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6月2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湖北峰会在线上成功举办。这是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第一场城市峰会，也是在2017年武汉峰会之后，基金会论坛再次来到湖北。峰会以“共同应对中变革公益生态”为主题，吸引湖北省及全国各地关心公益事业发展的上百家机构、数千人参会。
本文为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胡小军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湖北峰会上的闭幕总结。
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
本次湖北峰会进行到最后一个环节，这个环节谈不上总结，我想就满满七个小时的会议，谈一些自己的观察和学习体会。峰会分为了四个环节，我想在接下来的时间，从这四个环节对峰会做一个观察。
一、主旨发言
首先是主旨发言环节，向德平老师的发言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第一个是疫情应对过程中社会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资源链接、信息沟通、社会动员、心理疏导、社会服务。这五个功能在我们的全国社会组织参与疫情应对过程中，从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非常好的彰显。
第二，参与疫情应对过程中，社会组织是有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属性和特征。也让我们更加深入思考，慈善会、红十字会这些体制性的力量，以及我们的草根力量、专业力量在这次疫情应对过程当中的作用、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态定位。进而我们会更加清晰地思考志愿服务组织、慈善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机构等在疫情防控中的定位、功能和优势又是什么。
第三，我们通过壹基金的实践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强调在地化合作网络的构建与长期的投入和支持。
第四，很多嘉宾也有提到社会协同。基于社会组织自身服务领域和属性，加强多元协作网络的建设，共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载体和机制，应成为社会组织的一大重点。
最后，我们需要从深层次思考，社会组织发展应该特别关注制度条件和要素，从 “政策”“资源”“能力”这三个层面，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嵌入社会治理网络，贡献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三种“组织化力量”，塑造中国慈善生态格局，共同支配着慈善生态系统的运行
康晓光老师的主旨发言重点谈到了慈善生态系统的原理，强调慈善生态系统的本质实际上是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与呈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格局。在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演变和进化过程中，有三种组织化力量共同塑造着中国慈善生态格局，共同支配着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运行，包括自然形成的力量、民间的力量、政府的力量。
在民间的力量当中，虽然当前仍不存在宏观组织的结构，但存在着一些中层组织结构，比如各种各样的公益协作网络，各种各样的平台等等，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腾讯、阿里等商业力量的参与，也在发挥着重要的平台构建作用，推动着中国慈善生态的建设。
在政府层面，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资源的快速推动下，也成为塑造中国慈善生态格局的重要力量。所以说三种力量在整个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中是共同演进、共同发展的。
我想康晓光老师让我们看清楚这样一个格局，进而思考不同类型的组织，在中国公益生态格局中的定位。最后康老师特别提到，疫情对慈善生态系统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慈善事业的希望在公众，要关注个体、关注非正式的组织。我想康老师的这些观点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发。
共同应对的立足点：深度融入国家战略体系
王振耀老师的主旨发言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当我们思考当下的公益转型，必须把公益转型要放在一个中国转型社会的背景之下进行思考和理解，才能够看清楚公益转型的方向以及着力点。
作为这样一个转型社会背景下的公益转型，王振耀院长特别强调四种善，其实在我看来也是四种力量。一个是“中国之善”，我们的公益慈善发展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同时特别要强调另外一个“公共之善”，也就是我们与公共部门的密切合作，这也意味着政府自身的改革和职能转移也关系到我们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力量的成长。第三个“平民慈善”，强调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大众的参与和激发，人人的公益、全民的公益。最后一个善，不可忽略的是，或者说不可回避的是大部分的企业和企业家正在进入公益慈善领域，正在引领着整个的商业向善。王振耀老师提到的四个善，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一个转型社会背景下我们如何转型，我想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思考框架。
不同的组织，可能是从某一个方面来推动，像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它是由企业家所组成的，他们在推动着企业家如何理性、专业地参与公益。
