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8日我们组织了“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思考抗疫的行动模式”行业研讨会，分别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四位嘉宾，从多样化的跨界行业联动抗疫模式与经验角度，探讨了中国与新加坡的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网络和协会是如何联合行动的，有哪些好的模式可以总结提炼，以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梳理了会议核心要点，分享如下：
► 01
问题1：您所在区域的政府部门是如何统筹部署抗疫行动的？
徐帆：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是一个灾害领域的社会组织协作网络，希望通过推动政社合作协同，来提高巨灾之下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灾的效率。在推动政社协作方面，2018年之前社会组织参与灾害应急的业务主管部门是民政部，之后变为应急管理部，但是此次疫情是由公共卫生部门响应，主要统筹部门是卫健委，目前我们未形成沟通和协同机制。
黄思杰：
新加坡慈善机构的数目稳定，宗教组织居多，占比在40%-50%左右。为了解新加坡政府的灾害反应，首先需要了解灾害风险管理的概念。灾害风险管理计算公式：危害*脆弱性*暴露/能力=风险。新加坡政府的能力非常强，风险也很低，因此非营利组织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新加坡政府有一个特殊的响应工作组——部长级特别工作组，为非营利组织协调出了一些发挥作用的空间。此外，新加坡在发现疫情的时候立即成立了应急队，贸易部负责采购医疗物资，医疗部追踪密切接触者。然而，随着病例数量增加，政府正考虑以一种非常集中的方式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进来：政府最先——国内NGO——国际NGO——人民协助出力。
孙忠凯：
从残障领域来说，残联与相关政府部门迅速建立了信息沟通平台，基层行动较快，街道和联合党委给成员机构一些如何抗疫的信息。例如长沙东莞等地方性的残联和政府对心智障碍的家庭救助快速反应，救助到位。因此政府统筹部署在整个公共卫生上是很重要的，随着管理的要求逐步提升，也应进一步提高应急与反应能力。
张菊芳：
本次疫情中，中央快速反应，政府执行力度快；各个社区进行体温检测、设立检测棚子、发传单、居委会入户调查统计、流行病学追踪等。与其他国家相比，政府强有力的体系落在最末端的居委会和街道。例如积极动员了社区层面的其他服务机构联合采取行动抗疫，家家户户送食品、运送病人等，在快速行动中摸索前进。
►02
问题2-您所在的服务领域是如何统筹部署抗疫行动的？
徐帆：
协同网络关注的是协同交流，我们在疫情期间对工作内容进行了分类：分为物流、社会组织支持、第三方支持等。基金会救灾协调网络也在疫情期间支持救灾本身的工作，例如：利用数据平台，通过IT和大数据将捐赠数据信息汇总分类；进行公益传播；提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等。
黄思杰：
新加坡红十字会主要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共同抗击疫情。在疫情当中，IFRC（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起带头作用，同时也与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例如协调救灾工作、货运航班等。
孙忠凯：
在疫情开始之初缺少统筹行动，但是很快各机构推出各种在线服务，并形成公益网课、抗议暖心等行动。在孤独症行业方面，融合中国做了紧急救助网络；中精协在家长的心理支持上做心理辅导；心盟网做了相关的需求调研；深圳自闭症研究会对行业痛点的总结等。因此孤独症服务行业在面临疫情时是有联合行动的，也发挥了服务行业网络的枢纽组织作用，帮助特殊家庭来给予支持。
张菊芳：
倍能致力于行业化的能力支持，支持枢纽机构。在本次疫情中，我们看到不同领域的枢纽机构的应对方式。首先：发布信息，个人预防、机构如何做、家庭成员保护等，采用远程工作方式；其次，逐步开始去开发在线的培训，例如民政部、基金会发展论坛等行业化平台开发在线的课程；再次，经验交流与网络会议探讨。
