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2014年盖茨夫妇在TED论坛上与主持人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reson）的对话编译而来。一场“旧”对话，依然能在2020的新年带来“新”启迪。盖茨夫妇讲述了基金会的创立如何开始于一场海滩度假的谈话；基金会专注的领域如何被确立；以及他们经历的失败与挑战，合作与成长.....
01:
故事，从一张照片说起
克里斯：我们从这张照片开始：“梅琳达，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和地点是什么？你身旁那个英俊的男人是谁？”
▲1993年秋天比尔和梅琳达第一次去非洲。
梅琳达：这个戴着大眼镜的男人就是比尔！那是1993年的秋天，我们两人都是第一次去非洲。我们当时已经订婚，并且将在几个月后结婚。这次旅行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令人惊叹的动物和大草原。而且，比尔此前从没有这么长时间不上班的。
但真正触动我们的还是那里的人和极端贫困的状况，我们开始问自己：这种情况真的无法改变吗？旅程的最后，我们去了桑给巴尔岛，在海边散步 —— 这也是我们约会时常做的事。那段时间，我们其实已经开始谈论将从微软得来的财富回馈给社会。但正是这次海滩漫步，让我们开始认真地讨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如何去做？
克里斯：一次度假让世界最大的私有基金会得以创建 —— 这个假度得可真够贵的！
梅琳达：是啊，但我们对此很享受！
克里斯：那你们俩谁是这件事的主要决策者？还是共同决策？
比尔：我们共同探讨如何把财富回馈社会。我们重点关注最贫困的人群：如何改变他们的处境？还有没有没做到的事？当时，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们真是天真得难以置信，却又对我们要做的事满怀热情。
02:
一则关于腹泻的文章，让基金会正式启动
克里斯：创立基金会的想法源于93年的那场谈话，到了97年，这个想法的实施开始提上日程。
梅琳达：是的，那是在1997年，我们读到了一篇文章，关于腹泻病在全球范围内导致很多孩子死亡。我们想，“这怎么可能？！在美国，这是去药店就能解决的事啊！”于是我们召集科学家们就此讨论，开始学习人口分布和疫苗的知识，了解什么方法取得过成效、什么方法失败了，那才是我们的事业真正开始启动的时间，大概在1998年下半年到1999年。
克里斯：面对手里的大笔资金和一个充斥着问题的世界。你们到底如何决定该专注于哪个领域呢？
比尔：全球范围内有很多不平等的问题，但我们决定专注于这两个方面：第一，全球范围内，我们看到了儿童死亡的问题，以及孩子们因为缺乏足够的营养而无法健康成长。那些陷入这种困境的国家，因为儿童死亡率高，父母往往会选择生育很多孩子，这些国家的人口也因此大幅增长。而这些孩子因为健康问题也很难接受好的教育并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二，在美国本土，我们深知要实现平等教育就需要建立有效的教育体系。但我们了解得越多，就越意识到美国并没有在实现这一承诺。所以我们就决定基金会要专注于这两个领域。
03:
自主计划生育与儿童死亡率
克里斯：我之前请你们每人挑出一张介绍你们工作的图片。梅琳达，你这张图片是关于什么的呢？
梅琳达：我最喜欢的工作之一就是去到偏远的地方和妇女们交谈。我去过孟加拉国、印度，以及非洲的许多国家。我听到世界各地的女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一句话：“我希望能打这个针。”
她们提到的“针”，就是避孕针（Depo-Provera）。当我回来跟全球健康领域的专家沟通，他们却说：“喔，不，避孕用品在发展中国家储备充足。”好吧，看来必须在这些数据报告里挖掘得更深一些才能知道答案。后来我的团队跟我报告说，这些女性最想要的避孕用品，一年中有200多天都属于缺货状态，这就解释了她们为何会这样对我说，“我瞒着丈夫，走了10公里去诊所，到了那儿却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国际上对艾滋病的研究与宣传等支持工作，在非洲，避孕套的库存是足够的。但她们仍然会一遍一遍地告诉你，“我无法就避孕套问题跟我的丈夫讨价还价。让他用避孕套要么是在暗示他有艾滋病，要么是在暗示我有艾滋病。因此我需要打那个针来避孕，让孩子们出生的间隔长一些，这样我就能更好地养育他们，还有机会让他们接受教育。”
▲在TED采访中梅琳达所选择的能够代表其工作内容的图片，她选择了一份反映两个非洲城市的女性最想要的避孕措施的统计图表。
克里斯：梅琳达，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你常因倡导自主计划生育的问题被卷入争议之中，你是如何应对的呢？