另外一个方面，王振耀老师特别提到的，也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共同应对的立足点在哪里。应当是深度融入国家的战略体系，其中又提到了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是主动响应“民生为本”。毫无疑问中国当下的社会建设是一个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建设，所以我们非常注重社会服务；所以王振耀院长提到的第二个点是要推动建立纳入国家战略行动的框架，建立网络化的合作机制，其中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是关键，社会组织参与、融入整个国家战略体系的进程中，养老服务、儿童福利和保护、残疾人服务、乡村振兴等有迫切社会需要的领域，有着广泛而巨大的空间。
二、圆桌对话
圆桌对话的环节，从我的观察来看，我觉得这些嘉宾有一些非常有启发的观点，我做了些总结。
第一，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公益组织的行动空间和行动模式的拓展，特别是在这次疫情之下我们要适应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
第二，我们特别强调，在中国的社会组织经过较快发展后，我们要越来越关注基层社会组织，要关注县域社会组织，因为县域社会组织在这次应对疫情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更加关注和赋能他们的发育和成长，短期应急的成效反映的是背后常态化时期的长期支持和建设，我想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这次疫情中，类似武汉大学校友会这样的组织，他们基于共同的情感纽带、遍布全球的校友网络，以及校友企业家的动员和参与，高校人才的优势，呈现出了巨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活力，所以这种类型的组织非常值得关注。
第四，嘉宾也谈到了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建设，其中专业化又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管理的专业性，另外一个是服务的专业性。这两个专业性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化的组织建设，需要同时关注到。
最后，我们社会组织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专业资源链接不足等问题，因此在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来增强我们的连接性，实现社会组织的现代化发展，很多嘉宾也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考，包括建立资源中心、加强人才储备，优化组织架构，实现快速整合，进而能够实现优质、精准和透明的服务。
此外，在非常态下的政策支持和组织方式我们也需要思考，当前总体而言，我们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并不多，要充分激发其他多元组织形式的参与，发挥其特点优势，才能实现灵活、有效应对。
这是在我们第一场圆桌对话的环节我提炼出几位嘉宾非常有价值的观点，我把它呈现在这里。在第二场圆桌对话，几位嘉宾关注的几个点，我也把它梳理了一下。
建立湖北地区基金会交流平台，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在地化社会力量的成长和社会组织的发展
首先，在当前湖北在地的社会组织有什么需求，我把它总结为三点：第一个能力建设支持，湖北作为中部重要的城市，相比于北上广深等地方，整体社会组织还处在上升阶段，能力建设的支持是一个最大的需求。第二个也有谈到，需要适合我们社会组织发展特点的资源，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战略性的资助、非限定性的资助，以及机构层面的资助。第三个方面，也特别的希望湖北、武汉的地方政府，在社会组织培育方面，能够有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另一个方面，当前我们正在共建“韧性社区”，或者说“韧性社会”，这提醒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受疫情冲击和影响最大的社群，也就是那些脆弱性最高的社群，是我们作为以公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要优先关注的。
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中，专业志愿服务组织、社区志愿服务组织、支持型志愿服务组织，在我们整个中国的志愿服务体系中，这三类志愿服务组织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基金会已经成为了民营企业制度化地参与公益慈善的重要形式，企业基金会在此次疫情应对中表现突出，具有其他类型基金会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征，突破了我们对企业基金会更多作为企业CSR的认知。一大批以卓尔基金会为代表的企业基金会在这次疫情应对过程中，表现非常亮眼，同时也呈现出一个需求，急需建立湖北地区基金会交流平台，让湖北更多的基金会关注湖北公益生态的建设，通过资助等多种方式支持在地化社会力量的成长和社会组织的发展，这也是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湖北地区基金会的使命和责任。我想很多湖北的基金会同仁，通过今天的对话，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这点的重要性。
彭艳妮秘书长的分享给我的启发是基金会之间的联动，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资助型基金会之间有良好的合作传统，但合作与联动模式仍需要不断创新。
对于湖北社会组织的发展，我认为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机遇窗口，我们可以参照08年四川社会组织发展的经验。那么这个机遇窗口我们能做什么呢？应当强化政策引导、外部助力、投资于人，打造生态。我想在圆桌对话中第二个部分，嘉宾们关于如何把握湖北社会组织发展的机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和意见。
三、闪电带货
基金会的资助不是单一的资金资助，而是包含了理念、资金、网络、技术的立体支持
