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幸福家园”乡村社区支持计划在开展项目资助同时，期待与伙伴机构一起，对项目实践背后的经验模式、做事方法，经验反思进行梳理总结，希望能够给更多伙伴以启发。
2016和2018年，“幸福家园”资助海南和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和仁”）陆续启动“小空间·大舞台”社区公共空间建设与社区自组织发展项目和“小村志·大文章”社区教育与自组织发展项目。两个项目抓住了“从社区内部寻找自组织内生动力”这一核心，透过赋权充能，逐渐建立起骨干培养、组织培育乃至广泛参与实践模式，有效提高了社区自我主张与自我满足能力。基于三年项目实践，和仁团队梳理出一系列乡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形成下文以飨读者。
一、前 言
孤立分散的小农一直都是乡土中国的传统，故乡村社会的“原子化”现象原本不足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毕竟在历史上，宗族、庙会、行帮等以地缘和血缘连接而成的自组织是社会的“凝结核”，这使得乡村具备一定的自我保护与自我满足功能。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现代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逐渐丧失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其中，乡村精英的外流加剧了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乡土社会的损蚀”，进而导致农村社会的“流沙化”，也就是有些学者认为的“乡村无社会”。
如果说“原子化”是有根有源的分离，而“流沙化”则是斩草除根的崩解。如若不能改善乡村社会的生态，那么再多的外部输灌只能开出恶之花，不会结出善之果。有人说，“社会组织的首要任务是组织社会”，话糙理不糙，推动乡村社会建设一直以来都是相关社会组织的重要任务，但基于种种原因，尽管社会实践声势浩大，却以自外而内或自上而下居多，难掩乡村主体性和农民自发性的缺失。
从2007年起，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贵州乡村的社会建设，主要透过赋权充能，逐渐建立起骨干培养、组织培育乃至广泛参与实践模式，提高社区自我主张与自我满足能力。同时，经由对不同经验的参看与总结，我们发现，由于受到组织骨干流失、组织的外部资源依赖性、组织的单一目标局限以及发展对农民参与能力的要求多变等因素影响，在外部援助力量退出后，农村社区普遍面临组织机制瘫痪的困局，有的甚至回到开始时的一盘散沙状态。
因此，从社区内部寻找自组织内生动力，成为我们乡村社会建设实践的另外一个关注点。在2014年底我们团队退出在贵州的相关工作后，两年之后，“招商局·幸福家园”乡村社区支持计划（以下简称“幸福家园”）让我们有机会接上原来的实践脉络。“幸福家园”聚焦中国乡村自组织培育与发展，希望透过整合社区外、内部资源，促进乡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并推动多元共治和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毫无疑问，这一资助理念和我们的实践经验一脉相承。
2016年8月，在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和仁在海南乐东县的JH村启动“小空间·大舞台”项目。该项目以公共空间与公共服务建设为切入，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和广泛参与，以实现社区的自主张与自我满足。基于对类似经验的反思，我们计划从在地传统中发展出因地制宜的项目策略，以规避实践风险。
二、社区试点与实践成果
1、社区简介
JH村位于海南省西南部，是一个人口为2800人的全汉移民村，该村90%以上的居民同宗同源，原籍为福建莆田县，在元末明初迁入海南。自古以来海南就是一个山封海锁的离岛，这使它受到外部冲击（如战争、政治运动等）的影响较小。JH村的传统保存较为完整，如风俗礼仪历久未衰、尊师重教、宗族观念浓郁、民间崇拜盛行等。在进入国际旅游岛建设时期后，比邻三亚的JH村驶入城市化的快车道，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受到剧烈的冲击。
JH村具备了中国乡村的某些共性，如传统自治组织彻底瓦解、社区精英与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公共品缺乏与“三留”人员生活困顿等，同时也表现出其特殊一面，譬如，宗族力量依然发挥作用却被利益重新定义，土地“苏醒”却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焦点，小农破产但生计转型艰难等，特别是近5年来，随着外来旅居和养老群体的大量涌入，JH村凸显出利益格局复杂以及社会矛盾尖锐和多元的特点。
△JH村一角
△JH村小朋友在大人协作下画的社区资源图
2、项目过程与成果
2016年，“幸福家园”对配套资金有一定要求，要求项目须配套一定比例的项目资金，以提高项目进入的合法性，并增进社区居民对项目的拥有感。这为我们的项目打开了思路，即以全民参与筹措配套资金作为撬动社区资源整合的切入点，为社区的组织化发展打下基础。为此，和仁协助社区开展两项准备工作，第一是重组社区组织；第二是评估与确定筹款发起点。