梅琳达：这确实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全球的大家庭，在避孕方面退步了。我们知道有2.1亿名妇女在说她们想获得避孕工具，即使在美国，因为政治上的争议，我们并没有给女性提供足够的避孕用品，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我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能在全球层面推进这个问题的人，但最后我意识到，这个人就是我。即使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也相信避孕用品是可以使用的，就像大多数正在使用避孕用品的美国天主教女性一样。不应该让那些争议成为阻止我们进步的理由。在美国，我们曾经就避孕问题达成共识，于是我们力图在全球层面推动此事，事实上我们就这个问题已经筹集到26亿美元。
比尔：我的图表上面有数字！这是每年五岁以下孩子死亡的人数。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故事，但它并不广为人知。在我出生后不久的年份，这个数字还是每年2000万，如今下降到约600万，这主要应归功于疫苗。天花曾每年杀死几百万个孩子，现在，天花已被根除，所以天花致死的人数已降到零；麻疹曾每年杀死几百万人，现在下降到几十万人。
▲在TED采访中比尔所选择的能够代表其工作内容的图片，他选择了一个1960年以来全球五岁前儿童死亡数量的折线图。
比尔：总之，你希望这张图上的数字继续保持下降趋势，而这是能做到的。研发新疫苗并让所有孩子都能接种疫苗，这个愿望就可以实现。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加快这个进程。过去十年，这个数字下降的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因此，我深信，如果能够发明新的疫苗，利用疫苗最新的研究成果并确保疫苗有效交付与接种，我们就能创造奇迹。
克里斯：你在做这些数学运算，而这个数据确实也呈现了非凡的成果：跟前一年相比，每天都有几千个孩子的生命得以挽救，但这个事实没有被报告过。200多人丧生的飞机失事都是更大的新闻，为此你会抓狂吗？
比尔：是的，这确实是一件“默默无闻”的成就，却关乎一个个被挽救的孩子的生命。这些儿童中，有98%跟自然灾害无关。然而，当遇到自然灾害时，人们就会变得尤为慷慨。人们的想法有时真是天真得让人摸不着头脑。而这些不太能被人看见的死亡原因，就是我的资金流向。现在还有诸如 “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各种行动正在取得进展，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慷慨举措，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让这个数字持续下降到100万以内。
克里斯：世界需要的是能被这些数据所打动的人，而不是被一张张悲伤的脸的照片所打动的人。
比尔：是的，有些用心良苦的捐助以及初衷很好的风险投资确实没有达到好的结果。但人们不该就此断言：因为这些失败，因为没有完美的纪录，就证明之前的努力得不偿失。你的关注点应该是：目标是什么？怎样努力来提升孩子的营养水平、存活率和读写能力，来让这些国家自己解决问题？你应该说：哇，进展还不错，只是需要更聪明一些。我们可以更明智地进行捐助，我们或许可以比风险投资做得更好，比如挽救更多孩子的生命。
04:
共同进退，共担失败
克里斯：传统观念认为夫妇一起很难工作，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梅琳达：是的，有很多女人对我说，“我真觉得我没法儿跟丈夫一起工作，就是行不通。”而我们很享受在一起工作，这是一段我们共同学习成长的过程。我们俩不太一起出差，我们共同出差的频率远没有在微软工作时的高。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分头行动，但我知道，当我回家的时候，比尔会对我所学到的东西感兴趣 —— 不管是关于女性，还是关于疫苗供应链或某个杰出领袖的事，他都会饶有兴趣地倾听我的讲述。并且他也知道，当他回家的时候，对于他做过的演讲，某个数据或他新学到的东西，我也会很感兴趣。我想我们有着真正互助合作的关系，当然，我们不会每分每秒都在一起。
▲比尔·盖茨夫妇被评为美国最慷慨慈善家。
克里斯：梅琳达，基金会工作的早期，台前幕后基本上由你来掌控。直到六年前，比尔才从微软来基金会全职工作，适应这个改变，对你而言，容易吗？
梅琳达：对于比尔的到来，基金会的员工们比我会更担忧吧。我对此的感觉主要是兴奋！比尔在2006年宣布此项决定之前就已经下定决心，而且，这的确是他自己的决定。但还是要强调，早在那次海滩度假时，他就萌生了这个想法。比尔要将他的智慧和心血投入到解决这些世界性的难题和不平等问题上，这对我来说才是最令人激动的。
克里斯：你们会为什么而争论呢？比如说在某个周日的11点，你们没在工作，会发生什么？会争论什么？
比尔：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一起建立了基金会，这是很棒的合作关系。在微软的早期，我跟保罗·艾伦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微软扩张的时候，我跟史蒂夫·鲍尔默也是。现在是跟梅琳达，而我们甚至是更好的合作伙伴，我们会谈论的问题包括：哪件事我们需要投入更多？那个团队做得比较好？她很有洞察力，会经常坐下来跟员工沟通。像她说的那样，我们会去不同的地方出差。因此，我们会有很多合作。我想不出哪怕一件事，我和她会对某个问题都固执己见需要去争论一下。
克里斯：梅琳达，你觉得有吗？
