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从2017年夏在查尔斯河畔的 SEED Fellowship启动“中美社会创新比较研究”系列，到2018年秋完成系列报告的发布并在SEED年会上分享，研究小组的伙伴们与关注着社会创新的读者们一起度过了充实的一年。始于期待“一个更好中国”的初心，发自对社会创新在理论、实践、环境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困惑，我们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社会创新领域的发展情况，试图在学习美国先进政策和实践的基础上，描绘出一条适合我国社会创新事业发展的路径。
其后的两年里，我们陆续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反馈和意见，系列研究的成果也被多次转载并引起新的讨论。而与此同时，国际环境特别是中美关系风云突变，国内的社会创新趋势层出不穷，我们还来不及总结和复盘，便又要不断更新对社会创新理论和实践的认知……
今年的SEED Fellowship夏季班 因为疫情的原因最终未能举办，但SEEDer们探索社会创新真知的步伐不会停歇。温故而知新，我们希望在回顾之前中美社会创新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趋势变化，将多个视角的观察组合成社会创新的整体生态，以期与各位社创客一起理清脉络，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疫情时代，探寻社会创新的破局之道。
回首
之前的“中美社会创新比较研究”系列中，我们发布了1篇【卷首语】，5组【案例比较研究】（环保机构、教育机构、社会企业、共益企业、慈善商店） 和3篇专【题研究报告】（影响力投资、美国影响力投资政策、社会创新与社区）（下划线链接可戳）。可以说从理论到实践、从政府到民间，较为全面地探究并描绘了中美两国社会创新的发展概况和特点。
在本系列研究的卷首语中，我们提出了对社会创新的定义：“社会创新是指改善社会问题或解决社会需求的具有创新性的活动”。这一定义包含社会性和创新性这两个基本要素：
（1）社会性——以创造社会共享（而非特定个人或团体）价值或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活动目标（之一），并且活动实施后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趋近或达到该目标；
（2）创新性——相较于过去存在的理论、方法、过程或手段，该活动在趋近或达到上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采取的理论、方法、过程或手段更高效、有效或更加可持续。
基于这一定义，我们建立了“社会创新要素分析框架”，即在变革理论之下，从投入、输出、成果和影响三个维度对社会创新活动进行审视。并进一步设计了“社会创新记分卡”，可对社创机构或项目的创新性进行评估。本研究系列的案例也均以此为框架开展比较分析。
诚然，社会创新作为一个涵盖了多个社会领域、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和社会资源的实践范畴，与其相关的认知和概念不一而足。例如，有观点认为社会创新是公益和商业的结合，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创新是因三大部门（政府、商业和公益）失灵、社会需求推动产生的第四大主体。”可以说，正是认知的多样性使得社会创新为更广泛的人群所关注，持续焕发出生机。也正因其定义的宽泛性，使得从机构到个人、从政府到民间、从商业界到公益界均卷入其中，形成了丰富的社会创新生态。
社会创新生态的核心，毫无疑问，是以“改善社会问题或解决社会需求”为使命的社会创新机构。这些林林总总的机构因其或商业或公益的属性，在社会影响力方向上形成了一条渐变的谱带。因此下文中，我们将依此“社会影响力光谱”介绍不同类型的机构，并延展出政府、社区、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构建中美社创生态系统的总体视图。
社会影响力光谱
商业与公益在理论上虽分属不同的领域，但在实践中却往往难以泾渭分明，不少机构兼具二者的属性，或试图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或希冀在商业经营中增加社会福祉。因而，学界常以从纯商业（以赚取利润为目标）到纯公益（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渐变光谱来呈现不同机构所处的位置。
近年来在“商业向左、公益向右”的倡导下，越来越多机构进行了组织和模式创新，进一步拓展了光谱的范围。本研究系列的案例中也介绍了几组不同属性的机构。下文将从偏商业端的“企业社会责任/共享价值”起始，沿着光谱逐次介绍B Corp（共益企业）、社会企业、社区普惠企业、公益组织市场化和传统公益组织创新等不同的机构形态或模式，并回顾各组案例的创新之处和中美特色。
0 1
企业社会责任（CSR）
/共享价值（CSV）
商业公司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可能在追求商业价值的同时牺牲了社会利益，造成了诸如环境破坏、劳工权益受损等社会问题，也给企业带来了负面的名声。为此，企业传统的做法是设立基金会或者专门的部门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实现的方式一般是慈善捐赠、员工志愿服务等。CSR通常被认为能够提升企业形象、提高品牌知名度、增加员工忠诚度等，在这个意义上成功的项目不在少数。但也有不少观点认为CSR更多是从企业的利益出发，服务于其经营目标，甚至是为了“作秀”、“漂绿”，因而受到诟病。