倍能同时也关注了美国行业性平台的做法，例如AAE协会采取的行动是快速发布本行业内的应对办法，并关注到了：①国家政策变化；②行业内防护怎么做；③机构工作人员远程办公；④指导机构快速调整战略，简化程序，原有持续项目的调整等。
►03
问题3：您自己的机构是如何参与抗疫行动的？
徐帆：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有灾害响应制度，并依此来召开理事会，以确定是否联合行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联合响应、什么情况下各自响应、并参照民政部的灾害划分不同情况和类型。在本次疫情下，我们在武汉封城2天后即召开了一次理事会。2月2号协调会启动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行动，以“边干边学”为目标，同时依据一线需求，快速做针对性的回应。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协同的长效机制。
黄思杰：
在新加坡的当地行动中，我们注重红十字会业务的连续性管理，一边维持基本服务，一边扩增新的服务活动。如果业务连续性管理被忽视了，组织就无法正常运作，我们就无法再为社区提供服务。在国际行动方面，新加坡红十字与合作伙伴合作提供救济物品，包括口罩、呼吸机等。同时分享新加坡的经验，希望有所帮助。
孙忠凯：
星星雨在1月末2月初便相继召开了一系列内部会议，随即研发并推出在线课程，听众反响良好，学员已达上万人。同时，心盟网关注武汉的机构和家庭，对武汉的一个机构进行一对一帮扶；与融合中国一起发放蓝书包，快速把现有的课程和蓝书包发放给有需要的家庭。我们从2003年的非典中吸取了经验，所以这次疫情在第一时间做了相关准备：建立志愿者服务中心，在线协同做宣传活动，打破边界，将原有业务数据化。未来会结合线上线下做出改变，以便在疫情情况下给予更多的支持。
张菊芳：
倍能的应对方式是，首先在内部快速进行远程办公，并快速召开远程理事会会议，及时部署战略和规划。其次在对外方面分为三部分，第一，免费开放组织能力评估系统和倍能云学院，大量机构使用在线评估系统和云学院平台，在家远程学习，大大降低学习的成本；第二，改变项目方案，开展了调研，对社会组织、枢纽机构等不同机构做了观察与思考；第三，与国际合伙伙伴合作，当中国疫情爆发的时候快速和其他国家的合作方通报情况，并开展了如何行动、如何防护、合作关系的调整等系列线上会议，同时也参加了一些国内和其他国家组织的在线会议等。
►04
问题4：在抗疫行动中，有哪些方面富有特色？有哪些仍需继续探索和学习？
徐帆：
社会组织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非常强，能够快速学会如何使用线上工具技术、快速调整策略。越来越多的机构思考如何结合自身优势来响应疫情，例如很多基金会并没有盲目的冲在前面，而是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后做出回应。与响应自然灾害相比，本次疫情响应的地域广、领域多（几乎所有公益行业都有相应）、时间长、高强度工作。在未来，可能会发生越来越多的紧急危难情况，所以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应该思考，常态下的工作和应急状态下的工作有什么区别？是否需要应急的预案？
黄思杰：
疫情早期，人们非常关注伙伴关系和防疫材料(即有形产品)，而很少关注无形活动，无形活动的支持项目较少，如心理社会支持、教育(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的教育)，以及非正式定居点等。疫情是危机，有危机才能前进，新常态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社会组织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政府应有开放的心态，愿意接受有效的意见；展望未来，社会组织也应有发言权，来讨论和分享他们对“新常态”的看法。
孙忠凯：
从整个公益领域来说，疫情给慈善和公益组织带来了成长的机会，如何通过疫情找到新的需求和服务切入点、找到新的公益项目是一项新的挑战与机遇。例如大爱清尘、关爱抗疫卡车司机、支持公益物流、湖北公益组织护航计划等——特殊时期找到好的定位和需求，做好公益项目。未来仍需要继续探索，因为目前自闭症行业过于依赖线下服务，导致疫情来临后大多数组织都面临着生存压力。公益组织需要有3-12个月的储备金危机应对意识，才能促使组织可持续的发展。
张菊芳：
