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理上是男性，但当我被社会霸凌时，我就是那个被压迫的女人。”方刚顿悟。
多年过后，顿悟生发的场景历历在目：1997年的一天，一个书店，31岁的杂志编辑方刚站在一排书架前，正在读一本女权主义的书。当时，女权主义著作随着翻译热潮被引进国内。
他没料想，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中国白丝带”的发起人，投身推动男性参与制止针对女性暴力的社会运动中。
偶然背后，其实是命运的回声，是自我的救赎。
方刚
1弱者的反抗
方刚还记得，当初那本女权主义著作打动他的地方——字里行间对所处困境的洞察，对社会不公正的控诉。一种熟悉的被压迫感，冲开了方刚内心封存的陈年往事。
1976年，一个举国哀恸的年份，小学生方刚被罚站，被押解批斗。他不明白，为何在众多嬉笑打闹的孩童中，老师偏偏对他施加惩罚。尽管如此，方刚没有刨根究底的意愿，因为这种来自老师、同学的打骂早已成为童年的一部分。
方刚长成了一个不同的男孩，不是社会推崇的阳刚气概，反而是自卑的、懦弱的。
许多年后，他才明白，自己之所以被霸凌，只是因为他有一个不普通的父亲。
父亲是知识分子，是黑五类，是多届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在儿子三岁那年，这位父亲跃入炼钢炉的钢水中。
得知真相的方刚回看自己的过去，俨然是一部被压迫者的历史。成年后，他进入天津一家报社做记者，也许是同属被压迫的位置，方刚开始关注性多元、性少数群体，与他们有一种情感上的共通。
几年间，他以自由作家身份，出版了多本性别主题的实地调查著作。其中一本论著介绍了同性恋在中国的生存现状。方刚被多家外媒追踪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后果是，1996年他被迫离开报社，到北京工作。
在北京一家书店接触到女权主义时，方刚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我被点燃了，我与被压迫的女性，本质上一样，是一种社会不平等。”
自此，方刚开始研究女权主义，并扩展至男性的社会性别议题。在出版了二十多本书之后，方刚决心提升自己，从媒体转向学术。备考两年后，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著名性学家潘绥铭教授。
半路出家的方刚，身上更多现实主义气息，不满于俯首书斋，更倾向介入现实。读书期间，方刚举办男性解放沙龙，反对男权文化。他关注性多元、性少数群体，“卧底”夜总会田野调查男公关。
2007年，方刚博士毕业，在北京一所高校心理系担任教师。学术研究之外，他关注并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
2010年，方刚创办了“白丝带热线”，随后又发起了“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起源于国际上的“白丝带运动”，背后是14名女性被暴力杀害的残酷事实。为避免悲剧重演，“白丝带运动”号召男性参与制止针对女性的暴力。
致力于推动“白丝带运动”，于方刚而言，这既是以男性的身份为女性撑腰，也是一次迟来的反抗与自我救赎，为那个曾经作为弱者被强者压迫的小男孩。
方刚（左二）与各国“白丝带”领导人在“第二届全球男性参与大会”上合影
2星星之火
方刚敏感地捕捉到“白丝带运动”的独特价值——让男性影响男性，让男性改变男性。
“当一个男性施暴者听到男人对他说‘我们不能对女性施暴’，与听到女人对他说‘你们不能对女性施暴’，感觉是不一样的。前者情境可能更有效，即使无效，这个男人站出来劝导，至少已经改变一个男人了。”方刚对《社会创新家》说。
“白丝带”项目以热线的方式落地，方刚开通了400热线，又找到几家报纸做宣传。他印制上万个书签，分发在街头、报箱、图书馆，以触达更多人群。
“白丝带热线”自带两个男性志愿者，一个是方刚，一个是他的熟人。两人轮值，守着一部电话，等待着，如同等待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非凡时刻。
