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每次出门，都会随身带一把刚卷尺。
一进酒店，他就掏出卷尺开始测量。先是卫生间，门的宽度不能小于六十公分，保证大部分轮椅能通行。然后是马桶与淋浴的距离，确保伸手就能够着，他们站不起来，只能坐在马桶上洗澡。
文军是一名无障碍出行推广者，25岁时因为一场车祸，造成脊髓损伤，坐上轮椅。他后来创办了“北京截瘫者之家”，每年举办伤友出行活动。他用这把刚卷尺，改变伤者的生活标尺，不再局限于医院与家、两点之间，而是走出家门，踏上旅途。
7月7日晚，文军在大理考察无障碍路线时，意外身亡，120赶到现场时，已无生命体征。亲友质疑，文军身亡原因，疑与无障碍路口被堵、深坑前未设置防护设施有关。
文军去世后，好友们自发组织悼念活动，拷问徘徊在监管外的无障碍设施。媒体也呼吁，“不能再让‘文军们’用生命探路”。
伤友自发前往出事地悼念。受访者供图
考察
文军最后的身影留在路边的监控摄像头里。7月9日，亲友们前往派出所，调看监控。监控里，文军滑着轮椅前行，“人突然就掉下去了”。
好友唐敬新意识到不对劲，他们要求去现场，大理宾川路一家商务酒店的地下停车场。
停车场入口处，还留有一滩血迹。警察告诉唐敬新，当晚，发现文军时，文军的手机导航上，显示着另一家相邻酒店的名字。唐敬新分析，手机上显示的酒店才是文军的住处，他在回酒店的途中遭遇了意外。
唐敬新滑着轮椅，尝试还原文军最后的轨迹，并用手机拍下全程。当天拍摄的视频里，一辆白色轿车，堵住了下坡路的无障碍路口，唐敬新分析，当晚，文军本该从该路口通过，进入街道，再拐向预定酒店方向。他推测，因为路口被堵，轮椅无法通行，文军另寻他路。
旁边就是通往酒店地下停车场的一段路，并未设置防护栏或任何安全警示，坐在轮椅上的人，视线受阻，更不容易注意到。
直到酒店保安发现，报警，120赶到现场时，文军已无生命体征。
一位致力于推广无障碍出行的公益人士，在考察无障碍出行路线的途中，因监管不完善的无障碍设施去世，“很讽刺”，唐敬新说。
2006年，文军创办了“北京截瘫者之家”，为截瘫者提供了一处落脚点。包括唐敬新在内，他们因不同原因，脊髓损伤，坐上轮椅，彼此互称“伤友”。之后每年，文军会举办“SCI（spinal cord injury，脊髓损伤）感受阳光，享受快乐”出行活动，至今已十一年。
他们滑着轮椅去过银川、海南、成都、西安等地。今年，文军将第十二次的目的地定在云南，原计划，将在10月20日，带领报名伤友，至昆明、大理、丽江旅行十日，其中一个流程是组织轮椅夫妻拍摄婚纱照。
7月初，为考察上述地区的无障碍设施，他提前南下踩点。
权鹏也是一位伤友，认识文军多年，目前在云南推广无障碍出行。7月4日，文军抵达昆明的第二天，权鹏请他吃午饭。饭桌上，俩人吃着烤鸭，抽着云烟，谈着行程安排。
云南的无障碍环境不算上乘，加之复杂的地形，对来滇旅游的伤友并不友好。但很多伤友依旧向往，文军想圆他们一个梦。权鹏筛选出几条较为合适的路线，推荐给文军：他们可以在昆明逛民族村、海堤公园、云南省博物馆，这些区域，地形较为平坦；然后去大理坐游轮，去丽江徒步，观看张艺谋执导的《印象·丽江》。
权鹏问过文军，为何不找一家旅游公司。
“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才能更放心”，文军回答。
吃完饭，文军又滑着轮椅去了博物馆，考察那里的无障碍情况。临走前，权鹏叮嘱他注意安全，在北京外出时，权鹏的轮椅曾被机动车撞翻。
那几日，每晚零点左右，文军回到酒店，洗漱完，躺在床上，便开始整理一天的考察结果，发到朋友圈。7月4日，他去了昆明大观楼，途径公交公司，看到公交车多为一步梯，他很开心，“这样很适合轮椅上下”，他在朋友圈写道。6日，他考察了讲武堂、海埂大坝、民族村等景点，他特意称赞了昆明街上的公共卫生间，里面设置有专门的“电子门锁残障卫生间”。
