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的出现，提供了缓解贫富差距的另一种可能。”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说。
6月24日至25日，第二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CSEIF）年会在京举行。本次年会以“寻找中国社会企业”为主题，100多位业内人士围绕中国在教育、养老、医疗、扶贫、残障群体就业等方面众多社会议题进行主题讨论。论坛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道兰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CEO刘疏桐等多位国内外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研究者、实践者，就社会企业的内涵、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等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采访。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社会企业和私人企业，或者商业企业有什么不同？从资本属性上，我认为私人企业是由私人投资，积累的是私人资本，可以分红。社会企业最根本的不同是由社会投资，最后积累的是社会资本。跟私人不同，社会资本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用于社会投资。
从业务范围看，私人企业可以说法无禁止则可为。但是社会企业不同，法律有禁止的当然不能干，法律即使没有禁止，也还有一些底线，底线应该定在不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这要比一般商业企业要求高。比如新的环境污染，比如现在的一些互联网企业，集中了很多资源之后，把一些本来公众有的就业机会给剥夺了。你要反思，是不是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
从成功的标准来看，私人企业以利润为最高目标，有的时候为了利润会牺牲公众利益，这是由资本的属性决定。而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最高目标，有的时候会牺牲利润。
道兰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CEO刘疏桐：社会企业就是用商业解决社会问题。以道兰为例，我们目前在做一个上海的示范项目，希望把上海本地所有的废弃油3万～5万吨全部回收做成生物燃料，应用到城市公交系统或物流体系里面去，可以达到将近8万吨的温室气体减排，这样的话确保了这些废弃油的安全回收，进入到生物燃料，帮助节能减排。我们也希望联合上游的安全食用油的企业，以餐馆为中心，确保把废弃油交给我们处理，这样既保证食用油安全供应，又能让废油不回餐桌。
我们解决的社会问题：一个是交通领域的节能减排，这一块其实国家减排的手段和方法比较少，但是这一块又是占到将近24%的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比重非常大的，而且增长速度最快，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做一点点工作。另外一个是，我们把后端的生物质燃料做好以后，能把前端的地沟油问题解决掉，所以这是一个对社会公众健康、食品安全健康，对环境，还有我们新能源发展都是有益的事情。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社会企业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需要用社会创新的办法特别是通过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力量来解决。
总结一下，社会企业解决的是这样的问题：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该做做不好；NGO无钱、无权、缺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有钱、有人、有能力，趋利不愿做。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我想从社会企业投资分配模式的左、中、右三种观点来分析。
美国：创新、务实、不争论。全美一半以上的州通过“共益公司”（B Corp）法，通常要求企业必须在公司章程中声明企业的社会目标。大多数企业的社会目标通常与公共利益相关，如低收入人群保障、环境保护、公民健康、雇员福利以及科学艺术知识普及教育等方面。他们在章程上有很多约束，约束自己的企业必须把社会目标放在第一位，这样对股东有约束，对管理者有约束，但美国700多家共益公司只有1家宣布不分配利润。所以利润之争在美国基本上不存在。
英国：遭遇“资金黑洞”后向右转。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以前规定利润分配不超过35%，但是英国社企联盟2011年发布的《成长中的社会企业：社会复制调查》发现，社会企业遭遇了“资金黑洞”：因其商业特性，资助方不愿给予捐赠；因其特许经营社会特性，资本市场望而却步。最新发布的《2015年度英国社会企业调查报告》称：39%的英国社会企业认为缺乏资金支持是制约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而主流中小企业受此困扰的只占5%。
2014年的时候我们和英国社会企业联盟一起召开了一个中英社企论坛，我在发言时讲到社会企业利润分配有左、中、右三派。英国社会企业联盟首席执行官彼德·布鲁克说，他以前主张中间偏左，现在是中间偏右。2015年，英国政府取消了社区利益公司分红限额的规定。
英美社会企业均无特别的税收优惠，为什么英国和美国他们还要进行社会企业认证，而且是非常严格的认证呢？社会企业认证的价值在哪里？这是因为获得这个认证就可以获得社会对它们的认可，消费者对它们的认可。这种背书对社会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美国和英国的消费者愿意进行道德消费。