梅琳达：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方式。比尔会关注大数据，会说：“我想基于这些全球性的数据来采取行动。”我会用直觉来看问题，我实地探访了很多人，比尔教给我的是，要把我的直觉跟全球性的数据作比较，看看问题是不是吻合。而我认为我教给他的是，在理解数据的基础上去亲自跟人们沟通，去理解问题：那个疫苗的供应流程可行吗？你能让妈妈接受让孩子口服脊灰疫苗吗？疫苗接种的实际问题跟搞科研同等重要。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逐渐靠近彼此观点的过程。而且，坦率地讲，工作也会因此变得更有成效。
▲1993年盖茨夫妇在非洲的桑给巴尔岛海滩漫步，探讨如何将微软的财富回馈社会。
克里斯：那么，在疫苗和脊髓灰质炎等方面，你们已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失败呢？你们能否谈谈失败的经历，以及进一步谈谈从中学到了什么？
比尔：我们确实也有失败的经历。幸运的是，我们能承受这些失败。很多药品和疫苗的工作，明摆着要经历多次失败。有一个证明我们太过天真的案例，关于治疗在印度的“内脏利什曼病”的药物。我本以为，一旦我们有了这个药物就可以消灭这个疾病。但发现患者需要每天注射针剂，连续十天。这项计划比预期的多花费了三年时间，仍然没有办法实现目标。幸运的是，我们发现如果杀死沙蝇，就很有可能会成功。但我们花了五年时间，可以说是浪费了五年，浪费了约6000万美元，而且成效平平。
05:
巴菲特“疯狂”的慷慨
克里斯：说到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你的美国首富的唯一竞争者突然同意将其80%的财产捐给盖茨基金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比尔：巴菲特是我的好朋友，他当时还在说服他的妻子苏西同意把财产捐出去。但不幸的是，在他捐款之前，她就去世了。他说，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选，并且无偿地做好事，他也会无条件地捐出财产。他后来选择了捐给我们的基金会，我们对此的确很吃惊。
梅琳达：可以说是震惊！
▲巴菲特2006年时持有的股票中已经有大约45%被捐赠给了五个基金会。
比尔：我们从没期待他会选择捐给我们。这笔钱让我们可以拥有更高的志向，让基金会做到之前不可想象的事。我们基金会一半的资源就来源于沃伦“疯狂”的慷慨。
克里斯：我记得你承诺过，在去世之前，会将95%以上的个人资产捐给基金会。
比尔：是的。
克里斯：最近你和巴菲特四处游说其他的亿万富翁和成功人士，让他们为慈善事业承诺捐出半数资产，这项工作进展如何？
比尔：我们已经说服大概120人（编者注：到2019年5月28日为止，已有204位慈善家加入“捐赠誓言”）加入。这件事情美妙的地方在于，我们一年聚一次，一起讨论：你雇了谁？你给了他们什么？我们并不是试图一致行动。慈善的魅力在于不同思维火花的擦碰，即便在同样的领域进行投入，人们也有各自的办法。我们需要更多实践。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可以结识不同的人，分享慈善事业的经历，如何让孩子们也能参与进来，他们做事的方法有何不同。这远比我们期待的更加成功。现在看来，在未来几年，它还会持续增长。
梅琳达：让人们看到其他人正在通过慈善改变世界。这些人已经创建了成功的事业，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了聪明才智。如果他们把才能付诸于慈善事业，就可以改变世界。他们看到其他人做得好，会说，“哇，我也想这样利用的我的财产。”对我而言，这就是最美妙的事。
克里斯：对很多人来说，想清楚如何把这么多钱花出去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间屋子里可能就有些亿万富翁，还肯定有成功人士。我很好奇，你能鼓动他们吗？
比尔：慈善是我们做过的最有满足感的事情。你不能把钱带进坟墓里，如果把钱留给孩子对他们也不好，所以我们就一起进行“头脑风暴”，看看我们能用这些钱做些什么。因为慈善家过去的所作所为，世界已变得更加美好，在美国这种传统也深入人心，全世界都很羡慕。我之所以这么乐观，部分原因是我确实相信慈善事业会持续发展，承担一些政府不擅长做的事情，发现问题所在，让光照亮最有需要的地方。
克里斯：世界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不平等的现象似乎也成为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有更多的人像你们二位这样致力于慈善，就会改变世界。不仅会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也会改变人们对于不平等的认识。我这样说合理吗？
比尔：是的，如果你能将钱从最富有的人手里转移到最贫困的人手里，这就是公平。
梅琳达：你要改变的是系统问题。在美国，我们就在努力改变教育制度，帮助所有人，让所有学生都能因此受益。那对我来说，就是改变了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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