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越来越深入，乡村振兴的范畴也越来越全面，有权威文件论述的五个振兴，分别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也有群众们特别关心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的提升、农村创业就业支持政策、农村社会保障福利等等话题。还有全民都应共同关注社会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社会善治、数字乡村等不胜枚举的乡村话题。
当面对这么多话题时，全局观和核心观就被特别需要，找到众多话题的内核，牵一发而动全身，唯有精神有此力量。作为一个多年践行在乡村事业的老兵，我深刻感受到乡土精神的凝聚力、感召力、信任力、创新力的强大作用，因此，重新筑起乡土精神的人心长城，各项乡村振兴的问题将会慢慢化开。
很多人会觉得乡土可能没有精神，或者不需要精神。但当将城市精神和乡土精神对照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乡土精神与城市精神有着巨大差异和不可替代的互补性。城市精神强调效率、乡土精神强调人情；城市精神强调科技、乡土精神强调人文；城市精神强调外求、乡土精神强调內省。所以当城市生活疲惫时，需要乡村袅袅催烟般的抚慰；当城市生活紧张而无头绪时，需要乡村去寻找灵感；当城市生活冰冷而无助时，需要到乡村去体验人情温暖的人生真谛。所以重塑乡土精神于乡村本身，也于城市互补，都有其巨大意义。
下面几期我将给大家陆续分享乡土精神自强的各个话题。
（一）乡土精神的内涵——乡土精神五脉（点击查看）
此刻，我几乎以信仰般的虔诚来推崇“共建”。关于文化，专家学者们有太多论述，太多重要观点，社会各界也不乏各种各样纷纷扰扰的声音。以政治论述、精英视角讲“文化重建”、“文化复兴”，背后往往隐藏着知觉和不知觉的文化包办。讲“包办”，大家比较熟悉和憎恶的是婚姻包办，而文化包办则体现在各种群众文化场所由政府或企业单方面出资建设。在乡村中体现得比较明显的是由政府包办，最终变成单方面的政治建设，诸如文化礼堂，村史馆，农家书屋，本土名人纪念场所，以及一些宗教场所等。
包办型文化建设的群众参与度不够，容易造成认同度不够，荣誉感分享不足，群众不能获得文化生产过程中的成长与自觉，最终使得文化建设本身生气不足，后续运营状况不佳，很大一部分处于闲置或者长期闭门紧锁的状态。大量的农家书屋，文化礼堂都体现出了这样的问题。
农村文化礼堂
成熟社会的标志之一，是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共建公共文化，慈善公益，民生互助等工作。这标志着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与参与能力的提高，群众在利己和利他之间找到平衡，在物质生活之外，追求道德荣誉，人情温暖，社会和谐的更高人生体验和人格成长。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由于基层政权的相对薄弱，大量文化，教育，慈善，互助等公共行为，均由社会共建完成，比如共同集资兴建祠堂，书院，义庄，善堂，寺院，庙宇。在共建的过程中，完成基层社会的组织化训练，自我动员，自我协调，自我化解矛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落成之时，共同分享荣誉，共同记录进这片熟人社会的历史。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城市化和能人流失，使得乡村基层社会的共建能力非常薄弱，但乡村外出的人才却有着共建家乡的巨大热情。通过互联网重构熟人社区，开展超越地理边界的共建动员。通过互联网完成资金筹措，人力整合，媒介传播，新时期的乡村基层社会的文化共建体现出了更强的活力。村内众筹村史馆，图书馆，纪念馆，祠堂，古建筑保护，老人食堂等一系列共建项目不仅得以超预期实现，在共建过程中还增强了村庄内外人员的凝聚力，形成了美德和凝聚力。客观地说，文化共建项目的结果远不及共建过程中成长起的社会经验更有价值，这个过程中基层社会成熟需要的德治、自治、共治经验都将得到充分训练。
根据我的观察，文化包办之后可能造成的离心离德，甚至猜忌怨恨，往往带来政治、经济、社会的负效应，负效应越突出又进一步为包办增加了理由，造成“水少了加面，面少了加水”的持续恶性循环，直至社会生态的最终崩溃。
