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至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关注贫苦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已整整十年。有两组数据令我们印象深刻。
2015年，基金会在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的调研显示，0-3岁儿童的正常率只有43.83%。也就是说，超过50%的孩子，不同程度地存在发育迟滞、认知落后等问题。
2018年，在青海乐都，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当地五年级学生的成绩进行了研究，发现没上过幼儿园的孩子中，有81%的考试成绩在年级平均分数线以下。也就是说，超过八成没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孩子，在小学后成绩达不到当地平均水平。
贵州毕节七星关和青海乐都，都是我国深度贫困地区，这里的孩子代表了那些生活在深度山村中的孩子们。
这些孩子数量有多大？
根据2015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统计，在0至6岁阶段的1.1亿儿童中，有48%生活在农村。也就是说，还有5000多万的孩子还在村里，如果只看西部地区的话，这个比例还将更高。
农业农村部调查数据显示，贫困地区需要帮助的0-6岁儿童大概在1800—2000万。
数量这么大，教育配套设施却并未跟上。
据统计，我国59万个行政村中，只有19万个村里有幼儿园。
偏远贫困的农村没有幼教机构，也没有亲子班，留在村里的孩子们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儿童早期发展的服务。
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有条件的父母选择离开农村，到镇里甚至市区生活，也为孩子谋求更好的受教育环境。
现在农村的孩子中有留守儿童、单亲家庭，他们的父母或者在城市打工，或有身体和精神残疾，他们生活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山村，缺乏与外界沟通和系统早期、学前教育。
来自雷波县的三姐妹，因缺乏照料，在严冬中只着裙子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社会问题。
2012年11月16日，贵州省毕节市五名男孩在垃圾桶内取暖，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平均年龄九岁。2015年，毕节市一家四名孩子服毒药自杀，最大的13岁，最小的孩子只有四岁。
四个孩子家徒四壁
后一个案例中，他们的父母都因为贫困相继离家，母亲离家，父亲外出打工，爷爷奶奶亡故，四个孩子没有任何成人的照料。面对救治，老大的回应是：我和妹妹不想活了。
缺乏照料的影响远不止停留在这一代孩子身上。
哈佛大学儿童中心的研究显示，长期处在被忽视、缺乏关爱情况，会使儿童在日常生活受到的压力无法排解并长期累积，形成“毒性压力”。 “毒性压力”作用下，负责语言和情感的神经突触出现“逆发育”，神经元受损、联结减少。
儿童时期脑部不可逆转的受损，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在成年组成家庭后，也继续贫困，这样他们的孩子也将在贫困中成长——这就是贫困的代际传递。
如果没有外力帮助，这一代孩子们会面对一个怎样的未来，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是我们的国家又会面对一个怎样的未来？
基金会认为，这些孩子需要的是抢救式干预——争分夺秒为他们提供基本早期教育与学前教育。
当下，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是否有能力帮助这些孩子们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消除贫困上创造了奇迹。2020年，中国即将消除绝对贫困。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每年的扶贫资金为4470亿人民币，加上社会各界资助，每年用在扶贫上的资金可达到一万亿人民币。
据统计，政府帮助一个人脱离贫困，需要花费4.5万，帮助一个家庭脱离贫困就需要18万元。
如果我们更早进行干预，提高儿童未来自我发展的能力，就可以降低未来扶贫的成本。
通过十年实践，中国发展基金会已经形成了一套经济且在农村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有效解决了无法触达、师资短缺、效果评估困难的问题。
基金会山村幼儿园实景
按照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模式，要帮助山村孩子获得必要的早期教育，每年每个孩子仅需要3000元。
在孩子最重要的早期发展时期，每年投入3000元，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弥合社会差距和城乡差距。我们认为，这是一笔回报率极高的社会投资
十年来，基金会以“社会试验”+“政策研究”的方式，在中国广袤偏远贫困农村展开干预项目，并收集数据检测干预效果，形成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已经在全国七个省开展了“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
在九个省开展了“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
目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已在中国中、西部十个省份展开试点，累计惠及18万山村儿童。
“慧育中国”与“一村一园”计划覆盖省份示意图
值得庆幸的是，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增加对学前教育、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职业教育等的投入。
这是“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第一次被写入中央文件。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再次提出，要“用好教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
2020年，我国即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等于完全消灭贫困，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要未雨绸缪。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认为，通过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相对公平的早期教育、通过政府行为让早期教育入户、学前教育入村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道路上必须走的一条路。
每个孩子只有一个四岁，错过发展黄金时期，将铸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