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主编，1949年6月出生于北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亲历了新中国变迁的诸多方面。在70周年国庆到来之际，我们特别邀请她，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了谈中国公益慈善的70年。
每个历史亲历者的讲述，都不可能涉及所有重要的历史场景，但都可能成为宏大历史叙事的重要补充或匡正。而且，这些带着个体生命热度的讲述，往往更能使后来者捕捉到未曾经历过的时代的一些气息，建立起对那些时代更为丰富的认识。
在杨团的故事中，我们能够看到，虽然说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民间慈善曾经被压抑，甚至一度中断了自主化的发展，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相互帮助始终存在。而中国民间慈善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能够迅速复兴，根底也正在于此。
口 述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1949年6月出生于北京。
关于在成长过程中自己对慈善的认识，我到今天都印象挺深的是一部叫《51号兵站》的电影。这部电影里头有一段是讲一个国外的牧师，其实是特务，在一个教堂里搞破坏活动。这一类影视作品在我成长的那个时代有不少，凡是讲到教会、教堂、外国牧师，统统是负面、反面的形象。另外还有一些文字材料，讲的也是所谓“帝国主义育婴堂”如何如何坏。我还记得，应该是在“四清运动”前后，出了大量的文字教材、作品，讲的都是比如四川大邑大地主刘文彩残害农民、上海的资本家假借慈善的名义行伪善之道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青少年时代，我所接触的电影、报刊、书本等，讲的全是慈善是不好的东西，最起码是一个“伪善”“粉红色”“有毒”的东西。这与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特别推行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观念有关。
但哪怕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之下，相互帮助也还是受到鼓励的。我上小学时，学校鼓励我们就近成立学习小组，下了课一起做作业，学习好的帮助学习差的，还一起做活动，培养集体荣誉感。还记得，我看到有的同学冬天穿得很薄，有的没了母亲，家里日子紧。我把这些情况告诉妈妈后，她每次都鼓励我想做什么就去做。记得我给同学送过家里的棉裤，还给同学家里的铺板底下塞过钱。都是偷偷做的，就是觉得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别让好同学尴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都是这样做的，看到别人有难处的，我能帮一把的，就努力去帮。
杨团的母亲韦君宜（1917-2002），与先生杨述同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骨干，生前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发现和培养了包括王蒙、冯骥才等一批作家，同时自己著有《思痛录》《露沙的路》等知名作品。
1966年开始，我的父母被打成“走资派”，分别给关了起来。这个时候，我自己需要一种力量自强自立。但是，已经和父母没有办法联系。当时，毛主席号召“红卫兵”长征串联。我就下定决心从北京走到延安。
我一路从1966年12月走到1967年3月。这几个月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那个时候我只有16岁，父母都给关起来了，学校的同学全都不理我了，甚至连亲戚都不愿意跟我来往，怕我连累他们。但是，那几个月的“长征”路上所遇到的底层农民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排斥我。他们招呼我歇歇脚，在我迷路的时候帮我指路，在我脚长泡的时候帮我挑泡，春节时候请我到家里吃饭、谈天、讲故事，给了当时举目无亲的我很多暖意和鼓舞。
当时因为年龄小，我其实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在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他们让我能够走下去，而不至于被遭遇到的阴影打垮，使我心里很感恩。因为之前的经历让我的心里其实充满了愤懑，完全有可能因为觉得人生这么残酷、人与人之间这么残酷而走上一条反叛的路，或者得抑郁症，疯掉。这些的例子在我的同龄人中都有。
后来，19岁的时候，我去云南陇川农场下乡，一共待了三年半。在那三年半里，我遇到的老乡们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包括后来回到城里，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对我有很多侮辱，有农民大叔、大婶站出来说这个同学怎么怎么不对，轻声细语地讲。我当时眼泪就哗哗地掉，因为在我最孤立无援的时候 ，有人出来讲公道话。他们不管这个那个、是是非非，他们想的就是你不能这么去对待你的同学。
杨团在云南陇川农场下乡。
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而且坚持为农民这个阶层而努力，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种子。其实，想一想，我的信念和力量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一段段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挺深的印象，而这种印象中蕴含着情感，这些情感后来经过成长和更多经历的发酵，才逐渐转化成了锲而不舍的力量。