有鉴于此，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一种新的商业思维和竞争策略，倡导企业“创造共享价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CSV是指企业不仅追求商业利润，同时把实现社会价值植入到发展理念和战略中，在商业成功的同时持续地对社会带来积极影响。有别于CSR总处于企业的边缘地位，企业创造共享价值的方式往往与其核心业务乃至供应链上下游密切相关，其重点在于找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藉由企业的规模与市场影响力加以实现和扩展。
CSV鼓励企业开展跨界合作、催化系统变革。雀巢是其中的经典案例，其在中国投资奶区和推广咖啡种植技术，帮助牧民和农民提升收入，这一战略并非单纯的慈善行为，而是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建立一个健康、诚信、开放、平稳发展的农业社区，不断提高农户的管理水平，最终会使雀巢采购到的原料质量更高、食品安全更有保障，同时采购成本也更加合理。还有的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引领社会的进步，如IBM发动员工运用IT方面的专业知识，与NGO合作开展技术服务项目，使当地社区受惠，亦为IBM的员工培训和在新兴巿场的业务发展带来好处，创造了社会和企业共享的价值。
0 2
共益企业（B Crop）
叫板！披萨
Boloco
如果说CSR/CSV总给人以“锦上添花”“可做可不做”之感，有一类企业则是将社会和环境责任纳入使命之中，作为其经营的底线。这就是共益企业（B Corp）。B Corp起源于美国，由非营利组织共益实验室（B Lab）发起。所有B Corp均需通过共益影响力评估与认证（B Impact Assessment），满足环境、员工、顾客、社区和治理等五个方面的要求。
在本研究系列的《砥砺前行的共益企业（B Corp）：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如何共赢？》一文中，我们选取了两家餐厅——中国的“叫板！比萨”和美国的“Boloco”作为共益企业的代表进行对比研究。二者在共益影响力评估框架的指导下，结合了餐饮行业自身的特点来发挥社会影响力，体现出不少共性。如关注员工的利益和个人发展，在供应链中贯彻环境友好的原则，严格把控食品的安全和品质，重视与消费者、社区及社会大众关系的构建等。
但同时，基于中美不同的经营环境，两家餐厅在共益影响力上又各有侧重。如叫板在环境以及社区上获得较高评分，而Boloco则在员工和治理方面做得更好——在环保意识相对薄弱的中国，叫板通过提供环保培训和组织环保活动，帮助员工和社区加深对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商业的理解，并且选择了食品安全方面更有保障的供应商；而Boloco则为员工提供了更好的回报、福利和培训制度，并且在问责性和透明度上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在今年疫情期间，Boloco也及时通过官网公开其应对措施，并对坚守岗位、为医护人员送餐的员工进行表彰。
自2007年第一家B Corp在美国认证之后，全球掀起了一场共益企业热潮，截至今年7月，全球已有3422家企业获得了B Corp认证，而中国大陆的B Corp数量也由2年前的9家激增到了21家。2年前的B Corp还被视作新生事物，如今，这一理念已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认可，共益影响力评估体系更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力投资的重要工具。
但与此同时，B Corp面临的挑战仍然存在。其严格的认证要求造成了企业短期经营成本的增加，使企业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这也对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和社会整体的经营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认为，B Corp的进一步发展既需要良好的行业生态以及成熟的消费市场“助力”，也要求企业经营者懂得“借力”，维护好社区、投资方、顾客等这些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发挥绿色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方可实现“义利并举”的可持续发展。
0 3
社会企业
善品公社
The Grommet
“社会企业”的概念对于关注社会创新的读者来说，应该不会陌生。尽管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和划分标准多种多样，但“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是其公认的特性。与将社会价值视作经营底线的B Corp相比，社会企业将社会需求放在了更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位置上。
