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8年经历，公益班更像是进行了一场开创性的探索实验，公益人才培养如何满足中国公益行业人才需求，应该进行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这些问题在采访中不断浮现，也成为公益班8年来实验的原动力。
教育模式如何复制、推广，是慈善公益班面临的难题。不得不承认，公益慈善教育嵌入高等教育的实践，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与传统教育模式之间依然存在冲突。
（本文首发于2020年7月23日《南方周末》）
北师大珠海校区的公益班，除去课堂教育，还会邀请公益从业人员来学校举行“工作坊”，进行补充教学。“参与名额有限，常常需要抢。”一位学生这样说。 （新华社/图）
作为中国高校首个本科层次公益人才培养项目，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下文简称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公益慈善班进入停招倒计时。
停招的部分原因来自北师大珠海分校自身调整，公益慈善班依托的教育学专业不再招生，无法继续招收辅修。
据悉，公益慈善班于2020年开始不再招收新生，最后一届毕业生将于2022年毕业，离公益班创立刚好10年。
2012年5月，北师大珠海分校、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和基金会中心网三方合作正式成立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下文简称“中心”），当年9月，中心面向该校所有本科生开设为期两年的公益慈善管理方向辅修。
公益慈善班开了国内公益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先河。此后，多家高校涉水公益慈善本科阶段的教育；更多高校开始在研究生阶段或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加入或开设公益课程。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个为本科生所设的公益人才班有必然基础和创新优势，8年来，为行业培养了一批公益人才。
“用公益慈善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来形容，并不为过。”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一路走来，也不乏反思的声音。2014、2015年，公益班曾向教育部申请四年制本科教育未获批准，“教育部门曾问我们，项目的推广价值在哪里？如果复制到其他学校，是否依然能够成功？”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回望8年经历，公益班更像是进行了一场开创性的探索实验，公益人才培养如何满足中国公益行业人才需求，应该进行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如何在庞大的学科分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保持独立性？这些问题在采访中不断浮现，也成为公益班8年来实验的原动力。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李健说。
“匆匆上马”的公益班
2020年6月，正是往年公益慈善班招生面试的时间，但今年的招生并未如期举行。“心理上早有准备，但情感上仍会不舍。”一位公益班校友闻讯后颇为失落。
公益班的学生喜欢按照入学年份给每届学生命名“1.0”“2.0”“3.0”，最新入学的一届已是8.0。
作为全国“首创”的公益班，与颜俊玲同属一批的33名学生又是“首创的首创”。2012年6月，颜俊玲通过学校张贴的海报发现新设了公益班，此前她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公益社团，听到宣讲会中提到的“公益需要专业人才参与”，她心动了，想着“试一试”，参加了面试。
公益班不是四年制专业，当时以独立教学单位的形式，采取跨专业“2+2”的“嫁接”方式办学。从一些专业的大二、大三学生中，招收“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的学生。
颜俊玲记得，当时宣讲会上介绍的老师是时任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主任金宝城、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和时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专业在读博士何莉君。
在程刚的回忆中，当时从听闻此事到站台宣讲，中间只隔了三个月，“公益班的成立属于各方的‘一拍即合’”。
2012年2月，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和北师大珠海分校协议合作开设公益慈善专业，基金会中心网3月加入合作。5月三方组建的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同月，程刚便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寻找课程模板；6月，他与何莉君回北师珠宣讲、面试学生，准备筹备9月新生开学的活动。