现在想想，尽管中国民间的慈善公益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曾经被压抑，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却从未停止过。我的经历不过是沧海一粟。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当时，国家提出“第三梯队”人才培养战略，我被列入北京市培养人选。但是，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辞掉学校的工作，去了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分配体制司。那是改革开放早期。做这个决定完全不是为了去“当官”，因为如果说“当官”，当时学校已经给了我明确的“提干”承诺，还为我铺了一条在别人看来是“康庄大道”的路。当时我心里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不觉得我的一生就要由我的上级领导给我铺上一条路，然后走上所谓领导的位置，就是人生的成功。
最重要的是，我真正认可改革开放，认为它是国家的大事、大局，如果能够参与改革一线的工作，就不枉此生。当时，国家体改委走在改革的最前面，是“战斗堡垒”。而且，改革开放是能够让最底层的人得到利益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公益慈善是什么，但现在想来那确实是我公益慈善思想的一个基础。还是要说，那跟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有关。在那段经历中，我落到社会底层，接触到了质朴的农民，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同时，我也知道了他们的苦难。
1989年，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二次人生大难关、大考验。在那之后，我有整整两年时间被停职在家，直到1991年才恢复工作。在那大概一年多后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第一次对公益慈善有了概念上的新认识。
那是1993年，我的先生被当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刘副主任看中。当时，政府的很多部门都搞了企业，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还没有，他们就想找一个合适做企业的人去领衔。我的先生曾经在国企做过厂长。于是，我和我的先生一起去见了刘主任。我去本是为我先生择业做参谋的，没想到刘主任也对我产生了兴趣，提出我和我的先生两个人他都想要，我的先生做企业的带头人，我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秘书长。那个时候，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老秘书长刚好要退休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基金会，了解基金会是怎么回事儿，有什么作用。
通过跟那位主任的谈话，以及我通过有限资料了解到的信息，结合我在“文革”和改革当中的经历，我开始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变革做判断。那时，我已经明白，改革的基础在社会底层，靠一两个部委推动改革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候，我连什么叫基金会都不知道。不过，亲身经历让我对底层的苦难和真正为免除这种苦难的奋斗精神，有了相当的认识。这是支持我后来一直做公益的思想基础。
于是，我辞职去了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到今天，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一个副会长跟我讲基金会是怎么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一些政府官员去美国等国家考察学习，发现基金会这种机构可以募捐，而当时我们的政府没钱，他们就想，能不能用民间的这种方式把资源拢起来为社会服务？当时，对于社会服务还分不清政、社，但从民间聚集资源去做社会服务的概念，特别清晰。这成为了我公益慈善认识的一个拐点。
到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后，我几乎是把1989年之后近三年攒起来的能量，用到了做“中华人口奖”上。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到半年吧，就让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因为这个奖项屹立于当时的中国公益慈善界。那时候，徐永光说，从哪儿冒出来一匹“黑马”？
为什么叫我“黑马”呢？因为我不是出自于工（工会）、青（青年团）、妇（妇联）等这些当时跟公益慈善关联大的群团，我也不是出自于民政、科协系统，和他们早一批的公益人，包括王行娟、高小贤、徐永光、顾晓今、商玉生等，都不同，也就是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界里没有人像我这样在90年代初就投身慈善公益界，原来的同仁他们很诧异我为什么做这种选择，他们不是继续从政，就是“下海”经商。
我对公益慈善的认识的第二个拐点是在1995年。那一年，经朱传一老师介绍，我转到了中华慈善总会做常务副秘书长。
在中华慈善总会后，我跟当时的会长、原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学习了很多东西。他的睿智、他对问题的判断、他对公益慈善发展的认识，都使我受益。我记得，我到中华慈善总会后得知，他正在和朱传一先生正在组织翻译了一本关于美国慈善的小册子，小蓝本，薄薄的一册，大约10万字。没过多久，那本小册子就内部印刷发给了大家。崔部长要我好好学习境外经验，而且跟我讨论其中的内容。应该说，我真正的公益慈善的理性启蒙，是从中华慈善总会、从崔部长那里开始的。
那时候，还没有退休的阎明复部长（注：时任民政部副部长）——是他首先提出来要建中华慈善总会的，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没到退休年龄，于是就请先退休的崔部长先干着——一直关注中华慈善总会的走向，而且努力把一切跟外界联系的机会对接给中华慈善总会。比如说，1995年中国第一次组织基金会代表团去美国考察学习，由当时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带团，阎部长就第一时间跟我说，杨团你要去学习。