八个机构，各有特色，每一个项目都体现了公益的价值和精神，体现了我们对社会议题的敏锐性，以及努力实现专业的公益服务。我也第一次了解到，湖北本地的组织开展了这些我认为非常专业的工作。
接下来是与国内4家资助型基金会的对话，让我们看到了国内一直走在前列的资助型基金会的独特视角，我把它总结为几点。
第一，基金会在工作的时候非常关注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基金会战略的契合度；
第二，他们正在思考，或者正在探索应急事件中的资助模式；
第三，非常关注资助资金的监管与合规性；
第四，非常关注项目质量的保证，强调又有价值又有专业，保证项目的效益，保证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
第五，关注在地力量培育与伙伴关系构建。
最后，李劲秘书长所总结的我非常认同，资助型基金会探索到今天，越来越强调基金会的资助不是单一的资金的资助，而是包含了理念、资金、网络、技术的立体支持。所以通过这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基金会的视角是什么，值得更多与基金会合作的组织多多关注。
四、特别发言
守住底线：信任第一，规模第二
最后是徐永光老师的特别发言，提醒了我们几个重点。
首先，我们必须直面现实，我们很“边缘”，我们还是“其他”，我们还未进入“主流”。
第二，在我们有限的能力内，公益组织在参与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同时疫情对公益组织的发展也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应对？国际经验给我们什么样的借鉴和启示？有一点，把人留住！另外，永光老师谈到守住底线：信任第一，规模第二。
第三，公益生态的建设，需要和期待更多的能够立足长远，能够立足中国公益生态建设，能够面向未来的资助型基金会的出现。
五、小结
最后我有几点小小的总结。
第一个方面，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组织都需要思考的，我们的作用发挥的前提是我们能够融入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体系之中，因此当我们的视角除了关注具体做的事情的时候，更加应该关注的是影响社会组织深层次的制度条件和制度要素，因此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改革是关键。我想不管多么艰难，这样的视角还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我们应当努力去做推动和倡导，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能和国家战略结合起来，能够融入到整个的治理体系当中，发挥我们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我们思考共建公益生态。公益生态是一个共建的过程，我想所有的嘉宾对这个观点的共识度是非常高的。公益生态又包括行业公益生态的构建，比如环保公益领域的公益生态的构建，阿拉善SEE基金会做的事情，再比如教育领域的公益生态构建，像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等很多有前瞻性的组织在做这些事情。
区域公益生态的构建，有很多的基金会都在关注和支持这一方面，比如南都基金会、敦和基金会等。公益生态的构建有它的长期性，但是更有紧迫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深刻思考这样一个作为以基金会为主体的峰会，基金会的角色、担当与推动，在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该如何去做，我想这一天下来，我们应该有了很好的思考。
第三个方面，我们推动整个公益生态建设过程中，应该非常关注两条主线，分别是“存量改革”和“增量创新”。第一，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社会组织的“存量改革”，这个“存量改革”包括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慈善会、红十字会、官办基金会的改革和转型，这些改革和转型的速度非常快，也为我们的公益生态建设注入了强大的能量。第二个是很多嘉宾也提醒我们要关注到“增量创新”，特别是关注到新型的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包括网络化组织、非正式组织、专业的志愿者组织、社区的社会组织，实现整个社会组织一个生态体系“增量创新”。
第四个方面，我们的资源、服务的下沉要回到社区，要建设社区，要关注基层，这就意味着在地化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成长至关重要。那么在地组织的培育和成长需要两个驱动力，一个是需要类似壹基金这种通过项目化，通过这种救灾网络激发我们内生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在地组织离不开外部专业的支持，离不开平台型、支持型、枢纽型组织的支持。所以在地化的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成长，强调的是内生力量的激发与外部力量的支持，缺一不可。
最后一个方面，是留给我们所有同仁，特别是基金会同仁思考的问题。从2008年到2020年，我们中国真正意义上本土的基金会，开始崭露头角，是源于汶川地震，当时的南都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一批基金会开始拿出资金支持其他社会组织参与救援和灾后重建的项目。我们一直认为2008年是中国基金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么今天，2020年，12年，一个生肖的轮回，从汶川地震到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每一个深在其中的同仁都在反思中国基金会的成长与价值。我们努力探索从“独善其身”到“价值共创”，从操作型到资助型，从单纯资金资助到立体支持等等。我想今天的湖北峰会可能是让我们更加深入的来思考，针对下一个12年的轮回，除了总结，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起于2008年，2009年召开了首届年会，12年的轮回，中国的基金会在探索中前行，面向下一个12年的轮回，让我们守正创新，继续携手前行。
我的观察和总结就到这里，不对的地方也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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