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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C讲坛，我们请到了新公民计划的总干事魏佳羽，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三千多万“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感谢志愿者@轩梓、一只痛苦的猪、李薇、Brook Jia、张关昌（蚂蚁）的文字稿整理。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流动的未来》——这关于我们怎样看我们的世界，怎样看待我们中国的未来。
一、我的流动史
我1980年出生在东北，吉林省四平市，现在这个城市的市区人口只有六十万人，不及北京一个区。我在这个城市从小学读到高中，生活了十九年。
因为全国物理竞赛得奖，被保送到吉林大学物理系，读了本科和硕士，在长春生活了七年。因为想去看更大的世界，于是又考了博士，就这样来到北京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2010年，发生了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从2009年开始，谷歌变得很难用，对于我这种理工生而言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用了。这件事是个契机，我从追问这个“为什么”开始，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看各种书，重新理解中国和世界。
那时让我很有触动的一本书，是袁剑的《奇迹的黄昏》。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本书也许写得也不是特别好，但在当年确实帮我串起了一条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想要做点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我选择了做教育，而且是在体制外做教育。在我看来，对于中国的未来，培养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就去了四川巴中，去做乡村图书馆。
上面照片中的人是我，墙上圈出的照片，是晏阳初。我们当时这个馆，就是晏阳初图书馆。晏阳初对我影响很大。一百多年前，晏阳初和陶行知、梁漱溟他们，都在做平民教育。一战的时候，晏阳初在法国，为华工“苦力”服务，办华工识字班；之后回来国内，继续发展实践，扎根国情，投身平民教育。
对晏阳初生平的了解，其实影响到我最终对教育的选择。我有一个简单的划分，把教育分为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我觉得我更关注的是怎么利用有限的钱让更多的孩子接受到合格的教育。我选择了平民教育路线。
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告语人民》（Tell the People）,书里很多都是讲晏阳初所倡导的理念和所做的事。在当时，中国平民教育的重心是在乡村。
离开晏阳初图书馆后，我来到现在的机构——新公民计划，这给了我一个契机，思考当下的中国与百年前的中国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百年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是生活在乡土大地上。而当下，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农村。他们出来了，到了城市，所以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事是在城乡之间，而不再是乡村。乡村教育仍然有它存在的意义，还有它的问题，需要被关注和解决。但我想强调的是，从当下看未来，我们所关注的平民教育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城乡之间，我们要关注的地方就在城市的边缘，这就要说到“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
二、为什么中国会有“流动儿童”？
事实上，世界其他地区没有流动儿童的问题。和中国相似的人口迁移问题，可能就是欧洲难民的流动。日本在二战后也有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但没有面临像中国一样的流动、留守儿童问题。
为什么我们中国会有流动儿童的问题？我们来看过去三十年的数据变化：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文革也刚刚结束。那时只有17.9%的人生活在城市。但到了2015年，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统计数字上看，已有56%的国人生活在城市，并且真实数字应该会更高。我们的城市人口其实是被低估的。按《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中的计划，到2020年，中国人口的城镇化率会达到60%。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中，有大概2.47亿的人口，虽然在城市生活、工作，但他们的户口不在这里，在统计上被划定为流动人口。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也有相当一部分朋友，你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但你们的户口不在北京。和我一样，你们也是帝都的流动人口。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年多，但我还是一个流动人口。在总体基数上看，流动人口的数量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我们具体到城市范围上看，一个城市里一般有三分之一是流动人口，而且在大城市里，这个比例会更高。