公益组织普遍在管理系统中缺少内部风险管理环节，当面临大风险的时候，缺少机构应对相关的机制和管理体系。在目前通常的基金会资助模式下，机构没有储备金和机构发展的资金，管理费预留不足，我们需要呼吁资助方（政府、基金会、众筹平台项目）给公益组织预留一定的发展及应对风险的储备金；在具体服务方面，在疫情中，心理需求和生存需求增加，群体性活动缺失，如何想办法在社区层面或者面对家庭开展相应的心理支持项目，需要一起继续探索。
►05
问题5：未来在抗疫或应对灾害方面，我们如何更好地联动、或高效应对？
徐帆：
首先要有应急预案。每个社会组织都应知道，当灾害来临时，每一步应该做什么、资金储备与项目方案如何调整、不同机构在紧急情况下工作如何开展等。其次应在日常工作中推动行业间、跨领域的交流与协作。因为灾害是不同领域的协调，快速的行动基于快速信任，而信任则是日常建立起来的。再次，进行专业学习。需要了解服务人群的日常需求和应急状况下的需求有什么不同，以更好地开展服务。
黄思杰：
第一，后勤：我们如何预先准备好材料，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建立起供应商网络，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第二，程序：我们如何使我们的决策过程更便捷，做好时间的预估，如何快速得到管理层的批准以及批准方式的调整。第三，志愿者应急培训：灾害来临后，需要志愿者快速熟悉工作内容，时间紧迫，甚至很难进行线下传统的志愿者培训，而缺少系统培训则会给项目带来风险，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灾害发生期间，提供形式可行的、内容足够的专业培训?
孙忠凯：
第一，组织应急机制和内部管理规范需要靠科学的制度来做，我们仍需要不断总结经验，继续完善。第二，从公益组织的联动和应对上来看，需要保护行业的治理和生态发展。中国公益社会需求多，资源少，高效联动有难度，需要行业联合发声，并在行业生态网络中明确各机构不同的定位与工作内容，应急管理精细化，才有可能在未来面对同样的疫情和灾害时有更好的应对表现。对于自闭症行业，希望可以倡导未来让家庭紧急救助纳入政府的卫生公共体系中。
张菊芳：
倍能的战略是推动枢纽机构带动行业发展。第一，国家疫情防控的法律规定在疫情过程中得到了明晰。但卫健委作为防疫带领体系中的牵头单位，没有把社会组织发挥的功能涵盖进去，等到后来医疗体系不足的时候，才开始动员社区和街道参与。我们未来可以探索倡导社会组织如何被纳入国家政府的社会动员体系内。第二，行业联动层面。行业的问题是个性化的，针对疫情每个行业可以发挥的特殊作用，需要做进一步的总结和反思。第三，单个机构层面。机构最大的挑战是不中断对服务对象的服务，所以未来可以加强在线技术体系的应用，以及如何帮助服务对象接纳新的形势。未来应对疫情和灾害需要常态化，抗疫没有边界，需要和更多的国家交流和分享可相互借鉴的经验。
Q A
参会者现场提问互动
问题：
我们是一家坐标云南的社工机构，我们发现机构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没有提早做出反应，机构缺乏储备资金，在疫情期间出现了资金短缺而导致的生存危机。请问作为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地方性社工机构，在很少能接触到其他支持资金的情况下，如何能够突破和化解这一危机现状？
孙忠凯：
小的公益机构普遍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需要在内部做好各个层面的战略规划，定位和战略很重要。例如星星雨月捐人的项目在疫情初期就快速进行了战略调整，先是改为免费的在线课程，后续对课程象征性1元收费，再后期就出现了一家基金会感兴趣并支持购买课程。公益组织在疫情出现后，应该首先想办法如何尽力解决社会问题，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不断寻找支持资源。
徐帆：
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在后续建立常态筹资的预案。美国全国志愿者联盟在美国灾害救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协调会在上个月对其进行了采访，发现他们进行了资方教育，早在灾害尚未发生时就进行了应急资金的筹集。美国有很多经验和知识可以借鉴给我们，我们在后续也会持续推动相关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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