在前期调研发现，JH村的宗族力量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譬如，在某大姓族群老人和乡贤的撮合下，曾经反目成仇的宗亲重归于好，成立族谱修缮委员会组织族谱修缮工作，并把散落在海南各处的宗族力量串联起来一起行动。这让和仁团队坚信，乡村的传统废墟里依然保存着与生俱来的自治能力，它像休眠的种子，在静待春天的来临。在我们的建议和村委会的支持下，JH村成立了一个以宗族老人与退休人员为主、在外工作的乡贤与留守的青年骨干为辅的社区组织——JDW研究会来执行项目任务。JDW研究会具备传统自组织的诸多特点，如成员稳定且构成多元、自发性强且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等。
在历史上，JH村有两个重要的传统公共空间，一个是JH书院即文昌庙，另外一个是关帝庙，可惜两者均毁于民国晚期的一场风灾。本项目原计划以重建书院切入项目工作，但经过讨论，社区组织中的大部分人认为，由于书院所需配套资金较少，只需村委会和少数人捐赠即可满足，故很难实现动员与组织全村的目标，“要搞就要搞大的”，为此，大家把讨论焦点转移到关帝庙的重建上来。自古至今，民间崇拜盛行于中国乡村，可以说，“不唯官、不唯书、只唯庙”是民间传统最基本的底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更是助长了人们对现世安稳的心理需求，因此公共选择上，大部分的村民更倾向于重建关帝庙。毫无疑问，在得到项目启动计划的加持后，以重修关帝庙之名发起全民捐款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2017年8月JDW研究会成立揭牌仪式
在筹备工作就绪后，JH村于2016年10月开展内部大筹款活动。社区制定的筹款策略为“内应外合、以点带面、覆盖城乡”，这其实就是利用熟人社会的特点，透过以社区组织成员与筹款骨干为中心的对外波浪式推送，重建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而微信群等现代社交与通讯技术的引入，则拉宽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的幅度，并保证其在应用上的可行和效用。同时，为了避免“谁多捐谁话事”的现象发生，社区制定了“设定上限、不设下限”的捐款原则，而且杜绝摊派和索捐。公平理性的筹款策略与原则的设定，不为了筹到更多的钱，而是为了筹到更多的人。
令人意外的是，平日“连新农合都懒得缴纳”的村民踊跃参加捐款，颇有虎啸山林、一呼百应的气势。2017年9月，社区内部筹款活动基本告一段落，本次筹款取得了傲人的成果：社区组织共接收到约为150万人民币的善款，捐款人次超过1万人次，捐款群体包括95%以上的镜湖居民、村两委成员、候鸟群体和游客以及附近的商家。重要的是，社区的组织化筹款工作把散落在四处的JH人串联起来共襄盛举，并逐渐形成在外工作人员参与家乡发展的社区传统，这为社会组织回应乡村“空巢化”问题提供重要的思路。同时，社区还利用筹款过程培育出两个社区组织——JDW研究会和JH村青年志愿服务队，两个自组织以筹款工作为起点分工协作，逐渐成为社区公共活动的发起者与协调者，并负担着孕育其他社区组织的任务。
在实践中，JH村的基建和筹款是同步启动的。和筹款不同的是，基础建设不仅仅是社区内部的事情，它需要引入不同专业协作，比如民俗专家、建筑设计师和专业工程队等。不可否认，不同力量的介入和纠缠，让实践场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但这也是每一个开放性社区必然要应对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社区本着“平等参与、尊重差异、共同决策”的原则，在专业力量的帮助下推进公共空间建设工作。
由于存在资金缺口，在和仁的协助下，社区于2017年“99公益日”联手中国扶贫基金会再次发起线上筹款，共筹得资金约83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修建戏台和老人活动中心，并把两者和庙宇整合进文化广场建设框架，顺利实现传统公共空间的现代化转型；同时进一步完善书院配套和引入社区老人服务工作，初步建立起综合性的社区治理与发展架构。
2017年8月JH书院正式投入使用，2018年2月JH村文化广场正式开张。
△JH村文化广场
△JH村芬芳书院一角
目前，JH书院已成为当地青年、青少年开展公共议事和社区教育的平台。据估算，到2019年4月止，到书院参访、借书、阅读或参加社区教育活动的人次超过5000人次。本地的中小学生中的很多人在书院办理借书和阅读证，JH书院成为他们公共生活和校外教育的重要基地。在校外实践的基础上，JH村的青少年组成小小志愿者服务队帮忙料理书院的各种事务，现代公益文化的种子也因此得到播撒。JH青年志愿服务队中的一些人也返回家乡，利用空闲时间充当书院的志愿者，并借助书院的教育平台作用组建社区企业，在满足个人与家庭生计的前提下守望乡里、相扶互助。
3、社区实践成果——项目过程与成果
2018年11月，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幸福家园”继续资助和仁，开展“小村志·大文章”社区教育与自组织发展项目。该项目以书院为平台，透过村史编写实现社区教育，持续深化社区组织化进程，促进社区主体性成长并朝向现代化转型。目前各项工作推进顺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自2017年至今，书院举行一系列校外教育以及社区教育活动
△书院目前藏书将近1万册，是JH村青少年阅读学习的重要场所
JH村文化广场成为社区老人的活动中心与当地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广场已接待来客超过3万人次，举行不下20场的大型社区服务活动。更重要的是，社区组织利用各种活动培育出文化广场管委会、社区妇女跳舞队和社区男子锣鼓队，使文化广场成为社区组织化的重要平台。其中，庙宇成为当地人获取心灵慰藉的庇护所与社区慈善的发生源，它的香火收入和零散的社会捐赠除了用于管理人员工作补贴和广场修缮费用外，大部分用于公益用途，比如开展公共活动、支持社区各兴趣小组的发展等等，这使得社区在组织化基础上能够自主而又可持续地开展各类公益活动。