所以流动人口这个概念覆盖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就是因为有户籍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可能就只有迁移没有所谓流动。
比如我的女儿，她从出生始就一直生活在北京，她三岁时就自称是一个北京人，但她的户口还是在我的家乡四平，所以她就会被划为流动人口。
像我家这样的孩子，在全国有很多。但我们说到被流动影响的孩子，不仅仅是这些流动儿童，还有留守儿童。我们说到流动带来的问题，一定要看整体的情况。这张图取自2015年的统计数据：
2015年，中国2.47亿流动人口。全国共有儿童(0～17岁)2.71亿人，1.03亿流动留守儿童中，其中流动儿童有3426万，留守儿童有6877万；留守儿童中城镇留守儿童有2826万，农村留守儿童有4051万。1.03个亿的少年儿童群体受人口流动影响，这意味着全国每8个儿童中就有3个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其中1个流动，2个留守。如果我们从城市看的话，基本上说每4个生活在城市孩子中就有1个流动儿童。
我们可能会觉得3426万流动儿童，生活状况不够好。但其实他们的状况还是好的，因为这些孩子至少还能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在一起。而我们看不到的这一部分，大概6877万的留守儿童，不能跟父母双方在一起。还有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其实已经生活在城镇地区而不仅仅是在农村了。
流动加上留守，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这两个群体没办法完全切割开，很多孩子其实是一段时间在这里留守，一段时间在这里流动，他们不停在两者间转换，哪里有生活空间，他们就会去哪里。
看看上图的空间分布，流动儿童主要是在东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而留守儿童呢，主要是在中西部，尤其是中部，人口大省总量会很高。
三、“流动儿童”会遇到哪些困难
讲流动儿童的问题，不可避免要回到他们的父母。下图是一张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支撑的流动人口学历结构图。
我们能看到流动人口中高学历人群的比例，远高于中国总人口中高学历人群的比例，与中国城市人口中高学历人群的比例是最为接近的。
我们一说流动人口，第一反应往往是农民工。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还有上面这部分受过较好教育的流动人口，我把他们称作“小白领”。什么样的人会流动？要么活不下去，要么能力很强，才会选择流动。事实上，你看到的流动人口，是能力更强的人群，因为有能力追寻更好的生活，才会选择流动。中国的流动人口往往是他们原来所处群体里素质较高的一群人。
然后我们再看流动人口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农民工，即使是民工这个群体的学历构成，他们的整体状况是好于农村人口的学历水平。
所以在我们分析流动人口子女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简单分类：一类是农民工的子女，还有一类综合状况稍微好一点的，“小白领”的子女。在下面这张图中，我们能比较清晰地理解这两类流动人口可能遇到的问题。
流动人口到城市来面对的一部分问题是和公共服务有关的。因为公共服务和户籍绑定，你户籍不在这里，就享受不到相关服务的便利。另一部分是和自身能力条件有关的，各自家庭的问题，只能自己想办法，不能简单通过公共服务解决。
对于前者，获得公共服务的困难又分为三类：教育、医疗、社区。
教育，因为没有户口，你孩子的户籍不在这里，入学会有很多门槛。其中，农民工的子女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会遇到障碍；小白领基本能办下公立学校的入学证件，孩子的教育问题主要体现在升学阶段，中考和高考受到限制。
医疗其实问题相对小一些，有一些医保上的报销问题，但不会因为你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挂号。
社区，本质上就是你所居住的具体环境，你住在什么地方，获得什么样的社区氛围和相应服务。
总之，后两类事情——求医问药、住所环境都可以用钱来解决。或者说，对“小白领”都可以解决的，顶多在教育方面比较麻烦。但到了农民工子女这边，在义务教育阶段他们就会有很多问题，到了中高考会遇到更多问题。
后面我会重点讲农民工的孩子在教育中遇到的问题。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因为流动影响，受教育机会受阻，也会导致很多孩子被迫返乡，成为留守儿童。这样下去，因为教育机会的不均衡，不同背景的人群受教育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因为教育机会受阻，导致了很多孩子在年幼的时候就被迫和父母亲子分离，才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我们接着看农民工群体家庭自身的问题。能力、时间方面，我们发现，基本没什么好的方案能把这些家庭中成人的学历水平提上去。我们只能期待下一代，依靠教育提升综合素质。但现在下一代还是读不了高中，水平就只能一直停留在这个层面。
我们再继续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虽然政府承诺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农民工子弟入学依然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从数据上来看，每年有一千多万的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公办学校。这个数据和比例，依赖于流入地政府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门槛有多高。政策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很难把流动儿童送进公办学校。
