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说创新好，但真正创出来的没多少——创新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一则问题层出不穷让人疲于应付，二则“后方空虚、供给不足”，两个人(有时三人)投在四川一年，资助方只负担一人、半年的工资，做得越多，“赔”得也就越惨，某种程度上被整成了一场拉力赛——看机构和困难谁先倒下。
5、12地震过后，爱艺文化发展中心(下称爱艺)针对地震新增农村地区伤残青少年的需求做了一系列工作，其中包括治疗费用的资助。爱艺的重点工作区域是四川青川县，青川是地震极重灾区，有400多位青少年因震致伤、致残。受伤两到三年是外伤恢复关键期，如果不能得到充分、及时的治疗，就可能“由伤转残”、“轻残转重残”。
爱艺：从山东来到四川
据统计，青川县的400余名4-18岁的受伤青少年申请残疾评级，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民的孩子，其中大量骨伤，少量合并内脏、视力损伤，个别精神伤害。青川农民收入主要源自外出在建筑、矿山、工厂流水线和装修等行业打工，在本地则为小麦、玉米种植和猪、牛养殖。因震致伤致残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郭虹告诉记者，应对震后农村地区新增伤残人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伤残青少年及家庭眼下急需的是伤病治疗资金(伤者正处在恢复关键期，如不及时治疗，很可能“由伤转残”“轻残转重残”，对一生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同时普遍有心理支持需求、与治疗和康复相关常识需求，接下来需要进行就业辅导、生计培训及产品销售支持或其它支持。
针对青川伤残青少年的需求，结合机构十几年来关注中国残障事业的思考基础，“爱艺”致力于在原地、原有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由前期外部机构介入主导逐步过渡到本地人自主的农村伤残人问题解决模式。
“爱艺”来自山东，从1993年开始，“爱艺”便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工作模式，不做常规的“助残”或者“扶贫”，而是致力于发掘残障人士自身潜能，推动他们自助并且助人。用文化传播的方式，通过写作、出版、纪录片拍摄、展出和培训等手段，为残障人搭建一个平台。重点工作方向是残障人中的特殊群体——一群成绩卓著的残障美术家。“对全社会而言残障美术家问题本是‘偏门儿’，但对地震伤残人士来说，用工艺美术方式解决生计问题恰是上佳选择。”爱艺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人寇延丁告诉记者，地震发生之后，“爱艺”一直在四川寻找符合机构使命，又能够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事情。
筹钱：灾区伤残孩子的需求
在川北大山深处的青川县，“爱艺”希望通过家访，尽可能详尽地了解灾区孩子们的需求，确定最佳工作计划。在青川的前期调查过程中，伤残孩子们的故事深深触动了他们。
“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一个孩子在一幢导致数百人伤亡的宿舍楼里午睡。在倒塌瞬间跑出了那座“死亡大楼”，却被头顶掉下来的一块预制板砸倒在地，一只臂膀被砸在下面，骨折了，皮肉还连着。他拼命用力，生生扯断了自己的皮肉，逃离了那座正在坍塌的楼房。”郭虹告诉记者，他是震后第一批成功逃生并获救的人，最早被接到后方治伤，配了假肢。但是，这个聪明、活泼、爱打篮球的孩子却怎么都无法接受自己“残疾”的事实。带着那个“该死的假肢”回到家乡，原本懂事的好孩子脾性大转，像是变了一个人。医生再三叮嘱他要戴假肢，因为在成长发育期，戴假肢有助于平衡脊椎所受的压力，不致长歪。但是他不肯配合，父母一说，好像终于找到了发泄的由头，大发脾气。后来，这个孩子离开了故乡和学校，跟着外出打工的父亲出了远门。青春期合并致伤致残，问题更加突出，“爱艺”确定自己的工作目标，就是在地震中受伤的农村地区的青少年。
第二个孩子受伤的部位，只是脚上的大拇趾，在切掉了粉碎性骨折的脚趾后，很快出院，回到了房屋倒塌的“家”。本来，都以为脚趾截掉只是小事情，没有想到，一个更小的隐患——一片碎骨茬引发了炎症。当地本来就缺医少药，小伤小病都是顶一阵就过去了，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住房重建这个家庭已经借了不少钱，实在没钱为孩子检查治病了。后来，脚趾的伤引发血液感染，脚和腿都变黑了，甚至还有可能致命。
“因为没有去县城治病的几百块钱就可能送命!这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愤怒的逻辑。”郭虹无奈地告诉记者。鉴于伤残孩子们的需求，“爱艺”迅速确定了在灾区立马要做的工作，就是为这些孩子寻找治病急需的钱。
从2009年3月起，爱艺开始与一个资助方接触，他们一直专注于为孩子提供服务，非常愿意拿出一笔钱，为100个孩子提供医疗费用资助。但他们要求：这项医疗费用不能平均发放一刀切，要确保解决孩子的实际问题。资助方要求我们的执行方案能够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保证每个孩子得到的资助都是恰如其分的?第二，如何保证这笔钱都用于孩子治疗，不会被挪用?