香港：坚持“极左”10年后改弦易张。香港社企总商会认证了500多家社企，但是“黑暗中的对话”体验馆（让体验者在漆黑的环境下,完成指定的任务,体验失明人士的世界）这么好的个人投资却不被认定为社会企业，就因为它规定了35%的利润可以分配。他们现在一年营收2000多万，真的做得很好。香港社会创业论坛主席谢家驹最近撰文指出：“过去10年来，不少非营利组织创办的社会企业，在耗尽政府的资助后便难以为继。大量的事例证明，私人出资创办的社企比依靠政府资助的社企更具生命力，更能创造社会效应。但私人创办的社企一直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支持，两个政府出资创办的基金皆拒他们于门外。”但就在今年，香港政府放宽了资助限制，终于决定采取以35%为利润分配上限的方式，于下一个财政年度开始接受私人社企申请政府资助。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社会企业能否分红”的争论上整体是在向“右”转。尤努斯先生关于“社会企业不分配利润”的准则正在面临挑战。
道资本创始人、董事总经理张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社会企业领域和影响力投资领域，是有一些误读的：首先是中国不差钱，所以不需要境外的国际化影响力投资。实际上境外的影响力投资倒不是说钱的问题，更多的是能够通过国外的一些最佳实践，给中国带来一些好的模式可以借鉴。
第二个误读，中国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很多老外觉得中国没有穷人了，比如看不到乞丐。他们经常问我们是不是中国没有BOT（弱势群体的英文说法）了，实际这种认知是不对的。实际上按照联合国的收入标准，中国BOT人群至少还有4亿人。
第三个误读，中国本土富人或者投资人不具有影响力基因。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富人和投资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都是有影响力基因的。但是这种影响力基因如何发掘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话题。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如果把中国的企业市场比作“靶子”，从0环、1环到10环，接近靶心的8环到9环企业往往接近社会企业的范畴，而10环企业是最经典的社会企业。8环企业是有良心的企业，具有社会责任感，战略公益贯穿整个产业链。比如推动共享经济的互联网企业、高科技企业都是8环企业，是潜在的社会企业。9环企业一般做的都是政府鼓励的行业，是推动供给侧改革的行业，是更接近社会企业的企业。
最重要的社会企业应该命中10环，10环就是社会的痛点，社会的刚需，同时这个10环也是人心，我们要瞄准人心来做社会企业。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国的社会企业具有特殊结构、优势和挑战，目前有社会福利企业，社会扶贫企业，高新企业、农业、环保等免税企业，社会服务机构，公益金融等五类企业。在传统的福利企业和公益慈善模式已经无法更好地、更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时，社会企业的兴起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具发展潜力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也是被政府所鼓励和支持的。
中国社会企业对企业的社会性要重新定位，要以社会价值引领经济，引领企业转型。另外，社会企业要提高专业化、行业化标准，与社会问题对接、与政府对接。借助再工业化，推动企业再社会化，创造各种形式的社会企业，引领善经济时代 。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贫富差距问题，我认为是当今世界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社会问题。社会企业的使命是解决社会问题，减少贫富差距，让社会更美好。所以我理解，社会企业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直接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或解决社会问题。比如说像残友集团，直接解决了残疾人的就业，没有残友，很多残疾朋友现在还在家里，靠别人的收入来养活他。二是积累社会资本，让善更有力量。
在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机制面前，现代慈善机制对冲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作用相形见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企业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这是一个新的社会治理工具，它的形态融合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慈善机制的长处，规避了二者的短处，使得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重视社会利益，使得公益慈善更有持续性，获得更多、更持久的力量。
道兰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CEO刘疏桐：通过社会企业的努力，我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杜绝地沟油的现象。在欧洲，生物柴油特别是废油做的生物柴油的附加值非常高，它比普通柴油贵将近20%。在中国反而要比普通柴油便宜，卖不出去，这里面有渠道的问题、机制的问题、公众认知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在中国把生物柴油的价值，起码做得跟普通柴油一样，不会被市场看低。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煦 |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