如果公办学校进不去，流动人口家庭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但它的硬件条件、教育质量都不好，还需要支付学费。但这是把孩子留在身边的最后希望。如果这样的学校也没有，那他们的父母只能把他们送回老家，变成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本质上是亲子分离。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会伴生很多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办法来解决这千万家庭的分离，那么这说到底已经不是教育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人道灾难。如果我们的城市为这些孩子提供了足够的教学服务空间，让他们能进来，那么他们留在城市的几率就会更高。
然而我们来看看这个现状是什么呢？2015年，全国2.71亿0-18周岁儿童中，其中有1.03亿的流动和留守儿童。我们重点来看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全国6~14周岁总数1.4亿，其中有4958万的流动和留守儿童，我们在从中把农名工子女分出来一共有3386万，其中有1367万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流动儿童是统计部门使用的名词，教育部门在统计的时候，对于在城市就读的农村户籍儿童，使用的名词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2019万是农村留守儿童。
政府对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保障做的好不好，教育部有一个指标，就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比例。然而这个指标，某种意义形同虚设。因为达成这个指标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把当地的低收费的民办学校关闭，民办学校关掉，进不去公办学校的孩子就只能回老家了，公办学校里接收的学生占比自然提高了。如果把民办学校全关掉，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就可以达到100%了，但是问题却一点都没有解决，因为更多的孩子被迫返乡，问题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只不过问题显现的地方从流入地城市转移到了流出地农村。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流动和留守儿童看作一个整体，能留在城市入读公办学校的学生占当地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包括流动和留守）总体的比例，这样一看，能留在城市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只占全部义务教育阶段农名工子女的32%，此外还有8%还在在城市民办学校就读，另外60%的孩子只能留在老家。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公办学校入学率这个指标。
下面我们来看，这8%的孩子就读的城市民办学校，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用北京的情况做个例子。下图是一个最近的民办学校的分布地图。
图中这些不同颜色是不同的城区
虽然每年都在拆迁、关闭民办学校，但也会有新的学校出现，被拆迁、关闭的学校也会在重开。去年夏天我调研过，当年拆迁、关闭的二十多所学校，后来差不多十几所又另找地方，又重新开学、招生，又都重新复活了。因为人在，对于这些学校的需求就在，并不会说把学校强制关掉，需求就消失了。可以预见，这样的学校永远都关不完。它们不会出现在统计数据中，在统计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学校”。
然后，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学校的状况。
农民工子弟学校硬件差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来说下老师待遇和课程。2015年时，新公民计划的实习生做过一个调查，这些学校老师的平均工时是9.6个小时，平均工资是2600（每月）。
这些老师的工资比农民工整体的平均薪酬还要低，不补课赚一点外快他们根本在北京生活不下去。这么低的工资，这么长的工时，当老师薪水低到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时候，我们对他们提供的教学质量还能有什么期待呢。
再看，下图是一张课程表。
这个学校的校长其实很为这个课表自豪，说“我们比公办学校还要多上一倍的数学和语文课”。其实呢，是因为他们只能上数学语文课，音体美是没有师资的。只上语数基础课，也能够让学校对老师的需求压缩到最低。
下面跟大家分享三个我们的同事在村子里面记录下来的孩子的故事：
小草
印象中第一个离开的孩子是小草，六岁的她眼睛大大的，睫毛浓密，从老家甘肃来到北京还不到半年，在人群中似乎有点怯生生的，不太说话。小草的哥哥一直在北京读书，已经小学二年级了，他们俩都极爱听故事。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她妈妈努力联系，没能在村里的公立学校为小草弄到一个学位，就决定让小草回到老家去上学，由爷爷奶奶来照顾。
山药
随着暑假结束，离开的还有山药。山药在四川老家刚读完一年级，暑假里被妈妈接来北京玩。8月27号那天下午，他来告诉我要回老家了。那天他没让我读书，自己在屋里鼓捣着折纸。有时候会叫我，问我某一步怎么折。后来他又在书架那里，独自徘徊了好一会儿。那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发现书架上，所有带数字编号的系列书，都按顺序排了一遍，霎那间明白是山药。
老虎