当天傍晚，文军抵达大理。第二天，他的朋友圈没有更新。
文军在活动中。受访者供图
走出家门
朱丽与丈夫，是在文军组织的出行活动上认识的，“文军相当于我们间接意义上的媒人”。这次出发前，朱丽夫妇与文军夫妇约好，等他考察回来，他们就上北京，朱丽和文军妻子小余去文眉，丈夫与军哥去喝酒。等到十月，他们再一起去云南，各拍一组婚纱照。
朱丽印象中的文军，一直是“大哥”“领袖人物”的形象。他做事细致、严谨、负责。
外出活动，他会为每位伤友配备垃圾袋，挂在轮椅后。活动期间，不许饮酒，好喝两口的他以身作则，发现即清退。他鼓励伤友尽量不携家属出行，尽量自己滑轮椅，因为活动的意义，就是让他们独立。
在过去十一届的活动里，几乎每一次踩点，文军都亲力亲为，“路线、花费的时间、租用的大巴、需要多少志愿者，包括中途哪里有无障碍厕所，他都会（提前）搞好，清清楚楚。”唐敬新说。
2013年成都行，唐敬新陪文军一起考察。他们前后去了五家酒店。第五家酒店的价格、地理位置、卫生间门的宽度等各方面都符合预期，唯独卫生间花洒固定在墙上，取不下，他们也够不着，没办法洗澡。
文军开始想办法。
他找到酒店协商，希望能在他们入住期间，换下花洒，装上可移动的圆管。酒店答应后，文军和唐敬新滑着轮椅，到附近的五金店，买了二十多套、两三米长的圆管，带回酒店，交给负责安装的工作人员。
唐敬新记得，在成都那三天，他们每天早上八点出发，晚上回到酒店，一般已在十一点后。在文军独自踩点的十年里，有时候，找酒店，“最起码七八十个，一个个找，找完开始选。”几年前，他接受采访时说。即使这样的考察，还得自费。“他就是特别为别人着想”，多位参加过活动的伤友提到。
文军创办的北京截瘫者之家藏身于城东的一栋居民楼，这里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仅百米距离。当年，全国各地的伤友赴中心康复，床位紧张，有的无力支付高昂的住宿费。索性，文军租下了这套四室一厅的民房，每间房摆两张床，厅里配备PT床等训练设施，一个床位只收50元，后来房租涨，床位价格象征性涨到60元，文军自己往里边搭了不少钱。
来京二十年，他与妻子仍住在附近的出租屋里。妻子是澳门人，和文军一样，脊髓损伤，坐轮椅。俩人共同好友田春燕回忆，结婚五年，大部分时间，俩人都待在一起。他将她照顾得很好。一个月前，文军47岁生日，在出租屋的一张小桌上，文军煎好牛排，铺上餐具，借着桌上柔和的烛光，俩人对坐，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浪漫”。
“他们俩特别相爱”，田春艳笑着回忆，因为他们“榜样”般的爱情，“好多轮椅（夫妻）都结婚了”，她特意强调，“一点不夸张”。
云南考察之行，原本，俩人打算同行。但考虑到本就紧巴巴的生活，妻子主动退出，“这次就算了，车费也挺贵的。”她告诉朱丽。
文军为妻子准备好了半个月所需的食物，之后滑着轮椅登上开往云南的火车。
福州地铁车厢里设置的无障碍轮椅位置
伤友
文军去世的消息很快在圈内传开。朱丽微信里有一千多位伤友，这几日，打开朋友圈，“基本没别的消息，全是追思。”一位江西的伤友建立了“追思文军”微信群，各地伤友——认识文军的、素未谋面的——陆续涌入群内，在群里回忆往事，表达哀思。重庆伤友为“践行文军遗愿”，聚集在南岸区一过街路口的路边，修理斜坡。他们说，要用行动推动无障碍。
一位名叫“橘子”的群友回忆，2012年，文军在银川举办活动，她从酒泉老家赶往银川，抵达时，已是凌晨。下车后，远远看到酒店门口一团黑色的影子，她心想，谁这么晚还在这儿。滑着轮椅，靠近一看，是文军。
类似的分享，不断从群里蹦出。唐敬新很感慨，他想起十年前，与文军初次见面，那位面带笑容的小伙子，对自己的鼓励。