文化作为社会生态里的内核，是社会信任和凝聚力的源泉，推动社会由文化自觉到发展自觉，再到治理自觉的成熟路径。在文化共建过程中，于政府而言，需要减少基层公共服务的投入和运营，以及降低大量的社会管理成本，同时训练出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自我管理的成熟社会细胞。于经济发展而言，在扶贫工作中，越来越证实：经济贫困的病灶来自于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发展自觉的前提是文化自觉和荣誉自觉，一个成熟的文化共同体社会会自发激活群众斗志。于群众民生而言，文化共建之后的基层社会，人们学会同心，同德，共情，体谅，协调，在过程中建立起与身边人的深厚感情和对所在家园的归属感。这对自我化解村庄内部矛盾，民主有序的公共事务决策，以及不断生长的互帮互助氛围，都是巨大的推动力。
福建柘荣古书堂众筹修缮芳名碑
结语：无共建不社会
随着我国物质经济水平的提高，与之相反的是，社会的原子化，人情冷漠、道德滑坡，各种闻所未闻的社会悲剧正在加速上演，社会生态的失衡甚至崩溃威胁着每一个公民。政府应尽可能减少文化包办，鼓励文化共建，从政策和机制设计上让公众有更多渠道参与到文化共建中来，也只有共建机制得到落实，自下而上的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局面才能得以实现。我很难想象包办的文化能创造得出五彩斑斓的文化生活，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当前的中国社会如一个已经有了成人体格的高中生，可是他的心智和自我参与的能力很弱，叛逆性很强，加上父母长时间以爱的名义，剥夺了其有限的自我决策，自我尝试，自我担责的机会，所以出现一面是不断抱怨的父母，一面是孤僻任性的青年，我们当前的社会和这样的家庭本质上并无本质差异。
文化果实本质上不是目的，而是顺带而来的产物，文化共建更像是在改良文化果实成长的土壤，改良土壤的工作是脏的，是不起眼的，却是保证不结出有毒果实的根本。人们都乐于去歌颂处于枝头的玫瑰和牡丹，但当下中国社会土壤的恶劣程度，需要更多的“蚯蚓精神”，“屎壳郎精神”，为不计其数的蚯蚓和屎壳郎给出空间，让他们不起眼地改良土壤。
如果多回望一下故乡，其实这些道理很简单。
乡土精神自强案例——浙江萧山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河上镇案例：
通过挖掘乡土精神，文化共建，借助互联网公益众筹与多方资源整合，新乡贤周寅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建馆出书，拥有了自己的名片。村子转身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美丽乡村示范村、乡村旅游示范村，登上央视。
视频：https://v.qq.com/x/page/g074177m893.html
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兴建村史馆，为什么浙江萧山的村史馆会产生引爆整个乡村甚至全镇的威力？这就是其中的奥秘所在。从一开初，他们就有这样的共识，文化自信、文化自豪、文化凝聚力的形成不是以建成一个村史馆的结果来衡量的，而是在于期间激活了多少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荣誉感。
文化复兴是一个强调过程大于强调结果的事业，过程群策群力，结果自然会人人称颂。过程中形成了浓烈的文化参与氛围，才能熏陶村民们形成最宝贵的文化自觉，成为文化复兴进程中的参与者和主人。这与以工程建设和展览布置为视角的村史馆建设完全不同，在后者的程序里，村民是文化复兴的结果接受者，不是参与者更不可能是主人，即便有形式上的意见征询或调查访谈，村民在其中的参与感是很微弱的。
浙江萧山的乡土精神自强之路具体采取了什么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点击上图查看案例全文）
作者简介
汤敏
古村之友创始人/理事长
爱乡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
浙江财经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硕士
长江商学院EMBA第30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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