六年级的老虎，是在书社待的时间最长的孩子之一。我没有能力用语言和词汇去形容一个完整的他。其实，也无法形容任何孩子、任何人。老虎的老家在黑龙江，当他告诉我也要回老家读书时，我有点吃惊。老虎的成绩不太好，在他读书的民办小学里，已经可以每天不交作业。而大部分将孩子送回老家读书的父母，大多还是奔着未来要让孩子上高中，希望孩子能在户籍地考大学。
我问老虎，“你爸妈和你回去吗？回去以后住在家里？”
他说，“我一个人是回去，上那种寄宿制学校。”
“哦，每个周末回家？”
“不是，一年才能回家一次。”
关于学生返乡的情况，我们将小学毕业生的人数与初中的招生人数做了一个对比，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厦门这六个城市，仅仅在一个夏天，大概就有9万名孩子，因为不能在城市继续升学不得不返回老家。
四、根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我理解的解决方案，其实特别简单，就还是下面这张图。
一个亿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其实都在城市打工。已经有3426万的孩子跟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也还有6877万的孩子跟父母分离，生活在农村。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中国有几千万的孩子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成长，最终的解决方案，一定就是想办法让他们在一起。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他们的父母之所以出来，就是因为在老家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只有出来打工，才能在经济上脱离贫困。所谓的返乡是不成立的。如果那个地方能回去，就不用出来了。无数的城市化研究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现在中国几百个城市里，大量中小城市都是在收缩的。
以我老家为例。我爸爸在银行工作，我们住在银行的家属楼里。那一栋楼只有三个单元，住着大约50户人，像我一样同龄人，有二三十个人都在北京，我们都不在老家。连这样的城市都留不住人，那些农村、小城镇怎么可能留得住人？所以，从经济上来看，父母一定是回不去的。
那就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让孩子出来。想办法在城市里给这些孩子提供教育。我之前说过，农村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如果可以在城市给这些孩子提供教育，我们在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时候，面临的困难就会比现在少很多，因为留守儿童的问题， 本质上是城市的问题，却偏要农村教育来解决。
这些孩子当中，很多人在城市出生、长大，他们应该有权利在这里接受教育。
具体怎么做？无非就是增加教育的供给。建学校，兴建更多的小学，更多的初中。然后在未来继续想办法，开放升学，让流动儿童都能接受教育。一句话就说完了，特别简单的一件事。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难呢？我把它简单总结为：不懂、不愿和不能三个层面。
不懂
先说不懂，我觉得至少在两个层面上不懂。从1949年起，中国实行了很多年计划经济。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不太懂人的价值。我们以为人是包袱，人是负担，所以我们才会有计划生育，以至于到现在我们人口严重不足。
再从迁徙的角度讲，人迁徙的目的是要追求幸福。但我们总想将人固定到某个地方。事实上，经济越发展，人的迁徙就会越频繁。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人其实是不动的。但在商业社会，人是要动的。
而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不懂城市。1978年时，中国还有80%的人生活在农村。所以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所经历的、所能理解的是乡村，或者是小城镇。我们都不理解大城市，大城市跟农村、小城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简·雅各布斯从美国很多大城市的经验中，写过一本书叫《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思路，其实正是60年代简·雅各布斯在美国所反对的那些东西。我们想象中的城市，是一个花园城市。我们以为城市就应该遍地大草坪。但城市应该是人的城市，不是草坪跟汽车的城市。如果你每天只从天上往下看，你会觉得公路整整齐齐，有大片草坪的城市很美。但如果你是生活在那里，你会发现你走一公里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买东西的地方，过一个马路要两分钟，这绝对不是一个适合人生活的城市。
接着这个话题，我想特别推荐一本书。上海交大经济学教授陆铭的书——《大国大城》。2017年年初，这本书被新京报书评周刊评为年度经济学好书。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这本书，它会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为什么中国需要大城市，而不是所谓的小城镇。
不愿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愿。你如果想要去提供公共服务、你要在城市里建更多的学校，无非是要有地、要有钱。最近这几年，绝大多数学校关闭都不是直接“关”学校，学校都是因为拆迁被关掉的。
