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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刘建国教授: 建“无废城市”,不能靠讲故事跑马圈地

4月29日,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筛选确定了深圳等11个城市作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那么,“无废城市”前景如何?我国固废处理技术水平究竟如何?

 

 

带着这些问题,《环境与生活》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导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教授。

 

 

我国近半数污染事件与固废有关

 

 

5月31日,《环境与生活》记者来到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大楼九层,采访了正在指导学生科研工作的刘建国教授。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    郑挺颖/摄

 

 

采访从当前为何要建设“无废城市”这一话题开始。刘建国教授说:“首先,我国是‘世界工厂’,固废产生量很大,类型也非常多,属于大量生产、消费和废弃。一方面固废的增量很大,再加上过去存量多,问题很突出,必须加以解决。其次,客观地说,从理念和技术上,在我们整个环境管理当中,固废处理比起大气和水的污染防治,还处于一个相对靠后的位置,起步比较晚,所以现在废弃物的问题急需解决。”

 

 

固废除了占用土地资源,还有其他危害。刘教授解释:“固废还是一种污染源,若不当处置,污染物最终会释放到大气、水和土壤当中,然后可能通过饮用水和食物链回到餐桌上,影响人类健康。”

 

 

刘建国教授接着介绍:“此外,废弃物还可能导致安全问题,比如说2008年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事件造成277人死亡,2015年深圳光明新村建筑渣土滑坡事故导致73人死亡。我前几年做过一个统计,我们国家发生的各种环境污染事件,大概有近一半与固体废弃物的不当堆放和处置有关。”

 

 

 

那么,“无废城市”真的能做到无废吗?刘教授微笑着说:“这是一种美好的期望,希望将来人与自然可以和谐相处。在我们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升之后,实现绿色生产,尽量减少废弃物,让生产出来的产品循环利用,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更绿色,在各个环节减少废弃物。”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要完全实现“无废”是不可能的。刘教授解释:“但是,用其他太科学的词语,民众可能会完全无感。其实,我原来想过,是不是可以叫‘低废城市’。低是一个形容词,也可以是一个动词,让城市的废弃物产生量越来越低。这从科学角方面可能更合理些,但宣传效果就没那么好。很多的概念就是约定俗成的,大家理解这个东西就好了。”

 

为何还没有“无废农村”

 

 

 

有“无废城市”,却没有“无废农村”,目前农村的废弃物问题也很严重,为什么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对此,刘教授阐述了他的理解:“先在城市层面推动,是因为城市推动这个事情的抓手比较多。我之前写过这方面文章,其实不少农村是固废问题的重灾区。有人说,我们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现在有的农村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一片凋敝的现象。在城市推动是希望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在一些有条件、有特色的城市取得较好效果,积累经验,并能够形成一定的模式,再加以推广。”

 

 

入选11城各有代表性

 

 

这次有11个城市作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分别为广东省深圳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安徽省铜陵市、山东省威海市、重庆市(主城区)、浙江省绍兴市、海南省三亚市、河南省许昌市、江苏省徐州市、辽宁省盘锦市、青海省西宁市。

 

 

那么,这些城市是比较容易减量的城市,还是固废问题比较突出的城市

 

 

 

 

刘建国解答:“我觉得各方面的考虑都有,但更多的是考虑城市的代表性,倒不是考虑工作的难易程度,因为我国城市各种自然经济条件差别很大,像深圳地处沿海,是典型的创新引领的超大城市,经济高度发达,人口高度密集,土地高度稀缺;像三亚是典型的旅游城市,没有太多的工业;像西宁是典型的西部城市,人口少,地处干旱区;像重庆是典型的老工业转型城市,地处中部山区,每一个城市代表某一类的规模、类型。所以,选择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城市主动申报。这次就差不多有60多个城市主动申报。选择这11个城市,是因为他们有意愿,有条件,是综合考虑的结果。”

 

 

火爆的固废处理市场乱象较多

 

 

近几年,固废市场看似火爆,不少企业蜂拥而入,这种高速发展会不会存在什么隐忧?