那次考察学习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我收获很大，不但结识了很多朋友，看到了很多实践，而且在对公益慈善的思想认识上有新的提升。当时轰动全美的联合劝募会主席阿尔莫尼滥用捐款的腐败丑闻，我记忆尤深。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慈善组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到今天，我都觉得，慈善组织光靠自律来管理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我今天很多关于公益慈善的知识基础，慈善怎么做，走什么方向、大概用什么方式，从实践到理论，都主要是1995年到1998年，在中华慈善总会工作的那个时候奠定的。那段经历对我是一次重大的洗礼。
1999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那时候，我的一个想法是，决不能把我原来所做的公益慈善的事情丢了，要有继承，要坚持做下去。所以，在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中，我尤为关注中国的各种弱势群体，从城市的下岗失业人群、农民工、失学儿童，到贫困地区的农民；始终在思考怎么通过社会政策等方法，帮助他们改变境遇。而在所有这些研究中，我又特别关注中国农村如何发展、农民如何改变命运，坚持做农村社会政策试点，失败再做，再失败再做，锲而不舍。这和我前面讲到的对农民的情感有直接关系。
公益慈善研究方面，在中华慈善总会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一些很好的公益慈善组织的苗子，例如方嘉珂创办的天津鹤童、田惠萍创办的星星雨。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了，我一直支持他们，陪伴他们，也了解他们在每一个阶段所走过的艰难路程。同时，我也把它们作为重要的公益慈善组织的案例进行长期的跟踪和研究。
另外，我从2009年开始做《慈善蓝皮书》。这是我公益慈善之路的第三个重要节点。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杨团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9年至今已连续出版11本。
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公益慈善组织每年起来非常多。这些组织哪些留下来了，哪些没留下来，为什么留下来，为什么没留下来，留下来的在实践和理论上有什么价值，等等，2009年开始，《慈善蓝皮书》每年都进行一次梳理和总结，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个行业的关照到具体案例的观察。在横向上，例如对于民办非企业单位这样一种组织类型，《慈善蓝皮书》迄今还梳理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依然认为它是慈善公益行业基础建设的组成部分，要把它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来把握，所以倾注了很多心血。
通过《慈善蓝皮书》十年梳理下来的内容，我们看到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下来，还存在各种问题，例如专业化、人才培育、支持性组织发展，等等。但是总体来说，一些重要的问题都已经提出来了，各类社会组织都在发展，而且都在努力找自己的位置，另外，一些行业协会或联盟也在努力通过各种形式推动行业更好地发展。所以，应该还是挺令人欣慰的。
访 谈
爱德传一基金：几十年来，你深度接触了许多公益慈善组织，其中有一些你认为很好的案例，比如说鹤童、星星雨等。你能不能提炼一下，支持这些组织几十年走下来的核心力量是什么？
杨团：第一个是理念清晰。这些能够几十年走下来的机构，都非常明确自己长远的追求是什么，而且始终坚持。比如说，鹤童，它要做的就是为老年人，特别是失能、失智的老年人提供长期的关怀和支持。
第二个是都努力追求专业化，要在专业水平上达到最好。像鹤童，别看现在办老人院的有多少多少万，我仍然认为它是全国第一家最专业的的。星星雨就更不用说了，在自闭症教育领域里，口碑非常一致。而且它们最后都能够把这种专业化的追求变成体系，变成它们培育人的一套规范程序，并且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地实施下去。
第三个，我觉得是人才培育。这些机构都很重视人才的培育，在人才来来往往的流动中，确保人才能够一代又一代地接下去。
爱德传一基金：从行业发展的层面，你认为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有哪些重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和解决？
杨团：其中一个很明显的，是官和民，或者说是政府和社会组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迄今，这个问题其实没搞明白，政社分离还是统合？如果是统合，用什么方式统合？有哪些不同的统合的方式？这些都是老问题，但各方仍然是各执一词。
在这个问题之外，是公益慈善界自己的整合问题。我说的整合不只是登记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之间的整合，还包括登记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与没有登记注册的非正式民间公益组织、互助组织之间的整合。我认为，这些非正式民间公益组织、互助组织构成了中国社会厚厚的基底，而且非常活跃。此外，还包括与企业之间的整合。企业有没有唯利是图的问题？有没有办基金会其实是为自己营销的问题？存不存在向企业募捐难的问题？有，但公益慈善界不能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企业的问题，要防止行为上画地为牢、思想上唯我独公，导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第三个是建设公益慈善的拥护群和支撑体系的问题。拥护群的概念是当年朱传一先生提出来的。而建设拥护群和支撑体系都与公益慈善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公益慈善界还认识得不够清晰。
