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三社联动：“东风试点”的启示四——来自北京市东风地区“三社联动”试点项目的实践与思考（十）
李涛，“协作者”(Facilitators)创始人、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妇儿工委儿童工作国家智库专家、民政部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师，新京报第十届“十大感动社区人物”，民政部全国首批社会工作领军人才。他于1996年担任媒体记者时参与社会公益，2003年发起成立国内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协作者”，致力于赋权流动人口，推动NGO与政府、企业、学界的跨界合作。
原文《三社联动：社会组织与社区、社会工作互动机制建设——来自北京市东风地区“三社联动”试点项目的实践与思考》刊载于《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8）》，协作者云公益已经陆续进行推送，推送内容在原文基础上有删减，连载链接在文末。
“东风试点”的启示（四）：勇于实践，促进社区治理创新
“三社联动”为建设动员多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提供了可行的实践路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是维护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增强社区发展活力，形成多方参与的社区建设格局。而“三社联动”的基本理念强调社区各利益主体的独特价值，激发社会组织、社区和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意愿和活力，形成服务合力，以多元的服务手法和参与形式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的需求；同时，“三社联动”将专业服务与能力建设有机结合，注重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专业服务理念和能力，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专业服务、建构良性社区关系的能力，与政府建立良好的治理关系，是社区治理理念创新的具体体现。
社区治理是相关各方在沟通、协商的基础上，基于共识而进行的对社区相关事务的管理，强调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合作共治。社区治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的参与，其中相对于政府和市场，社会组织能否有效参与是关键。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而“三社联动”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在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社会工作，促进社区参与，形成地区和社区层面的系统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的创新。
社区治理体制的建构需要从一系列具体制度建设着手。“三社联动”将政府的行政管理力量与社会组织的专业支持力量有机结合，建立多方联席会议制度、信息联通制度、服务联办制度等制度；将政府购买服务的资源配置方式引入社区治理，动员整合各种资源，建立正向的合作关系，增强社区内聚力，减少社区矛盾和冲突，促进社区居民的发展，使多方参与成为长效机制，是社区治理制度创新的具体体现。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三社联动”并不是社区治理的目的，而是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三社联动”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基层的“三社”如何联动，而是上层的“三社”如何联动：主管社区建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社会组织的各相关部门如何打破部门利益区隔，实现顶层联动制度，听命于上级的地区政府部门才有可能打破利益僵局，才能出台有利于整合“三社”资源的政策，“三社”才有独立发展和跨界合作的空间，促进基层的“三社”实现联动才有可能。
其次，“三社联动”的另一个挑战恰恰是“三社”归位的问题，即各自回归各自的独立角色和专业属性，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三社”才可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自由的联合。事实上，“三社联动”可以有普遍的原则和通用的方法，但建设路径和范式是灵活多样的，这是由社区需求的多样性和社会力量的灵活性决定的，大一统的建设模式只会与“三社联动”激活社区力量的愿望背其道而行。打破条块分割部门利益，必须有着力点，这个点就在居民身上，如同本文提到的“三社联动”的核心目标必须聚焦于有效服务民生一样，所有社区服务部门都应围绕居民需求，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这就需要改革我们的社区治理路径设计，让居民对政策安排和资源投放有参与权和监督权。
毋庸置疑，一个尊崇社会参与的治理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新时代里，衡量社区有效治理的价值标准已经不再是社区某个部门自身做了多少工作，而是这个部门是否足够开放，是否有跨界合作的意识和能力，是否整合各方力量，推动多元合作，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而本文亦是参与“东风试点”的多部门跨界合作的成果，限于本人的能力，本文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且鉴于“三社联动”本身是立足社区各相关利益方实际需求的互动机制，呈动态性和发展性，本次研究难以全面涵盖社区各方力量彼此间的制约、支持关系，这也正是我们作为实务工作者践行服务与研究相结合，不断于实践中学习、反思和创新的责任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