社会企业在本世纪初兴起于发达国家，英、美、日、韩等国的发展各有特色；而在2006年左右被引入我国后，社会企业尽管尚未成为政府认可的一种企业形态，但一直受到民间推崇，实现了本土化和快速发展。本研究系列文章《当社会创新遇见电商——互联网社会企业新模式》中介绍的The Grommet和善品公社，均利用互联网来推广产品、促进销售，并帮助弱势群体及社会创变者搭建平台、走向市场，可谓社会企业的创新典范。
善品公社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线上销售农副产品的电商品牌，其基于多年的一线扶贫经验，打造出 “以合作社为组织基础，善品公社为统一品牌”的电商扶贫模式。在其售卖的高品质农产品背后，是依托于合作社的规模化生产组织和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这解决了中国农村小农生产方式的规模小、效率低、质量不稳定的痼疾，提升了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和溢价能力。同时，发达的电商平台和物流体系、庞大的线上购物人群和消费习惯使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电商扶贫”模式成为可能。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之年，虽因疫情导致线下经济遭受重创，线上电商却依旧繁荣，电商扶贫企业或可为脱贫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助力。
The Grommet则是成立于美国波士顿的线上销售平台，为初创企业或手工艺者提供产品首发推广服务。其借助低成本又便捷的电商模式来推广创意产品，使更多小众产品有机会展现给公众并快速获得反馈；并为零售巨头提供采购参考和中介服务，帮助创客的产品铺开销售渠道。The Grommet在着力打造自建电商网站的同时，也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用户深度互动，让用户参与到产品雏形和研发优化中来，体现其“公民商务”的理念。其创新的传播模式（利用视频、动画、照片、故事等进行产品宣传）、强大的社群营造（数万创客、60万粉丝）等都将互联网技术和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值得中国的社会企业学习。
数据显示，国际上近年来社会企业的热潮正在有所消退；而从新增社企和社会投资机构的数量来看，当前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也已经进入了瓶颈期，急需寻求新的动力与激励。特别是今年受疫情影响，诸多中小企业生存困难，其中也不乏社会企业受到冲击，调研中有65%的社会企业认为疫情对其经营有重大影响。以上两个案例启示我们，社会企业除了在理念和模式上进行创新之外，也要结合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来找准自身定位，并且积极拥抱互联网新技术，打造过硬的产品和客户体验，方可实现可持续的社会价值。
0 4
社区惠普企业
Goodwill
善淘网
相比起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的宏大使命，有一类企业的服务范围更聚焦，往往深耕社区、关注现实问题，并利用本地资源为社区民众提供福利，可称为“社区普惠企业”。在国外以发源于教会救助体系的慈善商店为代表，在国内如吸纳残疾人就业的街道工厂、服务于低收入社区的普惠幼儿园等。本研究系列的《旧物新生背后的社会创新：破解中美慈善商店领先模式》一文就以美国的Goodwill和中国的众爱、善淘网等慈善商店为例进行了研究。
全球首家慈善商店Goodwill于1902年诞生于美国波士顿，经过百年发展，从起初单纯发放免费物资，到支持弱势群体获得工作技能，形成了“Donate捐助—Shop商店—Train培训—Work工作”的综合服务模式。其在全球开设了3000多家“前店后厂”的二手物品商店，将收受的捐赠物资经处理后低价售卖给低收入人群，并将销售收入用于就业培训，还提供实习和就业岗位，可谓全方位惠及本地社区。近年来，Goodwill拓展了线上销售，还利用其社会资源及具有公信力的品牌，推动环境、教育等议题发展，创造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而北京的众爱慈善商店和上海的善淘网在沿用回收物资再销售模式的基础上，结合“社区赋能”“互联网+”等新理念，发展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形态。其中，善淘网顺应互联网发展大潮，依托淘宝及自建官网进行网络销售，再在政府支持下开设线下实体店，并持续开展残障人群就业培训。众爱从顺义社区慈善商店起步，将捐助物品以低廉价格转卖给周边农民或务工者，再将收入用于资助公益项目。善淘从线上走到线下，众爱则从线下走到线上，前者专注支持性就业，后者则成为资助平台，在持续进行商业探索的同时，始终不偏离其服务社区的初心。
“取之于社区，用之于社区”，以上几家企业经营中都获得了来自社区的多方面支持，如当地政府提供的场地和财政补贴、民众捐助的物品和志愿服务等，使企业能够低成本运营，将所得收益再反哺于社区。此次新冠疫情当中，社区作为基层公共事务单元发挥重要作用，社区团购、社区互助服务等新的商业和公益形态涌现，互联网平台如美团、京东等也在加强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外卖餐柜、二手回收箱等）。社区普惠企业根植于社区这块沃土，还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0 5
公益组织市场化
MyH2O
mWater
