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救世军的系列文章，自2017年9月《神秘的救世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之后，就没再更新，有很多所谓的理由，其实都是借口，就不在这里说了。
《神》文提到，我2008年1月8日入职救世军，入职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啥活儿干。于是，我主动去找那个和我同一天到岗“小老头”温光耀少校，很认真地告诉他，我来机构都半个月了，可是机构却居然没啥活儿让我干，不善言辞的少校好像没跟我说出来什么道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说实话，我现在也没啥工作可以交给你”。好吧，碰到这么实诚的领导，也只能没脾气，没领到任务，我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自己工位，默默把那本翻了好多遍的《救世军中国事务部项目管理手册》又翻出来……
当然，其实可能是我心太急，后来很快就有很多项目的工作开始开展，也有一些新员工学习的安排。加上2008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能说不能说的事情，能说的比如金融危机持续、南方雪灾、抵制家乐福、汶川地震、奥运会，这些事情，作为救世军这样的老牌国际慈善机构来讲，是一定要做一些事情的。
接下来的四年里，我去过凌冻的石门坎、旱灾的威宁、地震的文县、泥石流的舟曲、地震的玉树、雪灾的集宁，还包括这些灾害发生地以外的其它一些地方，诸如青海湟中、民和、贵德，内蒙兴和，河南卢氏，四川德阳等，在这些地方都实施开展过不同种类的项目。每个项目背后都有不同的人和故事，其中在资金规模上最大、直接涉及利益相关方最多的是玉树地震紧急救援项目。
玉树地震是2010年4月14日早上7点多，我在上班地铁上通过微博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之前救世军有关于灾害紧急救援的培训（汶川地震后，救世军针对中国内地员工做了相关的培训，当时培训使用的教材之一就是《人道主义宪章与赈灾救助最低标准》），所以通过媒体的报道以及向朋友（格桑花的洪波，当时他们在青海做一对一助学已经好几年了）简单了解，感觉应该是一次比较严重的灾害。
到单位之后，我第一时间跟温少校报告了玉树地震的事情，根据他和我的判断，救世军肯定需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因为一方面灾区的情况并不明朗，另外即使要有所行动，也需要相关的程序批准。所以我们在等待玉树比较全面的消息同时，向香港总部报告了这件事情。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救世军中国事务部关于项目管理涉及到的岗位：项目官员是项目管理的直接责任人，其负责从项目需求评估到立项审批到实施执行到评估总结等所有阶段、所有工作的推进、协调和管理；项目官员的直接领导是地区办事处执行总监，其负责地区办事处财务、人事、项目等工作的综合管理，与联络官员和中国事务部负责人沟通、联络，推进有关工作的进行；地区办事处总监的上一级领导是中国事务（部）负责人，其负责中国事务部所有工作的组织、开展和日常管理，同时与项目管理委员会沟通、联系，向项目管理委员会报告项目的重大事项，推进执行项目管理委员的决定；项目管理委员会是项目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项目的审批立项、重大变化、评估、总结报告等都需要经过其决策，项目管理委员会每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其授权在闭会期间，如有需要由港澳军区总指挥、秘书长、财务部长组成临时决策小组代为决策。
当时，救世军中国事务部有四个办公室，香港总部有一个中国事务部办公室，有一名联络官员和一个项目官员，在昆明、北京分别有两个办事处，在德阳有一个因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而设立的临时办公室。
温少校的职务是“中国事务部长”（这一职务如果由非救世军军官担任，职务名称叫“中国事务部部长”，细琢磨，也有一些意思），负责管理救世军包括以上四个办公室在内的所有中国相关的事务，同时因为其常驻北京办事处，所以事实上也兼任北京办事处执行总监。
在我向温少校报告了玉树地震的情况之后，他第一时间也报告给了项目管理委员会，但因为此时项目管理委员会闭会，所以其实就是报告给总指挥、秘书长和财务部长，当时收到的反馈是继续全面准确收集相关信息并及时传递给相关部门，所以在这一天里，我们又收集了很多关于地震、损伤等信息并传递给香港。
4月14日下午，总指挥、秘书长和财务部长开了临时会会议，决定救世军启动参与玉树地震的紧急救援工作，但是具体怎么做并没有明确的方案。到了4月15日临近中午的时候，他们又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派我立即先前往西宁，主要任务还是了解灾害情况，进行需求评估，看救世军能做什么，但没有明确要求我去玉树，是否去玉树需要根据我在西宁了解到实际情况再做决定，还有具体什么时间去西宁这个由我和温少校自行决定。
这个决策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其实都蛮有意思：既有决策——启动参与紧急救援，去西宁、做需求评估，也有留给项目官员的灵活性——何时去，去不去一线，去了需求评估怎么做，这些在后面我在救世军工作的很多事情中都体现的非常好。我们现在经常讨论基金会理事会和秘书处的权责问题，其实如何把握好各自权责是一门艺术，需要基于信任充分沟通，这中间涉及到人文关怀、专业技能等等，既有机制也有灵活性，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还有一点，就是双方都要充分相信这件事情如果交给另外一方，他一定有意愿也有能力能够处理好，这也是对另外一方的尊重。我们总是不相信对方，事先有一些不信任的假设，所以才会出现干涉过多，越权越界的问题。
我和温少校决定4月16日上午一早我就坐最早的飞机去西宁。所以4月15日下午我都在做去西宁的准备，做出差计划和预算，申请备用金，预订机票，联系去了西宁之后见谁等等。有朋友提醒，也因为有之前关于救灾的培训和汶川地震的经验，所以我心里非常清楚一定不能添乱，要量力而行。我分别与格桑花的洪波、青海省社工协会的喇英才会长（青海省民政厅原领导，和他有很多故事，后面会专门写）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他们与当地的热心志愿者张雅莉（给了我很多帮助，在后来的救灾过程中因车祸去世）取得联系，请他们为我在西宁的需求评估工作提供帮助。
我乘坐4月16日早上7点多的飞机前往西宁，到西宁的时间是9点多。后来这趟飞机一直是我去西宁的首选，因为时间特别合适，在飞机上补早起赶飞机缺的觉，到了西宁也是上班时间，正好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其实出差时间和交通工具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要考虑休息和工作的衔接，也要考虑到达出差地之后的当地合作伙伴和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等等。
飞机落地后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温少校的，他告诉我，临时决策小组又通过了一个决定，为了便于我开展需求评估工作，在此期间我有30万元预算，用途为帮助灾民提供应急生活所需，具体提供什么，需要我提供报告并经过审批才能执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