第一届的新生面试有五十多名学生报了名。颜俊玲回忆，面试除了自我介绍、过往经历、还包括家庭支持和未来规划。同学陈孚拿着过去一年做公益项目创业的厚厚一本记录册，最后成功入选。
“其实一开始招生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只要有热忱、合眼缘、适合就会考虑。”何莉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期33个同学来自该校11个学院的19个专业。
之后几届，每年都有120到160个人报名，老师们不得不以1∶3或者1∶4来进行筛选，最终录取40个人左右。
最初的教师名单也是琳琅满目。开始并没有北师大珠海分校的老师，三十多个老师都来自其他高校，还有正在继续学业的博士生。何莉君当时也在努力完成博士论文，她的授课一般是网络等假期再前往珠海与学生面对面上课。但她主讲的慈善学概论、慈善伦理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
学生和老师一样，都感到了公益班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切都是新的。”颜俊玲和数位同届毕业生如是说。
当时国内并没有成体系的公益慈善专业教育，甚至没有可参考的教材，这个“匆匆上马”的公益班，带有更多“实验”特点。
当时，有的老师讲述慈善法时，找不到一本可以用来讲授中国慈善法的教材，只得把十多份有关基金会的法条都打印出来，手持A4纸讲课。除了理论课程，公益班还开设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实务课程，诸如公益筹款、项目评估等。考核也是新的，除了完成课程作业外，课程考核还有辩论赛、案列分析报告，甚至让学生组队当街给项目筹款。
两年后，第一批公益班学生全部毕业，80%的毕业生进入了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国等专业机构，也有继续出国留学，进行公益慈善相关领域的深造。
培养能实操的专业人士
公益班开班之初，目的就很清楚，“要为基金会的发展输送人才”。程刚认为公益班开办多年来目标一直没变。
多年来，“人才奇缺”一直成为公益领域长存的问题。尤其是公益传播、项目营销、筹集资金、管理等领域人才培养建设相当滞后。
“以财务为例，目前多数高校讲授的仍是商业公司运作之下的财务、项目管理知识，与公益行业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李健解释，公益机构“项目化运作”的特点，需要每个从业人员，基本都要懂项目管理、包括项目设计、策划、运营、评估的全部流程。“这是过往经过本科教育的学生较难拥有的经历。”
这些人才，还应该是拥有实操能力的人。“中国有不少公益研究院，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很多，但最缺的还是实操性人才。”上海宋基会副秘书长管建华曾如是说，他们希望在本科教育中寻找突破口。
为此，理论与实务课程并重，成为当时北师珠公益班课程安排上的一大特点。以李健在北师珠公益班教授的“公益慈善项目策划与评估”为例，一开始，公益慈善项目策划与评估是单独一门课，但随着教学组成员认为“项目”在实操中很重要，这门课也被拆分成了两门：公益慈善项目策划与评估（理论）、公益慈善项目策划与评估（实务）。李健给学生们教理论，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樊英则给同学们上实务。
这种上课方式对何莉君来说也很新鲜。何莉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美国公益慈善学的本科教育中，多是一些“导论”“概论”等基础课，但在公益班的课程中，实务课程占比超过三分之一甚至近半。
而这些年，实务课程占比还在逐年提升，并进行细分。
而北师大珠海分校对于课程设置和教学探索给予了很大的空间。从某种程度来说，公益班是在高校体制内，进行了慈善教育的全新探索。很多授课形式，关注学生的互动与参与，通过多元的授课模式，提升课程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实务课程的增加，也打破了传统高校的课程设计，以社会需求来安排课程。
中山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如南所授“公益传播”课在评估后，被认为公益传播在组织管理中具有重要性。中心认为应该增加实务课程，于是又通过社会资源邀请了业界老师，讲授实务课程。
“我从事公益行业23年，课堂上分析讲解的都是过往经历过的各种案例。让学生了解实际案例，并通过大量案例分析的训练，才能让他们在工作中迅速上手、学以致用。”樊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开门办学”很难复制
“开门办学”的教育实验很快得到了很好反馈。
2018年，由明德公益研究中心主持对北师珠公益班培养项目回顾与评估，评估认为，（项目实施5年多来）32位老师、110门课、186名学生在学院和专业的分布上，呈现出多元性、跨专业性非常强的特点，而公益慈善专业作为一种应用型学科，老师的所授内容能转化为学生工作中的有力支撑。
2019年，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主任杨志伟在《行业与院校跨界协同培养公益慈善人才的思考》一文中总结慈善公益班的办学模式，将其称为“基金会+行业+高校”跨界培养：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提供开办经费并设立专项基金；基金会中心网为中心提供信息、师资、实践教学基地等资源；北师大珠海分校负责制定课程与教学计划，并负责教学组织与学生管理。