在社会创新光谱上，既有前几类机构依托商业运作框架、探求社会价值，也不乏公益底色的机构探索市场化、自造血的方向。本研究系列《看环保机构如何创新公众参与模式》一文选取了中美环保公益组织MyH2O和mWater，为应对水污染问题，两家机构都使用互联网采集数据、建立信息平台，并从中收取服务费用，尽管理念目标相似，但结合本国实际，其创新模式各有不同。
MyH2O由SEED Fellow任晓媛创建，其秉承“联结”和“众创”理念，采取了自下而上、社区深耕的方式，在全国各地组织学生志愿者开展农村水质监测，构建“吾水地图”数据库。如发现水质安全问题，MyH2O一方面对接净水解决方（如净水设备企业、水安全领域基金会等），为其提供信息和建议，帮助净水解决方案在社区落地，并以此获得报酬；另一方面开展水安全科普活动，推动社区公众水质安全意识的提升、为社区赋能，从而更长久地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在我国数据透明度低和民众环保意识较为薄弱的现状下，MyH2O从资源动员、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意识倡导不断延伸，构筑整条社会影响价值链。
mWater则发挥技术专业优势，打造了堪比商业产品体验的水质监测App及数据平台，并汇集了水环境、健康及技术等多领域专家，提供移动监测、调研设计、培训及技术支持等专业服务。其标准版App和数据门户可免费使用，而定制功能或服务则需要付费，这种“基础功能免费+定制服务付费”的互联网式商业模式，在保障用户便捷低成本使用的同时，也使机构可持续性得以实现。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3000名免费用户利用mWater的产品进行水质监测和数据查阅，并有10000多家NGO、政府单位及研究者加入其合作网络。
对比两个案例，与MyH2O“什么都得自己做”相比，mWater“幸福”得多，其面临的数据环境和民众基础更好，从而得以专注在技术环节，商业模式也更清晰。而这正是我国公益组织在尝试市场化创收时必须面对的挑战，在市场不成熟和缺乏配套支持的状况下，机构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创新产品和服务、怎样在坚守使命的同时实现财务可持续，都值得深思。
0 6
传统公益机构创新
Encore
友成基金会常青义教
在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问题日新月异的大环境下，不少传统公益机构在坚守使命的同时，也在进行社会创新的尝试，如发掘新需求、应用新技术、引入新资源、建立新链接等。在本研究系列的《老龄化负担？看老龄“返场”如何担负教育薪火》一文中，美国的Encore和中国的友成常青分别以“应对老龄化”和“推动教育公平”为目标，对接老龄人群和教育资源需求，并立足本国国情进行模式拓展和升级，在社会创新图谱上形成了奇妙的交集。
Encore（返场）致力于“让银发人群发挥余热”，即将退休人群的经验技能输送到有需求的社会领域，创造社会影响力，同时使退休人士获得社会认同、实现个人价值。其品牌项目Generation To Generation（代际传承）即为组织中老年志愿者为社区学校或弱势青少年进行补习及职业发展辅导，将长者的知识经验投入到新生代教育中。以此为基点，Encore搭建了培训及支持平台，链接起政府、企业、学校、社区等多方资源，为老龄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并通过持续的长者社群营造和公众传播倡导，引发了全社会对老龄化的关注。
友成基金会常青义教项目同样由中老年人群起步——组织城市退休教师到山村支教，但与Encore不同的是，作为专注于教育扶贫的公益项目，其目的是通过对乡村教师的培训使城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缩小教育差距。为了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友成常青持续基于互联网进行多方资源的链接和整合，项目模式也从1.0版本的“常青义教”发展到2.0版本的“双师教学”再到3.0版本“乡村教育创新计划”，形成了一套县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整体解决方案。其独创的“授人以渔”的支教模式、互联网双师教学模式等都引领了教育扶贫的潮流。
尽管两家机构所面向的社会议题不同，但都立足于本国现实并大胆创新，在长者关怀和教育扶贫的传统公益路径中作出突破，并继续发挥公益组织在资源对接、社群动员、公众叙事等方面的优势，使社会影响力得以最大化地呈现。
以上是基于“社会影响力光谱”对部分社会创新机构的分类介绍。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各国对于光谱的界定并无统一标准，概念上模糊或边界不清（如英国将社区利益企业归入社会企业中、在我国社会企业并非法定注册形态），实际操作中更是五花八门，有不少机构综合使用各种机构属性，以方便机构经营。在我国，以企业实体从事公益事业和顶着民非的帽子大肆行商的机构均大有人在，不应因其身份或名号影响了我们对其社会创新价值的解读。
此外，社会创新机构能否践行使命、发挥价值，光谱之外的参与方同样起到重要作用，政府、投资者、支持型机构以及公众等共同形成了社会创新机构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下篇，将结合本系列研究的成果对中美两国在这几方面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解读。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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