热线正式开通后不到一周，2010年4月的一天，铃声作响。方刚接到了第一通来电。
不是女性，话筒里传来一个成年男性的声音。他自述是陕西一名公务员，多次对妻子施暴，妻子提出离婚，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方刚和他讨论了半个多小时。
热线正式开张，断断续续接到来电，志愿者也越来越多，主要来自方刚的熟人圈。
2013年，方刚获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老外意识到我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建议我培训志愿者，他们出钱。”方刚感到诧异，“知道这事儿有意义，但没想到国际上这么看重。”
方刚开始在朋友圈、学生群、微博宣传“白丝带”，号召更多男性志愿者加入。张智慧是方刚的粉丝，当时他还在读研究生，研究领域涉及性别议题，时常阅读方刚撰写的学术著作。他当即报名参与，成为“白丝带热线”一名志愿者。
至今，方刚在9个省培训了1500多名心理咨询师。志愿者们通过媒体、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宣讲来普及性别平等理念。经过培训的心理咨询师在本职工作中为受暴者、施暴者、暴力目击者提供咨询辅导服务。近些年，项目新增了网络咨询与团体督导，并在9个省建立地方服务站。
在针对女性的身体、性或精神暴力中，最常见的是来自伴侣的家庭暴力。据全国妇联数据显示，中国每7.4 秒即有一位女性遭受家暴。如今，“白丝带热线”平均每天可以受理4-5个咨询，其中被家暴女性占近7成。
2014年，方刚举办了第一个面向家暴目击者的辅导小组。暴力目击者是被长期忽略的家暴受害者，可能被众多“家暴后遗症”困扰，“无法建立亲密关系，极度自卑，甚至传承暴力等。”
方刚还记得其中一位男性组员，童年目击家庭暴力，长大后几度试图自杀。另一名女性组员，谈恋爱很难超过两周，无法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经过团体辅导，这名男生成为“白丝带”志愿者，而这名女性后来结了婚，“他们告诉我，这次辅导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顾伟是“‘白丝带’热线”影响最成功的男性施暴者。他曾长期对妻子施暴，不得不同意离婚。离异后，顾伟每周二按时拨打“白丝带”热线，在自我纠正的同时，加入“白丝带”网络做志愿者。如今，他成长为“白丝带”地方服务站负责人。
3“耿直boy”与“不倒翁”
自方刚关注并为性与性别议题行动以来，他一直处于旋涡中心，争议从未停止。
2015年，方刚翻译并本土化国际上推进男性参与的辅导手册，并为此开设一个男性学习工作坊。没成想，他却被冠以兴建“男德班”，被媒体及网民群嘲。“他关于性与性别的研究和观点太超前了。”张智慧如此解释。
“男德班”现场
方刚的研究涉及性别平等、LGBT、裸体主义等，多次公开表示对性少数、性多元群体的支持。他经常被人追着骂。
现在方刚被骂得多了，已经不愤怒了，看着那些粗暴的话语，“都给自己气笑了。围绕性的价值观，人类从来没有统一过。”
2014年，张智慧与方刚一同赴台参加际性别研讨会。期间，张智慧被方刚邀请参加一个裸体主义者的聚会。张智慧婉拒了邀请，“即使我平时研究性别，但当时真要去参加，还是会觉得不好意思。方刚他对外宣扬什么，行动与言论高度一致，非常真。”
志愿者田斌形容方刚是“耿直boy”“不倒翁”，“有时候像孩子一样天真，愈挫愈勇”。
早在《反家暴法》出台前，方刚试图在性别实践的基础上对法律政策有所影响。他通过妇联提议增加“辅导令”条文。 这一规定在国外多个国家推行，性别暴力加害人被法律强制要求接受认知教育及心理咨询辅导。
随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回复指出，当前实行“辅导令”，时机不成熟。“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没有专业力量来做，一个是谁来出钱做。”
2019年，《反家暴法》实行第四年，在妇联委托下，方刚与田斌一同组建了“反家暴法”颁布后国内第一个正式的施暴者辅导小组。通过“白丝带”公众号，方刚征集了8位家庭施暴者，在北京进行了为期15周共计三十次的团体辅导。
