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燥热的夏天，一支浩浩荡荡的尼泊尔女性队伍走上了加德满都的街头，和警察爆发了激烈冲突。示威的妇女们对警察大声喊叫着：
“我们在争取我们的权利！”
“你们对我们使用暴力，而那些有罪的人却逍遥自在！”
这场示威行动是为了要求尼泊尔政府调查六名少女奴隶的死亡情况、另外27名女奴的失踪以及11名女奴怀孕的情况。
示威活动不断升级，警察开始挥舞警棍试图驱赶示威者。
这时，站在示威队伍最前头的一个女人与警察发生激烈碰撞被撞倒在地，头部受伤，但这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这个女人名为乌尔米拉（Urmila chaudhary）。
她是尼泊尔NGO“自由女奴发展论坛”Freed Kamalari Development Forum（FKDF）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一名曾经为奴11年的女人。
“勤劳的女人”
我们的邻国尼泊尔是一个农业国，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贫困国家之一；这个国家在2008年5月才废除君主制，结束了延续近240年的沙阿王朝，更名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
在尼泊尔，自18世纪沙阿王朝建立以来，就存在着kamaiya以及kamalari的两种债役劳工制度（其中kamaiya针对男性，kamalari则针对女性）。
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土地或工作的人从地主那里获得贷款，以维持最基础的生活。作为交换，他们必须在地主的土地上以奴隶的身份生活和劳作。债台高筑，许多家庭被迫做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奴隶，由于欠地主的债以及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他们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抵债。也就是“农奴制”。
在尼泊尔语中，kamalari的原意是“勤劳的女人”。
但是在kamalari制度当中，则是指被买到债主家当奴隶的女孩。乌尔米拉便是其中之一。
为奴11年
她在1991年出生于尼泊尔南部的佃农家庭；家里从奶奶开始的所有女性亲属都曾是多年的女奴，而乌尔米拉也在5岁那年迎来了她人生中奴隶生涯的开端。
那是1月的一天，刚进入Maghi节，这既是塔鲁族的新年，也是他们贩卖女儿的日子。一个穿着西装带着墨镜的城里人来到她的村子，他是一位律师。
当那个男人来到她家时，她就意识到“终于还是轮到我了”。
一位当过女奴的姐姐跟她讲述过她在债主家所经受过的殴打以及吃过的残羹剩饭。“我恳求妈妈不要把我送走。”乌尔米拉回忆道。但母亲却说自己没有发言权。
律师向她哥哥提出用4000卢比（约合50欧元）买下乌尔米拉，因为他哥才是一家之主。4000卢比对于一个佃农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不仅可以偿还家里欠地主的债，还可以给家人们填饱肚子，哥哥很爽快就同意了。
▲乌尔米拉的家
乌尔米拉被律师送给自己女儿作为奴隶，几天后，她来到加德满都，开始伺候主人家12口人——大晚上去公共水井打水，一早上起床做早饭，然后背着背包送“王子、公主”们去上学，然后回来打扫卫生，洗衣服……稍有不满意之处，打骂是少不了的。
在律师家为奴8年后，乌尔米拉又被律师送给他姐姐当奴隶，多年来一直被锁在别墅里，睡在客厅的角落，每天一早起床为主人洗车、做饭、打扫卫生，日复一日……
那些被卖作女奴的女孩一般只有5到15岁，60%的女孩子在15岁之前就被卖给雇主，她们每天要在雇主家劳作14至16小时，而且时常会遭受殴打。每10个女奴中就有一人受过性虐待，导致艾滋病成为这些年轻女奴中最严重的问题；其中38％的女奴感染了HIV。
因为卖身为奴，即使女奴在债主家中无故失踪或死亡，也不会有人追责，这些女孩子基本就等于别人家中的一头牲口，甚至比牲口还卑微。
乌尔米拉以为自己这一生就要一直这样下去了。
在她为奴11年，几乎麻木绝望的时候，人生终于出现了转机。
16岁那年（2007），尼泊尔青年基金会（Nepal Youth Foundation）以及国际培幼会（Plan International ）的一群NGO人员来到了律师姐姐的家，他们把乌尔米拉从这个政治家的别墅中带了出来。尽管没有半分工钱，但终于是自由了。
新生
最初被解救后，乌尔米拉和其他被解救的女孩一起住在位于加德满都西面的边境城市纳提的一家旅馆里。
这家名为lawajuni girls hostel的旅馆是“废除女奴项目”（Kamalari Abolition Project）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重要的根据地。尽管很简朴，但里面有成排的蓝色双层床，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床。这里住着上百名被解救的女孩，而有些无法回家的人则把这里当成了家。