我们有土地建高尔夫球场、建马术场，我们有土地建那么多的城市森林公园，但是我们没有地建学校，这不是一个神奇的逻辑吗？我们随便找一个大的森林公园，在森林公园临街的边缘和角落建一个学校行不行？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学生下课的时候还可以在绿地玩一玩。所以我们真的不是没有地，我们只是不愿意付出代价，去给这些孩子建学校。再举个一个例子，在1993年的时候，北京大概还有3000所小学，但现在呢？北京只有不到一千所小学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没钱。这个事情真的有点难为区县政府了，北京、上海稍微好一点，但不同的区县也会有面临不同的困难。中国的义务教育是区县财政出的钱，市级以上政府基本是不出钱的。从北京来看，我们先看核心城区，比如西城，西城区因为有大量总部，有大量税收，所以西城区的义务教育水平很高；再来看外面一点的城区，比如昌平，有大量的人口居住在昌平，但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地不在昌平，所以他们不会给昌平区交一分税的。所以向昌平区这样的大量非户籍人口聚集的区域，它的税收情况其实不太好，但教育财政又要花钱，这一部分是需要市一级、甚至省一级财政更多承担责任。
这种财政上的困难，的确是一个事实，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一个借口。为什么说是一个借口？为什么说这种情况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下图是我截取的三个城市小学在校生人数的一个变化。红线是北京，蓝线是上海，黄线是广州。这是我们传统的所谓的超大城市。
然后看北京和上海，小学在校生人数最高的年份是1994年。那个时候上海小学在校生人数大概是114万，北京102万，广州67万。再看后面的发展，到2006年，北京、上海的小学在校生人数达到最低点。当时虽然大量的流动人口来了，但公立学校还没有普遍开放接收，同时户籍人口的生育率急剧下降，所以学校里面的在校生人数达到了一个最低点。后面开始开放接受随迁子女，在校生人数逐渐增加，但是北京和上海，小学在校生人数仍然要低于90年代的最高点。就广州来说，有大量的民办学校接受流动儿童入学，所以在校生人数是持续增加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背景。90年代初，北京大概有1100万人口，上海是1300万。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能够安排一百多万的孩子在小学读书。现在在校的学生比九十年代初还要少，但是学位总是不够，怎么可能呢？当年能解决现在怎么解决不了？现在的人口总数比那个时候多，税收收入也多得多，对吧？所以我倾向于将这个问题归结于意愿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难不难的问题。
不能
最后我说的不能，可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全国大概已经有15万的学生参加异地高考。但是，总体而言，这件事情是复杂的，要动很多户籍人口的奶酪。高考是分省配额的，这是极度不公平的。北京和上海是所谓的高考洼地，相对而言，高考的招生比例特别高，自然不愿意开放。另外一边是广东的情况，广东在高考招生比例上其实是非常吃亏的，考生众多，但是招生却没有那么多，又是中国第一流动人口大省，未来的压力会更大。而高考分省配额的省级博弈，是非常复杂的，从外部看，几乎是不可干预的。
如果不放弃配额，异地高考基本上没什么可以讲。除非一个办法，就是创造一个招生办公室，负责所有的非户籍人口的配额。所以异地高考这件事情，是最难的地方。不管你是小白领的孩子，还是农民工的孩子，在升学阶段，最终都会碰到的这块天花板。
五、我们可以做什么？
有不懂的、不能的、不愿的，那还能干啥？
首先我们可以关注、了解“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这1.03亿的孩子，一定要想办法出来。这些孩子的问题其实质不在乡村，他们的问题都在城市，城市需要跟多的提供教育服务。大家愿意的话，可以跟身边的朋友讲，自己也能够更好地去理解这些事情。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不懂的问题。我们得懂才能知道该怎么办。我举个例子，对于被性侵的留守儿童，我们当然要去关注ta，我们要想办法给ta提供支持。但我们光想着去做性侵发生之后的支持，太晚了。我们得想办法往前做，怎样避免伤害的发生。而避免伤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父母能够监护ta。父母回不去，所以要让孩子出来。
其次我们需要更多人能够参与改善“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新公民计划目前的一个主要项目，叫做微澜图书馆，就是招募志愿者，到那些打工子弟学校去参与运营学校图书馆。一个图书馆就是一个接口，我们给孩子提供一个最基础的图书借阅服务。志愿者们通过这个接口，进入学校之后，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这些孩子，就可以成为我们做后面很多事情的一个起点。
教育的事情没什么捷径。我们愿意多付出一点的时候，可能就多一个孩子收获一点点。包括在图书馆里边，我们跟孩子聊天，可能就影响他们一点点，虽然一点点很小，但就是实打实对孩子的影响。
最后的话，欢迎大家关注新公民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捐款给我们，支持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Q1：二三线的城市有没有在处理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方面比较好的例子？
回答：我目前知道的全国最好的例子是福建晋江。随迁子女基本上，只要来都能上学，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都能进入公办学校。这个百分之八九十是什么概念呢？全国平均是百分之三十多。如果你在晋江打工，意味着你基本上可以把孩子带出来，不必做留守儿童。所以晋江可能是全国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最好的地区。