其中一位组员令方刚印象深刻。他携太太一同参加辅导，前几次小组活动时，太太讲述自己遭受暴力的情景时，他总会瞪大眼睛，用力咬后槽牙，气得腮帮子鼓起来。经过三个多月的团体辅导，这名组员当众向太太道歉。
这次辅导后，有组员反馈：“这样的团体我寻找好久，十年是有了，希望找家暴辅导就像找医院一样方便。”然而，在方刚看来，这次团体辅导只是一次尝试，“向辅导令方向发展，现在需要培训人才和积累经验。”
4不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
围绕性别平等，在“白丝带热线”之外，近些年方刚开始从事青少年性教育。他提出“赋权型性教育”理论，推出付费夏令营与课程。如今，他所在的性教育团队拥有400多名性教育讲师。
“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恰当的性教育，有助于避免成年后性别暴力行为的出现。”方刚不仅在讲座上对青少年讲性教育，回家面对儿子，他也讲同样的话。
然而，在国内做青少年性教育，现实比想象中更难。
2015年，在广州性文化节现场，正在台上演讲的性学家被观众突袭泼粪。方刚恰好不在现场，但也被连带攻击，“金赛的走狗”“拿国外的钱”……方刚发文评论：“因为讲性而被泼粪，是彭晓辉教授的光荣！我私下有些嫉妒他……这是一次足以写进中国性学史的泼粪。”
同一年，方刚在山东做性教育演讲。随后，方刚被推上风口浪尖。多个针对他的投诉上达教育部与方刚任职的高校，他开设的深受学生追捧的性教育公开课也被迫中断。
“说我拿外国人的钱毒害中国人。身在暗处的人，想借体制内的力量把我整倒。”方刚说。
田斌形容方刚“不爱随大流，容易被边缘化、被攻击” 。尽管如此，她欣赏方刚“爱恨分明”。这种“真”，限制了方刚在学术上的发展前途。
张智慧听闻有些人私下议论方刚的处境：“申请国家项目肯定没戏”，“这辈子做不了正教授了” 。
“不过，如今方刚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力，不是一般的正教授可以比得上的。”张智慧说。
2019年，为避免给学校添麻烦，方刚主动申请关闭了由他主持并担任所长的性与性别研究所。知乎上，有人提问“如何看待方刚性与性别研究所撤销？”
有网友写道：“大快人心。这个方刚就是那个著名的男德班的创办者，著名女权人士。”也有人回答：“我是见证人，方老师在我校同学中很受欢迎，在社会上也确实存在争议，通知出来的当天，我周围的同学纷纷表达了失望和遗憾。”
无论外界如何非议，方刚将重心从学术转向社会活动。
如今，只要在“白丝带志愿者”公众号登记，做出“不使用暴力，并对暴力不保持沉默”的承诺，即可成为一名志愿者。志愿者网络目前有4000余人，过半数是女性志愿者。“可见男性参与还是不够，所以我们还要积极推动男性参与。”
在他看来，社会运动需要两种人才：一种用来“作秀”做倡导，一种愿意长期投入，具备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后者被他称为“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方刚笃信，理想主义者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可以培养的。
这一信念被用在发展壮大“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上，方刚致力于帮助志愿者找到公益与自身发展的结合点。“做公益没有收入，让志愿者从中收获人生、事业、精神的成长点。”
至于在国内推动性别活动，最终想要实现什么目标，方刚很明确：“培养一种多元平等的性别观。”
方刚平时出差多，工作忙碌，偶尔得闲喜欢读诗写诗。他聚集几十位同道，组建了一个赋权诗社。方刚写了其中一首，名为《我在阳光里种下一条河》：
不忍它成为循规蹈矩的运河，
所以不砌石头的河岸……
有时它选择了危险的朝向，
即将摔成一潭死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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