△JH村文化广场成为最重要的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左为JH史料图片展，右为社区跳舞队在表演）
△自开张以来，JH村文化广场已开展不止20场大型文艺活动
书院与广场作为职能不同的社区公共空间，不仅起到组织化的作用，而且在不同层面满足社区群众的多元化需求。自此起，JH村人一呼百应的义举在当地引起轰动，也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JH村人真团结”、“JH村人能做大事”等赞誉无限彰显着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性，从而进一步增强社群对社区的认同感和拥有感。
三、结语：一些观察与总结
泰勒（E.B.Taylor）说：“文化就是一个地区、某一群体共同的行动模式”，言下之意是文化会固化为一种族群共同的认识与观念，并指导人们的言行，建构出群体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对敏锐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对族群文化的熟稔和辨识，其实就是揭示和反映隐含在族群行动模式中的文化（传统）逻辑，以便建构合作关系、制定行动策略和谋求社会改变。
毫无疑问，本项目对在地传统的运用不拘泥于NGO主流所倡导的艺术、审美或生态等议题，它更关注传统对人与社群及其行动的影响，并发展出因地制宜的项目策略，以促进人与社群的参与和组织化。
1、组织
由于缺乏公共经济或公共财政基础，当下的农村社区服务性组织（兴趣小组与合作社除外）普遍具有外部资源依赖性，这也是社区自组织“他组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组织骨干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流出社区谋求生计，导致组织构成的不稳定。但如果深入社区肌理观察，我们会发现，留守的宗族权威和退休人员等其实就是传统的“乡村治理领袖”（费孝通原话），本项目以“乡村治理领袖”为基础发起社区组织化，其实就是很好地利用他们的“凝结核”作用以整合社区资源，使社区组织稳定持久和低成本地服务乡村。而利用熟人关系构建起来的社区网络，则突破地域局限，促进在外工作人员以个人或组织形式参与社区发展，进而对传统自组织的治理漏洞进行修正。
2、平台
雅各布、卡尔和阿伦特等人普遍认为，公共空间具有使人联结成社会、激发社群活力及实现民主治理等现实意义。社会组织当然深谙此道，实践中普遍以公共空间建设作为重要的项目策略介入乡村发展，但类似的经验也面临一个硬伤，那就是公共空间的临时性（活动化）和产权不明降低了社群的拥有感和参与度，也弱化了公共空间作为社群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平台作用。本项目的公共空间具有集体土地专用、全民集资建设以及社区组织托管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形成均由以重建传统庙宇作为筹款发起点而来。平台不会天然地自带流量，但庙宇等传统空间会，这也是顺德的社工站进驻传统祠堂、JH的庙宇变身文化广场的主要原因。
3、参与
参与是乡村社会工作的永恒主题，但参与的工具理性化，却成为在地社群参与的最大障碍，比如，“参与式”的本意是尊重在地社群的主体性，强调使用符合在地社群文化与需求的方法促进平等参与，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却演化为一套普通人难以掌握的技术体系。在本案例里，情景理清、问题界定和解决之道均围绕传统展开，以符合社群行为模式、意志与需求的策略来保证人们有能力、有动力地平等参与到项目活动与公共事务中来。当然，社群参与或社区组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社区自发秩序形成后，适时引入参与式工具更能拓展实践的深度与广度。
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人与社群的能力与权利，而比较之下，技术方案或解决之道（如活动）无非是视乎其伦理和效用而有所选择的手段，正如本案例中的传统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其重要依据是传统在当下的社会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即传统依然影响着社群的生产生活，而社会工作的嵌入，则是为了使它更好地服务于社群。
共同体或共同体建设是一个较为古老朴素与极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但在当下的中国，它是给个体提供安全保障还是压制个体的自由度，这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破败凋敝的乡村已无法适应现代化转型的要求。近几年来，国家政府发布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乡村社区组织的政治主张，这其实就是强调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它的价值在于，让逼到戈壁荒漠的人们回归生机勃勃田野，安心耕耘。
实践艰难，改变不易。唯有静待涓滴，以汇成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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