千禧年初，同样因为车祸，唐敬新失去了“双腿”。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的生活标尺，仅限于医院与家，两点之间。任何移动，都需要家人帮助。他只有一个念头：一死了之。“但死都不可能，我躺在床上，坐都坐不起来，想死吧，死的机会都没有。”直到2008年接触网络，在聊天室里认识了文军。
文军鼓励他“走出家庭，融入社会”，他分享自己的经历：
初到北京，文军的弟弟一直陪在身旁，每月三千的工资，弟弟留五百，抽出八百块接济文军，持续两年，直到文军喊停。他想“自立”。很长一段时间，早起，文军滑着轮椅，从康复中心到马甸儿，批发电话卡。一个来回，接近四十公里。他在角门中学、夜市摆地摊，一张电话卡挣三四块钱，“慢慢自己能够赚自己生活费的时候，我就不用再跟家里去要钱。”在一档访谈节目里，文军回忆。
唐敬新至今记得文军讲过一句话，“今天我挣一块钱，我就为家庭减轻一块钱的负担。”
受文军鼓励，2009年，唐敬新独自乘坐五小时列车，从沈阳来到北京，住进了“截瘫者之家”。他在电话里啜泣着回忆，“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门，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往后七年，他一直住在北京，工作、生活，都与文军一起。
这些年，伤友们遭遇过无数次“无障碍”有碍的境况：唐敬新出门在外，发现很多场所都未设置无障碍卫生间，即使设置，也常被杂物占用，每每如此，52岁的他“只能尿裤子”。田春艳滑着轮椅经过地铁站，随意摆放的自行车堵住了无障碍通道，她冒险从坎上往下推进，连人带车，翻下了马路。文军多年前搭乘航班，航空公司曾以“重度残疾游客，不能独自进入机舱”为由拒载。他据理力争，拿着民航局相关文件，找到值班主任理论，要求对方提供他们本该享受的权利。
唐敬新说，文军一直鼓励他们，“走出来，都走出来，让社会，国家知道我们这个群体的需要，他们就会想办法，改善这种环境。”实际上，无障碍设施不仅服务于残障人士，老人、孕妇、小孩，也需要它。
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无障碍设施已得到大范围推广。酒店、商场等公共场所均设有轮椅坡道、残障人士专用卫生间，停车场内印有“轮椅”标志的停车位专供残障人士使用，交通路口也有为残障人士设计的过街信号按钮装置。日本90%以上的大型机场和车站都有无障碍设施，公交车门处设有轮椅专用坡道。
一些国家针对“无障碍”设计了系统的法规和条例。美国的无障碍设计法规强调“惩罚为主，鼓励为辅”，如果占用残障人士专用停车位，则要被罚款100~500美元；根据英国的《反残疾人歧视法案》，若不能进入公共空间，残障人士可以把企业、政府告上法庭。
文军去世后，涉事酒店在坠落点上方地面，拉起警戒线，设立了安全提示。这份迟来的“改善”，是用文军的生命换来的。7月10日下午，唐敬新与家属，接触了涉事酒店。他说，对方承认了自己的责任，接下来，会与家属商量后续事宜。
文军去世4天后，权鹏与其他几位伤友，赶到大理，在文军出事地点举办了小型悼念活动。连续几日的小雨已将停车场坡道上的血迹冲刷干净，但文军生前戴的那顶黑色鸭舌帽，还躺在原地，那顶帽子随文军多年了。
坐在轮椅上的伤友们无法控制下肢，够不着，“找个健全人，去把军哥那顶帽子捡回来”，有人建议，“火化的时候，一起带走。”也有群友提出不同意见，事情了结前，就让它暂时留在原地，提醒人们，曾经有一个人跌落在这里。
遗留在现场的帽子。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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