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项目官员 谷青
尽管目标和路径方面有些许类似之处，但透过表面看本质，影响力投资和公益慈善分属于金融、公共管理两个不同的学科，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影响力投资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热潮。据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2019年全球影响力投资者调查》对266家金融界影响力投资的核心参与机构的调查统计，全球影响力投资的总规模已达5，020亿美元；2019年预计新投项目15000个，年增长率达到了15.4%。
这股热潮的背后是全人类对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越来越不美好的深深担忧：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已不堪重负，碳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与空气、水和土壤污染日益严重；贫困、老龄化、教育和医疗健康等诸多社会问题仍然棘手，世界正迈向VUCA（波动、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深渊……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依靠政府和公益慈善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以联合国估计的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年度5万亿到7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为例，唯有释放出资本的能量，通过投向解决环境和社会领域严峻挑战的项目，才能真正带来改变。
影响力投资的这股热潮也来到中国，与中国公益慈善迅速发展的十年相碰撞交汇，似乎被纳入了公益金融、商业向善的洪流之中。影响力投资被广泛认知为用商业手段或金融工具来做公益慈善，是公益慈善与商业、金融跨界合作、模糊疆域后的社会创新，是一种更高层级、更有效率和效果的公益慈善。在我看来，这种有代表性的广泛认知有一个待求证的问题，那就是影响力投资究竟是不是公益慈善2.0？
笔者有幸在2019年10月初来到欧洲金融业发源地之一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与1200多名金融、投资界精英共聚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GIIN）2019年年会。会议在荷兰地标性古建筑、坐落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证券交易所（Beurs Van Berlage）“旧址举办。红砖、石拱的建筑主体虽然历经百年，却保护得依然完美如初。证券交易所得名于它的设计师——建筑界一代宗师Hendrik Petrus Berlage，如今是阿姆斯特丹最受欢迎的会展场所，甚至连荷兰国王和王后的婚礼，也是2002年在此举办的。随着一声别具一格的”鸣锣声“，大会也像证券交易市场开市，热热闹闹地开幕了。
开幕场主旨讨论的主题围绕着“金融的力量：影响力投资为途径”展开，以GIIN发布的《影响力投资未来的路线图》为依托，相继讨论了如何倍增提高影响力投资的总规模以更迅速有效地解决环境和社会发展挑战、什么是影响力投资的新范式、数据在影响力投资不断发展中的作用、气候变化与创新——如何在对中国的投资中创造社会影响力、把握气候变化投资的机会并防控风险、对平价住房的可持续投资、影响力投资测评和管理基础讨论、以价值为基础开展投资尽职调查、散户投资者如何参与影响力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如何实现社会回报和财务回报的双赢等议题层。基金经理、多个影响力投资机构的创始人及金融中介机构中影响力投资部门的负责人齐聚一堂，讨论热烈。
会场外是大会赞助机构的布展区，一眼望去，几乎全部是声名显赫的投资管理机构和金融中介、咨询机构：毕马威（KPMG）、安盛投资管理（AXA Investment Managers）、德意志银行（DWS）、NUVEEN、惠灵顿管理公司。在布展区，很多基金经理人都在向参观者介绍他们的影响力投资项目，并希望为开放募集的基金寻找投资人。很多机构在布展区为参观者提供有特色的纪念品，这些特色纪念品都与大家试图通过影响力投资解决的社会环境挑战问题息息相关。比如用投资项目解决海洋塑料污染问题的德意志银行就用回收的海洋塑料垃圾制作了纪念手袋 ，安盛用厨余垃圾的苹果皮制成了百分百可降解的笔记本。布展区也是投资界旧友相聚、新朋相识的副会场，足有一两百个小型双边或多边会议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虽然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才仅仅成立十年，俨然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影响力投资的头号“行业协会”。起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发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金融行业对仅追求财务回报的投资的深刻反思，同时也是对通过资本的力量试图解决此前通过发展援助、公益慈善不能有效解决的社会挑战的不懈探索。浸润在大会及近50场分论坛的有至少250位业界精英发言人的会场中，两天下来，笔者的感触颇深，萌生了通过探寻影响力投资与公益慈善的共性与区别来试图回答“影响力投资是否为公益慈善2.0”的想法。在研究影响力投资之前，笔者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助理主任，近十年的国际发展和公益慈善的项目经验使我非常有幸跨于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议题之间，赋予我研究和分析的较好视角。
解决社会问题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
从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来看，影响力投资和公益慈善高度相关，因为两者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引导非公共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和挑战，以实现更加美好的社会。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从公益慈善视角出发的观点认为，影响力投资的起源及其必要性是由于靠传统发展援助和公益慈善甚或政府资金解决社会问题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唯有引入商业和资本的力量，才能弥补鸿沟，真正使社会发展挑战不至于因为资金短缺而得不到解决。