但依然存在非营利组织管理、慈善学、公益慈善管理所涉及的领域难定位等问题。
项目成立之初，学校通过专业方向课的方式开设公益慈善管理课程。理想的情况是，学生在原专业的后两年加修公益慈善管理专业方向课程，形成“金融+慈善”“财务管理+慈善”这种跨学科特色，既掌握了专业主干课程，又有前面扎实的基础课程打底，修读两年，颁发“结业证书”。
随后几年，中心尝试向教育部申请“公益慈善管理”四年制本科专业，可惜连续两年申请未获教育部批准。2016年，在前阶段跨专业的基础上，调整为“辅修”课程，依托公共管理专业开设。但受到校内专业调整影响，自2018年开始，以教育学的名义招收公益慈善管理方向辅修，2020年，这种模式也不再招生。
至于未来有没有可能再在珠海探索慈善教育的模式，各方未来如何重新合作、怎么发展，一切都还需要商讨。
此外，这种教育模式如何复制、推广，也是慈善公益班面临的难题。不得不承认，公益慈善教育嵌入高等教育的实践，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与传统教育模式之间依然存在冲突。
首先，跨专业的公益课程并不轻松。为期两年的课程，学生需要完成26个学分，在周末学习二十多门课程。多位毕业生回忆，其中有的课程需要花很多时间，甚至尝试过上课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
稳定的师资是另一个问题。二十多个从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不同高校当中抽调的老师是多元化的保证，同时也显现了师资的“紧张”，多元的经验几乎无法复制：有几个学校能保证周末上课，并保证稳定的师资？
这样的授课节奏对老师也是挑战。他们通常都需要头一天从外地赶往珠海，在1-2个周末约16-24个课时的时间完成课程。其中，有一二十个老师一上就上了八年，他们将其视为每年工作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几乎带着一种“志愿者的心态”，来参加公益班的课程实验。
“许多老师将其视为一项每年须参与的活动，但与此同时，也给这个项目增加了很大的成本。”李健说。
更重要的是获得学生的支持。学生自身的素质以及认知程度也是公益班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老师们发现，这种教育模式下面，学生始终对每个老师都有新鲜感，会有多元的体验感，但想走得更远，还需要调动学生自身的能动性，“只有一个热血的认知，在这个行业待不长的”，教育如何让学生更多地主动参与，这点并不容易复制。
目前，深圳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等学校的本科教育也逐渐开展起来，而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的MBA，中欧、长江商学院的班级中，也在以不同的角度和形式讲授公益课程。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目前公益慈善的课程，有的会安排在商学院，有的也会安排在公共管理学院。“这也是国内公益慈善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李健说。
“目前高校开设公益课还谈不上成为一种‘潮流’，却仍在快速成长。”李健和程刚都有类似观点。
更多的选择
停招在即，如何让最后一届公益班平稳、顺利毕业，则成为公益班的工作重点。
2020年7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公益慈善班的毕业典礼在珠海举行。由于疫情和毕业批次等原因，36人的班级只有15人来到现场，多位授课老师通过视频给学生送上毕业祝福，但厦门的胡葵玉还是赶来，一是与曾经的同学叙旧，二是领取公益慈善管理专业方向结业证书。毕业后，她选择去澳门继续公益与社会组织管理研究的学业。
“我们所在的班级，许多人毕业后都选择了在慈善领域继续深造，或在公益机构就业。”胡葵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作为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樊英占尽了老师的先机，学生们还未毕业，就会前往她所在的基金会实习，率先招聘了，她用“抢”来形容桂馨慈善的行动：“如果不是我给他们上课，这些学生没毕业就会被其他基金会‘抢’走了。”
颜俊玲在毕业数年后，又参加了北大光华举办的社会公益硕士班，工作之余继续她的学业。
社会公益硕士班当年与光华MBA班合并上课，颜俊玲发现班上的学生有了更多元、更复杂的背景：“有律师、媒体记者、企业管理人员，当然也有像我这样的公益行业从业人员。”颜俊玲回忆。
2019年，为了扩大高校开展公益慈善专业教育的范围，李健又与敦和基金会继续发起了面向全国高校教师的培养计划。“这次以培养可教授公益慈善通识教育的教师为主。”后来，李健收到了将近100份来自不同高校青年教师的申请。
李健分析，“通识教育相比专业教育，不需要一个学校单独设立一个专业，因此对学校和师资的要求，都较容易达到。在专业教育的发展有限的情况下，通识教育或许是可以实验的‘第二种选择’”。
在他眼中，如果将北师珠公益班看作一个学院，那它十年的生命周期确实不算长久，但若以一个公益项目来衡量，它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则远不止所招收的三百多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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