分发挥第三部分的作用，发挥公益组织的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员黄尚志认为，现在和以前相比有许多的药品变了，原先的药品用不上了，要用新药。这些新药都是靠着研发出来的，而这种研发中国人出的力量很少，最终形成了医生爱开高价药。他表示，除此之外医生拿回扣也是药价高的原因，但他认为这是职务造成的，如果医生有足够的工资他就不需要这些了，药商药厂也不需要做这样猫腻的东西。
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项目部主任邵家炎介绍了中华慈善总会在患者援助方面的工作，中华慈善总会是从03年开始解决患者服用高额的创新型药物的问题，已经对患有16个病种的23万个患者提供了帮助。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正琛则从自身作为慢粒白血病患者的身份出发讲述，罕见病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对于白血病、肿瘤大家都知道，而且每年420万人得癌症，他认为既要做直接服务，给患者提供帮助，同时要做政策推动，和政府做好沟通，帮助政府制定出更科学合理的政策。
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奕鸥表示在进行医疗援助时会更多优先考虑儿童，家里面有家族史也会优先考虑，药物特别有限会偏向进行资源补给。她认为医疗援助首先责任方是政府，公益组织更多的职能是补充性的补贴，希望引进各方分担机制，如政府承担大部分，慈善援助项目来承担小一部分，药企降价一部分，病友的家庭来承担一部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二部副主任邱月指出药价高的原因是，如果药企不把药价定高一点，它的成本是完全回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放在国家层面，企业不需要出这么多钱来做基础性的投资。但是如果结束了基础幸得投资以后，企业可以以少量的代价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这样药价会相对降低，这样可能会使原始定价才能有所改善。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同样认可分担机制，她指出，其中政府肯定是基本的公共服务要覆盖，家庭肯定要承担一部分，再通过社会力量，比如慈善组织他们去救助一部分，商业保险可能是不缺的。
最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杨团总结到，今天参与的人很多，看得出大家都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所以应该讲这是一个民间倡导最好的机会，我们不过是借这样的一次小小的一个会议，发出我们微弱的声音，她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每个人都出自己的力，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企业的，还是我们第三部门的，还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公民，四块的力量，不是分担，而是捏起拳头来，解决最突出的障碍。
企业的委屈：你们骂错人了
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 几万块是第二颗
制药企业很“委屈”，患者是需要药来救命的，为什么正规制药企业还要把价格订为“天价”呢？是因为他们太贪婪，不顾患者死活了吗?
事实上对于慢粒患者而言，瑞士诺瓦比陆勇更像一个救世主，陆勇只需要和药厂谈判就可以了，而直接和病魔谈判的，是他们。
当初“陆勇事件”爆发时，知乎上就有一句很棒的回答：
“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了，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
韩寒发表微博文字说希望很多观众看后不要对研制新药的药企产生意见，药企研制新药成本、风险十分巨大，维护权益，保护自己知识版权、获得高额回报填补投入和用于新的药品开发等用途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社会应该保护的，能够激励更多的机构和资金研制更多新药。
对药企来说，每开发一种新药，成本是巨大的，这其中不仅涉及到至少十几亿美金的投资，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一种新药，从理论阶段构效关系的研究，到合成路线的规划，到制药工艺的开发，再到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的验证，再到剂型的选择，最后把“活生生”的药做出来——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之后是漫长的临床研究。
在动辄十几年的临床研究过程中，还需要根据临床反馈，不断改进制药工艺，任何一个小环节的差错，就可能前功尽弃，新药胎死腹中。好不容易熬到临床研究结束了，药企又要面对新药注册的严峻任务。要知道，一份新药的注册材料，有时能够多达十万多页，虽然美国FDA的审核期只有6个月，而中国药监局的审计时间最短也可到4个月，但实际上，新药注册长达数年的例子比比皆是。
而仿制药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几亿美金和10余年时间，因此仿制药虽然便宜但可以很赚钱。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企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企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新药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
当然，由于药物的特殊性，政府也不会允许市场被长期垄断，对新药的专利保护一般是20年，这20年是从药物进入临床实验之前就开始算了。 由于药物的开发需要10年以上，因此很多专利药上市的时候，20年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新药在市场上真正垄断的时间其实只有几年，而只要专利过期，仿制药就会大量进入，极大地压低药价。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促使药企要在短暂的垄断时期把药价定得尽可能的高。
国家的进步：我们在努力
医保局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 让群众用得起好药
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2017年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赫赛汀、美罗华、万珂等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癌症治疗药品被纳入医保目录。对于目录内的抗癌药，下一步将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
医保目录外的抗癌药如何实现降价？国家医保局将开展准入谈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力。
据了解，近年来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2017年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8.8%，较新一轮医改前下降了12个百分点。抗癌药方面，绝大多数临床常用、疗效确切的药品都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格列卫已经于2017年2月成功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目录，支付范围为“限有慢性髓性白血病诊断并有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检验证据”和“胃肠道间质瘤”的患者。纳入乙类目录后，格列卫报销比例达80%左右（各地市不同），大大减轻了患者的治疗负担。
而且，不止是格列卫。
国家医保局将按要求抓紧推进工作，争取让群众早用上、用得起好药，逐步减轻重大疾病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
个人的奉献：我们有力量
拯救白血病患者，你也可以献一份力
显然我们做不了药神，但治疗救助白血病患者的方法除了抗癌药，还可以捐献造血干细胞，贡献我们的一份力。
目前，白血病最有效的治疗手段，是造血干细胞移植。而造血干细胞的匹配率极低，同胞兄弟姐妹间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相合几率为1/4，非血缘关系的人HLA相合几率只有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渴望留在人间的白血病患者，可能需要有上万个可供配型的志愿捐献者才能完成生命的延续。
每一位身体健康、年龄在18-45周岁的青年人，都可以在省会城市的献血车上留下5-8毫升的血液样本，成为中华骨髓库中造血干细胞配型大数据中的一员，经过医生对于患者配型数据的检索，如果你的配型数据与患者相匹配，就能为一个患有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地中海贫血、重症免疫缺陷病等重大疾病的患者和他们的家人，提供一个生的希望。
目前采集造血干细胞不再是“钻骨抽髓”，而是从外周血中采取，采集造血干细胞的过程就像采集成分血一样简单、安全，挽救一个生命，只需采集50-200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请不必担心，造血干细胞具有高度的自我更新、自我复制的能力，捐献造血干细胞后一至两周内，血液中各种成分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捐献小常识
答：和平常献血是一样的，针刺入皮肤的时候会有一点痛感，后面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问：采集造血干细胞有没有危险？
答：造血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能力很强，采集以后根据个人体质，休息一到两天就可以恢复了。
问：《我不是药神》里提到的慢粒白血病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能不能被治愈？
答：每一次配型的成功，都是给患者一次生的希望，慢粒白血病也不例外。
问：接受过别人的输血后，还能捐献造血干细胞吗？
答：在接受别人输血的五年以后是可以捐献的。
问：在献血的时候可以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样吗？
答：完全可以，我们也号召大家在无偿献血的同时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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