例如，联合国一直呼吁，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要在2030年实现，每年需要的资金缺口在5万亿-7万亿美元，而此巨大的资金规模早已超越了公益慈善所能提供资金的上限，唯有引导商业、投资向善，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另外一个同样具有代表性的、从商业和投资专业背景出发的观点则认为，影响力投资的起源及其必要性是由于传统公益慈善解决社会问题的可持续性较差、效能也非常有限。
再如，在全球影响力投资领域享誉盛名的领军机构——早于“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诞生的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就认为发展援助、从爱心出发而没有商业模式的公益慈善是不可能解决全球的贫困问题的。其创始人杰奎琳·诺佛格拉兹 （ Jacqueline Novogratz）女士早年曾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事发展援助工作，因为在非洲偶遇身穿自己早年捐出的蓝毛衣的黑人儿童而体味到传统公益慈善未能全功的原因，从而改变了自己的生命轨迹，创办了聪明人基金，引入耐心资本有效地解决了非洲和南亚当地社区饮水、住房、医疗等基本民生问题。
从实现终极目标的路径来看，影响力投资与公益慈善也有可以类比的相似点。首先，不论是影响力投资还是公益慈善，自投资协议或项目协议达成的那一刻起，就构建起了资源供需双方的关系。两者都有资源提供方和资源需求方。就影响力投资而言，资源是从投资方（investor）通过金融中介（financial intermediary）到被投方（investee）；就公益慈善而言，资源是从捐赠方（donor/funder）通过执行方（implementer）到达受益方（beneficiary）。若想达成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都要求资源提供方能够慧眼识珠，在众多可投、可资助项目中挑选出具备成长性的标的，以期能够扩大规模、产生可复制的模式、产生积极的社会、环境影响力。
其次，在投入资源之前，无论是影响力投资还是公益慈善，都要求做好前期的研究和尽职调查和充分的投资或立项准备，特别是要选对能力超群的职业基金经理人或项目管理人。往往是人对了，事就成了一半，优秀的基金经理或项目经理可以对投资和项目全方位优质管理，掌控整个管理流程，保证所投或所资助的项目达到预期目标。
再次，影响力投资的投后管理与公益慈善项目立项后的管理也有相似之处，比如都要求投资方或资助方除了提供资金外，还需要与被投的团队一起成长，参与战略规划及核心管理，解决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耐心辅导、陪伴和支持。最后，两者也都要求按照一定的时间节点报告因投资或慈善投入所带来的成果，影响力测量和慈善项目成果测量可以考量资源的投入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影响力投资或公益慈善的目标，以便及时总结经验，为未来提供一些前车之鉴。
尽管目标和路径方面有些许类似之处，但透过表面看本质，影响力投资和公益慈善分属于金融、公共管理两个不同的学科，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近年来，国内这两个领域模糊疆域、跨界融合的呼吁和推动由公益慈善行业领衔，热度很高，但很有可能是一个“失衡的组合”，从核心参与方的背景、行业发展所需要的支持体系和基础设施来看，影响力投资实难成为公益慈善的创新形式，不是公益慈善2.0 。
首先，两个领域的核心参与方的背景完全不同。从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统计来看，影响力投资的核心参与方主要包括：投资方（investor），主要有社保基金、基金会、家族办公室等；金融中介（financial intermediary）包括基金经理、发展金融机构、投资公司等，以及被投方（investee），通常是以创造利润为导向的普通企业。如美国平价住房的影响力投资的被投方就是房地产开发商。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会员机构中不包括任何一家社会企业，这似乎与国内的主流观点有较大分歧，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认定社会企业为影响力投资的唯一标的偏颇性。诚然，上述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所罗列的影响力投资者中同样包括基金会、家族办公室等公益慈善场域中常见的核心参与方，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基金会特别是美国基金会与国内基金会的资金运作方式差异性很大。国外基金会大部分是根植于母基金投资收益来做慈善捐赠、双底线回报的使命相关投资和单纯财务回报的投资，它们实际上是跨公益慈善和影响力投资两个场域的参与方，在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把它们归类为影响力投资方时，仅考量其双底线回报的使命相关投资，不考量其慈善捐赠和追求纯财务回报的投资。
其次，影响力投资和公益慈善所需要的行业生态和基础设施不同。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引入国内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近几年公益慈善行业对其充满激情和关注，不少行业领袖为中国影响力投资的发展献计献策、努力奔走，其热情、专注和投入让人心生敬意。其中也涌现出中和农信、绿康医养等影响力投资的试水案例。但影响力投资似乎仍处于共识凝聚期的初步发展阶段，尚未迎来迅猛发展的飞涨期。究其原因，以笔者之浅见，部分源于目前公益慈善行业可以提供的行业生态和基础设施不足以满足影响力投资发展的需要。国内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及基金经理人中的大多数对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也许有所听闻，但还尚未系统学习消化、融会贯通，也还未有大规模地付诸行动和实践，远未达到影响力投资领域核心参与方的程度。作为知识和讯息提供方的研究和智囊机构开始了对影响力投资的关注，也有一些研究和学术专著即将付梓，但还远远不能满足普及准确概念、启迪行业走向正轨的需求。
此外，还没有出现一个影响力投资的行业协会或类似的基础设施性质的组织，能够把影响力投资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凝聚在同一个平台上，及时把脉影响力投资发展的需求，提出发展的策略和方向、数据和行业信息及影响力测评和管理等相关工具支持。最为重要的，如果影响力投资解决社会问题的潜力可以得到一些自上而下的共识和认可，有更多金融和投资主管部门的支持方，有更多像深圳福田区政府打造中国影响力投资高地的试点，那中国影响力投资的发展将会如虎添翼，很有可能超越欧美，成为全球影响力投资的新兴市场。
影响力投资这个新事物在国内受到公益慈善行业的热捧，期望它成为跨越公益慈善行业资金来源瓶颈、吸引商业力量推动公益慈善发展的突破口，这一出发点是好的。
而随着对影响力投资并非公益慈善2.0的认知不断精进，应该让渡一定的空间让这个领域的核心参与方进场，潜心对其进行深度研究，拟定发展策略和路线图，虚心开展一定的实践和试点，争取更多有利的政策环境支持。否则，极有可能错失影响力投资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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