爱德传一基金：纵观中国公益慈善这七十年的发展，受政府的影响是很大的。请你结合经历、实践与研究谈一谈，在中国，公益慈善与政府之间比较合适、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杨团：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我认为比较合适和理想的关系，是官民一体，是统合，而不是分离。官办民助，民办官助，官民合办，都是官民一体的表现形式。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最后走向成功的组织的例子，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事业的例子，往往是这一类的。所谓一体，就是谁也离不了谁，任何一方都不要想着把另一方抛弃，而自己能够独立把事情做好。
过去七十年，在公益慈善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我们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早期政府以为自己可以完全替代民间慈善组织，并且建设了庞大的群团事业单位，导致社会事业行政化。改革开放后，民间力量从经济上首先突破，而后进入社会领域，政府开始接纳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并且开始合作。但是这种接纳和合作在当时完全是从补充政府资源的角度考虑的，包括发行福利彩票，在当时第一考虑也是出于资源的需求。这背后其实是政府主体思想。
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利弊参半的。利的方面，当然是民间组织能够重新发展起来。不但有正式登记注册的组织，还有大量非正式组织冒出来。我们现在统计说，中国有社会组织80多万个，但其实底下还有不知道多少没有统计的非正式组织，包括网络社群、各种各样的农村妇女小队、产销班、老人互助组，等等。弊的方面，是这种因资源而异的政府主体思想，很容易发生扭曲。就是说，当我有资源了，我觉得不需要你了，我还是可以把你丢掉。只从资源需求的角度，政府和社会是没有可能结成一种比较紧密的、长期协同的伙伴关系的。
但现在还是有比过去有进步的地方。首先是《慈善法》提出了大慈善这概念，不但传统慈善救助、救灾是慈善，科教文卫体环保等凡是为非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也属于慈善。这样就将民间公益和传统慈善都纳入了现代慈善的范围。
还有就是所谓“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人民的拥护，党、军队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历史遗产。在新时期，要持续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考虑把老百姓的资源拿过来为我所用，而是得考虑老百姓的需求，要帮助老百姓解决脑子里所想的最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里头有相当一部分是民生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的重点不再是聚集资源，而是密切党群关系、政社关系。现在的困难是，密切党群关系、政社关系也不能光靠利益拉动，光靠给好处，多给钱就说好，因为这和刚才讲的资源优先类似，也是一种物质主义。怎么样让老百姓通过自治形成自己的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至今还是一个挑战。这种挑战不只是政府的，其实也是社会组织的。但是，同时，这背后也存在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爱德传一基金：新中国70年，其实可以看到的最表征的一个变化是“中国崛起”，也就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担纲的大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提高了。从这个层面来看，你觉得对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整体发展来讲会是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杨团：首先，我还是要说，我2010年就提出的“世界大公益”的方向和论断是对的。我们目前的问题是上下分离和隔层。也就是说，好像世界大公益是国家的事、政府的事、领导人的事；好像领导人出去走一圈，然后在国内开几个国际性大会，就是世界大公益了。上面跟下面不发生联系。而我认为，世界大公益这个事，应该上下打通。国家并非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应该说，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上下左右打通，贯穿到各个方面，只是目前还缺乏具体操作路线和在实践当中的落实。
在这个过程中，公益慈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往外走的公益慈善组织还是很少，主要还是“中国字头”的一些组织。我一直倡导的是什么？是政府要搭桥梁，帮着公益慈善组织与走出去的国企、重要的民企连接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走到哪里，我们的NGO就应该跟到哪里，然后以集团作战的方式去到世界上去做公益。这个事情不能光靠民间，必须要做计划，而且必须有国家相关部门牵头，不是民政部，而是比如说交通部、商贸部、建设部、信息部等一些部门，先从鼓励和表彰一些与公益慈善组织对接、合作的大企业做起来，给中小企业做示范，帮助它们提升对一带一路倡议及大道为公的认识。中国要率先做世界大公益，推动全球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才能整体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精神境界，能够将大慈善、大公益的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企业界不加入，公益慈善的小圈子就难以打破。
总之，未来三十年，国内“乡村振兴”、国际“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最大的公益。它们都是为了“补短板、求公平、扶弱群”。从本质上，都是和公益慈善相接相通的。中国公益慈善界的空间和机遇，我以为就存在于这八字方针之中。所以，只要我们不囿于一时一地，而是打开眼界，从大局来看问题，就会对公益慈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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