其实，整个广东地区解决得都比我们想象中好。因为我们一直用一个错误的指标去评估，即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中的比例，这让广东的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但是北京和上海能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大概不到百分之三十，在广东差不多有百分之五十。这个差别就是因为在广东地区有很多的民办学校。虽然政府没有出钱，但是这些民办学校的存在，还是给了很多父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提供了选择。
Q2：北京针对流动儿童的学校开放之后，会不会外来人口源源不断涌入？这个事情会不会是个无底洞？
回答：实际上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就业。真正教育移民的比例是极低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北京和天津。从高考来讲，天津也是高考洼地，但流动儿童的主要压力都在北京这儿。据此判断，教育移民不是主流。
如果北京放开，是不是全中国人都会跑到北京来？答案是，不会。中国的城市发展是非常不均衡的，但市场会调节人口流动，城市不会无止境膨胀，达到某种均衡状态便停止了。经济学上解释均衡发展，不是空间上的均衡发展，而是人的意义上的均衡发展。
比如北京，人会不断来，带来一些压力。但其实公共服务是不惧怕压力的，公共服务是人越多效率越高。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依然有空间的压力、房子的压力。对个人而言，无非是收益和成本的问题，一定会有一个平衡。如果人们发现收益不足以抵消成本的时候，就不会来了。关键是平衡点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这就是市场决定的。
比如东京、纽约，都没有控制人口规模，现在东京圈人口三千八百多万人，纽约圈大概两千多万人，基本上达到一个均衡后，就不会再无限制膨胀了。
Q3：我们如果把这些孩子都送到了公办学校，那他们在公办系统里是否可以受到一个好的教育？
回答：我曾经非常痛苦于这个问题。但对“流动儿童”而言，如果把上学跟吃饭做一个类比的话，对于那些入学困难的孩子来说，他们现在的状态就是还没有饭吃。我们其实不必太担心他们是素食还是吃油炸的，会不会营养过剩。首先需要先保障有饭吃，所以先努力让他们能够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也许公办学校的教育距离我们期待的教育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提高公办学校质量的事，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把流动儿童送到公办学校去，不是因为公办学校在教学质量上多好，而是这样的学校保障了他们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不用面对一个跟父母分离、自己孤独成长的状态。
主持人：我也想补充一个信息，大家有没有看过REAP的团队、就是罗斯高教授团队做过的定量研究，对比了打工学校、城市公办学校和农村公办学校3种不同学校的教学质量，大家猜猜哪一个是最差的？（观众回答农村）是打工子弟学校。它的教学质量远远落后于其他两类学校。所以我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先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一个及格的教育，一个基本的教育，然后才是我们的第二步，怎么去提升公办学校教学质量的问题，实现教育创新。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人在做这样的事了。在城市，很多父母不满足于现在的公办教育，探索做了很多体制外的创新型的小学校，但农村孩子、打工子弟还远远享受不到这种高一阶的教育。那像之前也来C讲坛做过分享的科蚪实务学堂，其实就在做这一方面的探索，把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教育创新的教学模式，带给打工子弟。
Q4：通过整合一些科技手段和新的教学方法，帮助打工子弟学校做一些事情，去获取资源学习，这种可行吗。
回答：如果行动者不贪心，扎到一个学校慢慢干，这事儿肯定可行。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所谓做教育创业的人，总想着有没有可能我用一百块钱去实现一万块钱的事儿。有多少机构愿意扎进来、老老实实把这个事当成教育的事做下去。大多数机构想的都是说用一节课怎么去解决各种问题。但这个群体孩子的教育，比普通儿童教育的难度更大。因为相对而言，他们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更薄弱，老师能力、校长意愿也是更弱的。
主持人补充：我也想补充一个信息哈，也是刚才那位老师说到的，其实国内有挺多团队在尝试把线上的资源引入到打工子弟学校、引入到农村学校。包括刚才REAP团队也做过一个实验，给打工子弟学校、给农村学校发放 iPad、配套的教学包。但是我是觉得这方面的探索其实是特别需要更扎实的研究去支持的，这样的教学到底是不是有效的、线上的教学配合怎样的线下的一些方法论才是有效的，它其实还在一个初步的阶段。其实需要我们很多个团队去给出更多的研究去支持它的。
魏佳羽，新公民计划总干事，物理学博士，2010年5月，加入立人乡村图书馆，尝试从乡村图书馆切入教育变革的可能。2011年12月，加入新公民计划，曾负责两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提升项目，2013年之后，专注于城市化背景下流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研究，2014年撰写《中国流动儿童数据报告2014》，2015年撰写《中国流动儿童教育现状 2015》，2016年《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 2016》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