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创始人，民政部首批全国社会工作专业领军人才，民政部全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水平评价委员会成员，民政部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师资库教师。
2003年春天，协作者成立，我们启动的第一个服务就是农民工抗击非典救援行动。当时救援的对象以单身进城打工青年为主。时隔17年，新冠疫情爆发，协作者的救援对象转变成了以农民工家庭为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2003年11月份，非典救援结束不久，我前往珠三角调研，在火车站广场看到一对农民工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出于多年来新闻工作养成的职业敏感，我抓拍了这张照片。直觉告诉我，眼下这一幕，意味着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正在发生。
我是1996年开始关注农民工工作，当时的农民工主要以单身进城务工青年为主，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企业用工也有性别和年龄门槛，一是以女工为主，二是要求未婚，因为女性更容易管理，未婚未生育则意味着工作会更加投入，且作为廉价劳动力不会占用企业和城市的福利资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减员增效与促进就业成为难以调和的矛盾，下岗潮导致政府压力骤增，这种压力被有意无意的转嫁到农民工身上，为了实现“腾笼换鸟”，城市强制性地采取收容遣送与诱导性鼓励返乡创业两个手段，然而并不奏效。
智库也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表明，打工青年在城市挣到钱后，随着年龄增长，大部分将返乡盖房子娶媳生子，重复父辈的生活，不会再进城了。这个结论似乎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然而，人们忘记了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硬道理，而发展的本质是让人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农民进城务工本身就是用脚投票选择发展路径。对于返乡还是留城，农民再次用脚表达了人本主义的核心思想：人是理性的，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并负责任——结婚生子的农民工并没有按人们设想的那样回归乡村父辈生活，而是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出来了。
拍下这张照片的第二年，2004年我们完成了对京青（青岛）粤三地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调查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次“民工潮”中的青年务工者逐渐成家生子，“夫妻同行式”这种家庭式迁移呈上升趋势。同年11月，我们和经济日报社在北京沙滩宾馆召开了农民工公共政策与服务创新研讨会，提出了农民工群体结构正在由单身进城务工，转变为家庭式迁移。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变革，这意味着农民工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就业，还包括子女教育、健康、居住、社区融入等更为多元的需求，是“人”的全面需求，是真正意义的人口迁移行为，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由基础设施的城市化迈向人的城市化。这一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打工妹驻扎深圳河畔起，转眼20年过去了，我们的城市治理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迎接这些为中国城市化奉献了青春的“打工仔”“打工妹”？
2010年，我们开展了农民工幸福状况调查，当时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富士康的13个青年工人，用“13连跳”唤醒社会对该群体精神需求的关注。我们历时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69.7%）的农民工认为生活一般，影响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中，家庭以绝对优势领先（78.2%）。“不能和家人在一起”是导致农民工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
这个结果让很多人尤其是企业管理者感觉“意外”，此前他们认为农民工最关心的是“挣钱”。
家庭式迁移使上亿中国儿童成为流动的一代——他们在流动与留守之间不断地切换。一些留守儿童以死抗争，试图换取父母的陪伴。越来越多的文献显示，家庭成员长期分离对孩子的教育、情绪健康和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没有研究阐述过这些问题给外出务工父母带来的挑战，以及家庭关系紧张对于他们的工作、福祉和职业规划的影响。显然，儿童并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生长的环境，而父母作为重要的改变媒介，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他们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由此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他们需要哪些支持？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问题，无论对于落实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保护儿童权利，都将失却切实的改变路径。
基于此背景，2013年，我们开展了“子女对流动工人影响的研究”，试图从外出务工父母工人的角度来凸显6100万留守儿童和2900万流动儿童所面临的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超过80%的流动工人认为自己不是合格的父母，70%的受访者有愧疚感，他们很担忧与孩子分离，而且苦于无法与孩子保持亲密的交流。许多受访者表示如果家乡有合适的工作，为了孩子，他们愿意返乡工作。在外出务工父母最主要的五个辞职原因中，三个与家庭相关，其中包括“更好地照顾孩子”。 无力承担生活成本、无暇照顾、无法享受均等教育服务是流动工人不能将子女带在身边的主要原因。有子女的流动工人最期望得到的支持包括：灵活的工作时间（64%），得到住房（54%），孩子入学（72%）。然而，参加问卷调查的有子女的流动工人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觉得自己在企业中获得了帮助。
我们发布了研究报告，标题是《他们也是父母——中国留守儿童家长报告》——是的，他们也是父母。
我们似乎遗忘了我们从哪里来——人类的文明是从我们的祖先走出洞穴开始的。流动给人类寻求自由和幸福创造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也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更大的活力。然而，流动也是一个去权的过程，一个脱离原有支持网络和社区保护的过程，带来诸多的风险。而二元分隔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与长期隔离的城乡二元文化心理结构，无疑加剧了该风险。农民工家庭相对于单身打工者在城市的就业与居住更加稳定，这有利于企业用工和促进消费。但流动成本更高，生活压力更大，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弱，其个性化需求很容易被忽视。很多农民工家庭主要从事短工、建筑、拾荒和小本生意等非正规就业，缺乏社会保障，同时还承担着养育子女和家庭的压力，而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可能演变为对农民工家庭生计的致命打击。他们的处境需要被看见，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需求亟待得到实质性的回应。在百年不遇的灾难面前，我们有责任澄清疫情对农民工群体造成了哪些影响，农民工家庭的特殊需求是什么，他们需要怎样的支持？以协助政府、企业和社会在做好农民工家庭灾害管理、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社会服务和社会融合等方面，能够有效降低脆弱性，提高抗逆力，获得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开展本次调研的目的。
本次调研中，我们有三个深刻的反思，一是非典以来，经过17年的发展，农民工群体依旧脆弱。从灾害管理的角度，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其实先于疫情而存在，且在疫情之后依旧存在，脆弱性的背后，既有个人意识和能力的问题，也有长期的制度性缺失问题，需要持续性、系统性地介入。其中一个细节是，我们在做文献检索时，发现关于农民工家庭的大数据非常少。家庭式迁移对城市治理、企业管理和社区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建议，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和社区服务者，在用工管理、社区管理和灾害管理中树立“农民工家庭”视角，从数字化统计、政策制定和服务安排等方面，意识到农民工家庭特别是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存在与需求。
二是农民工问题其实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转型造成的各类问题，在该群体身上的聚焦性反应；农民工家庭问题的背后，折射的是建基于二元结构的社会保障体系与人口全面自由流动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我们建议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应有“城乡一体化”和“非正规就业”视角，避免农民工被“悬挂”，使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行走在大地上成为可能。
三是本次疫情再次反映了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独立应对灾害，必须做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方联动。而三方联动的短板在社会，由于社会发育不充分，导致我们自上而下的防控不能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结合起来，第一部门疲于奔命，第二部门束手无策。我们建议，政府、企业和媒体均应树立“第三部门”视角，承认和鼓励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参与，使政府公共服务与市场商业服务覆盖不到的边缘人群获得服务。
在研究报告定稿时，我在封面上增加了一句话，放在这里，也作为对本文题目的回应：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我们在该群体身上的任何服务创新和治理突破，都将惠及每个人。
——本文根据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李涛代表课题组在《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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