 

 

对此,刘教授认为:“我觉得乱象还是比较多的,市场火爆往往就会伴随着乱象丛生,大家觉得利润空间大,都往里面挤。在固废领域也是如此,有的公司确实有实力、有技术、有积累,但有的纯粹是讲故事,靠资本市场运作圈钱。但是大浪淘沙,一些公司就会慢慢露出原形。像固废处理的PPP模式,当初刚刚推动的时候就有不规范的地方,随着一些地方政府支付的能力锐减,很多问题就慢慢浮现。”

 

 

 

说到当前部分上市的环保企业陷入困境,刘教授认为也不完全是坏事。“外部环境的一些变化,是试金石,也是照妖镜,恰好把一些不可持续的、本身虚胖的一些东西提前挤掉。”刘教授继续说道:“我觉得这肯定会有巨大的影响,但我认为这样会逼着大家务实地解决问题,不要靠讲故事跑马圈地,搞大跃进,这个时候把一些雷引爆了,其实是好事。总的来讲,固废处理的市场需求还是在扩大,需求还是非常旺盛,有实力、有技术含量、内功过硬、有责任心的公司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选择垃圾处理方式须结合实际

 

 

现在,我国中小城市生活垃圾乱象较多,比较难处理。《环境与生活》杂志社也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反映自己所在的社区,生活垃圾问题难以解决。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该从哪里下手呢?

 

 

 

刘建国认为:“生活垃圾处理本身就是无废城市建设当中的核心部分,生活垃圾这块做不好,搞无废城市建设就失败了。我们这些年,固废处理做得最好的就是生活垃圾,真正管理好的是城市。去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高达98.2%。其中,40%多是焚烧,50%多是填埋。按照规划,在2020年焚烧的比例要超过50%,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要超过60%。”

 

 

垃圾填埋留下的隐患比较多,但很多环保组织对焚烧的垃圾处理方式也很排斥,认为会污染空气。

 

 

填埋方式仍大有可为

 

 

刘建国坦诚地说:“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垃圾处理方式,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焚烧相对填埋来讲,整个处理过程快速且高效,排放的烟气是可以监控的,只要严格按照流程操作,空气污染物的量很小。焚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但总体来说比填埋少得多,容易控制多了,焚烧比较彻底,烧完以后就剩一点灰渣,臭气和污水问题相对好解决得多,而且不占用土地。”

 

 

 

那填埋的垃圾处理方式还有用武之地吗?刘建国有点激动地说:“无论从技术链条的完整性来讲,还是从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来讲,填埋都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整体上其比例应该努力降低。其实,美国现在60%的垃圾是填埋,这个比例比我们还高,因为美国有的是地方。我们都知道中国地理的胡焕庸线,像青海、新疆这些地广人稀、气候干旱的西北省份,位于胡焕庸线西北方向,对于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而言,填埋反倒可能是最经济、最环保的一个方式,从实际情况出发,就是最佳的选择。”

 

 

学日本家庭的精细分类不太现实

 

 

我国胡焕庸线¹东南方的地区,人口稠密,与日本类似。日本的垃圾分类之严苛细致,让人惊叹。那我国东南沿海可以见贤思齐吗?

 

 

就此话题,刘建国实话实说:“那的确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但日本那么精细化的分类处理,我们说实话,好多地方没这个条件,日本有很多家庭主妇,而中国有多少全职家庭主妇?我们分类肯定是要分的,而且要鼓励大家自觉按照要求去分,但不太可能做到那么精细。日本以前分那么精细,就是以出口到中国为导向的。其实,日本是一种务实的分类,能循环利用的就分出来,不能卖钱的就焚烧掉。”

 

水泥窑烧垃圾不宜过度美化

 

 

 

说到垃圾焚烧,时下的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用水泥窑去烧垃圾,效果各种好的“爆款网红”文章。水泥窑协同处置是一种新的废弃物处置手段,是指将满足或经过预处理后满足入窑要求的固体废物投入水泥窑,在进行水泥生产的同时实现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一种方法。对此,刘教授作为专家是怎么看的呢?刘建国教授笑了笑说:“现在有一种观点在宣传水泥窑的时候过度美化,我也注意到了。但这也是得看具体城市的,如果垃圾产生量不大,焚烧选址有难度,附近又有水泥厂,那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可以回收利用垃圾中的热能,替代部分烧水泥熟料所需的煤。这是很好的。但是水泥厂毕竟是生产水泥的设施,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进水泥窑,而且接受垃圾的水泥厂必须进行改造,垃圾在入窑焚烧之前还必须预处理。”

 

 

 

针对垃圾焚烧的技术路线,有批评观点认为,烧完垃圾的灰渣有的含有重金属,拿去填埋有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风险。刘建国教授说:“其实相对来讲,焚烧的风险是最小的,因为烧了之后就只剩下一点点灰,这些灰在进填埋厂之前,还要做固化,填埋场下面也要做防水防渗,即使防渗层发生破损泄漏了,污染的范围和程度也是有限的。”(郑小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环境百科】

1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即“黑河—腾冲线”,这是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这条线从黑龙江省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市,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东南方约占全国国土面积43.8%、总人口94.1%;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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