该项目的资金来自国际培幼会，大部分捐款来自德国；在这里，被解救的孩子不仅可以吃到饱饭，还能得到基础的教育。
16岁的乌尔米拉在这里迅速学会了基础数学以及基础英语；她的老师和NGO的成员都意识到，乌尔米拉与其他女孩不一样，她很自信，并很乐意谈论她的感受和过去。
在低等种姓和贫穷的背景下，女奴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债主可以随意夸大他们所欠下的债务，雇主可以随意克扣她们的工钱，即使被欺压也没有大声反驳的资本；因为缺乏教育，她们的贫穷像基因那样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
但乌尔米拉不一样，在被解救回到家的一场痛哭之后，她开始思考她的未来——
她意识到，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改变自己和后人的穷苦命运；她还要像解救她的人一样，为解救更多身为女奴的孩子而努力。
所以，当她从加德满都回到家中时，她第一时间选择了上学。
在学习之余，她还在2007年12月加入了当地女奴自由共同论坛Common Forum for Kamalari Freedom (CFKF)，并凭借她的领导力成功当选第一任主席，此后，她始终不忘为解救其他女奴而努力。
大龄高中生与NGO领袖
2010年，她卸任了女奴自由共同论坛主席一职，一边继续自己的高中学业，一边和其他女奴解放的推动者组建起了自由女奴发展论坛Freed Kamalari Development Forum（FKDF），凭借她的演讲才华和感召力，她再次成功当选第一任主席，当时她只有19岁。
这个曾经被奴役的女孩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和领导才华。
她如曾经为奴时一样忙碌，但不同的是，她的生命如今是向着明确的理想前进的——每天放学之后，她立刻由大龄高中生转变成NGO领袖，她组织宣传活动，协调被解救女孩们的处境，向支持机构申请预算，开会进行工作总结…
为了能做好领导工作，乌尔米拉一直在努力学习，三年下来，她以惊人的速度掌握了英语口语，如今已经能和联合国的NGO人员自如地用英语交谈…
▲乌尔米拉在2012奥斯陆自由论坛上用英语演讲
乌尔米拉时常在村庄间组织游行，她以她的经历现身说法，以戏剧以及演讲的形式向人们揭示雇主家庭中的非人道生存环境。
她带着女同胞们上街游行，在地主家门前示威，散发传单，挨家走访并到雇主家核实情况。一旦这些举措不奏效，她们就威胁雇主如不释放女奴会将其绳之以法。
有时还会在车站附近盘查存在贩卖女奴嫌疑的车辆。
其实，早在2006年9月10日，尼泊尔最高法院就正式认定kamalari制度是非法的，曾经被买作女奴的人有权获得政府补偿，教育和康复治疗。但由于当时正处于新旧政权更替的动荡局面，买卖女奴的行为仍然随处可见。
后来，她更是带领600名塔鲁族女奴去到首都加德满都，当面上书总统，呼吁政府关注女奴命运，此举让她蜚声尼泊尔，成为了众多被解救女孩的偶像。
2009年，尼泊尔政府宣布将提供120万欧元用来解救和培训女奴重返社会。而乌尔米拉的故乡也成为了尼泊尔首个“女奴解放县”。
2013年7月，尼泊尔政府正式废除了女奴制度，乌尔米拉的长久努力终于看见了希望。
但仍有成千上万的女孩被奴役，此后的4年间，在自由女奴发展论坛等多个支持女奴解放的NGO推动下，13000多名女奴得以解放，获得教育，并且过上独立的生活。
截止2017年7月，仍然有大约100至150名女孩被作为奴隶驱使，乌尔米拉的征程还没结束。
我的记忆就是我的力量
2017年7月初，德国埃斯林根市授予了乌尔米拉Theodor-Haecker-Price，这是一项象征政治勇气和真诚的国际人权奖。她是自1995年该奖项确立以来的第一个南亚籍获奖者。
今年1月，乌尔米拉凭借对尼泊尔女性解放与发展的杰出贡献，获得了Alice Salomon hochschule Berlin大学（德国一家社会工作、公共卫生和幼儿教育职业大学）颁发的Alice Salomon奖。
今年5月，乌尔米拉则获得了美国罗斯福基金会授予的2018摆脱恐惧奖。
奖项纵然夺目，但终究是个虚荣，对于乌尔米拉而言，全尼泊尔女奴得以解放才是最高的荣誉。
2011年，她和一位德国作家共同创作了一本关于她的书，名为《尼泊尔女奴》，这本书目前已在德国出版发行。
2016年，她的故事被德国的一位导演拍成了记录片，片名为"Urmila – My Memory is My Power" （乌尔米拉—我的记忆就是我的力量），影片讲述她多年来在尼泊尔女性解放道路上的工作和斗争。
去年7月，乌尔米拉成功完成了她的大学入学考试。今后，她计划进入高等院校进修法律，以法律为武器保护更多底层人民，为尼泊尔人民的权利斗争发挥更大的作用。
解放尼泊尔女性，乌尔米拉仍然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