这两个看起来简单的要求，却让寇延丁陷入困境。伤残孩子的需求很多，爱艺做过系统调查和分析，这个项目需要满足其中一种：治病所需资金。若想满足孩子们的需求，就必须首先满足资助方的需求，拿出一套让他们认可的方案。但每个孩子的伤情都不一样，恢复程度也不相同，在后续治疗中需要的资金会有很大差异。也许要经过多次走访，才能确定一个资助数目。爱艺执行过面向受伤孩子的“一对一资助”，在青川做过大量家访，对家访所需的时间和人力已经有了大致了解。许多孩子的家都是在深山里，住得特别零散。“我们去家访，运气好的话，一次家访一天就能完成，有的往返需要两天。青川多雨，路况又差，适宜家访的时间只有一半，完成一个孩子的两次家访平均需要四天。”
即使爱艺家访工作做好了，只能回答资助方的第一个问题。要满足资助方的第二个要求，还需要与孩子就医的医院建立沟通，需要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负责审核相关支出是否合理、必须，因为资助方已经提到了，此前有机构遇到这样的情况，患者家长利用医院里的熟人关系，虚开治疗发票多领资助，明明只花了两千，开出来的发票却是两万。
医疗费用的确认和审核兑付都需要大量人力和专业背景，若想再监控治疗流程……这么算下来，爱艺就要在青川配备一个极其庞大的团队，若想在较短时间里完成对100个孩子的批量家访，那就需要一大队人马。而资助方给的，只是一个人、半年的工资。
高兴：方法找到了
NGO就是做服务的，双方都是爱艺服务对象。资助方要求确保治病的钱不会被挪用，要求资金发放的数额恰如其分，要求保证治疗的效果，爱艺应该满足这些需求。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爱艺怎么来满足这些需求?虽然满足资助方的需求看起来困难重重，但是寇延丁不想轻易放系。
寇延丁对记者分析：采用上面的方式，如果把需求比作“水”的话，我们就是“坝”，水涨，坝高，水再涨，坝再高。需求越多，机构越大。若想真正实现个体化服务，这个“水”是在无限上涨的，我们怎么办?在前面说到的这种逻辑里，且不说这种万金油式的服务能否保证品质，单是无限上升的机构运行费用就有可能把机构自身拖垮。
“我们被这种前景吓住了，看来‘筑坝拦水’这条路是走不通。大禹治水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听说过，都知道‘堵不如疏’的道理。那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修渠引水’呢?”
花了很长时间，费了说不清的周折，这个办法还真的找被寇延丁找到了!办法是为这些受伤的孩子定制一份保险。“‘不为已经发生的伤害承保’是保险业的通则，但这一份保险不是风险性的，而是一项交由保险公司执行的“整存零取”业务。爱艺把一笔整钱存入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负责根据每个孩子的实际支出审核报销。”寇延丁很兴奋：“保险公司有完整的审核兑付机制，有具备医学背景的专业审核人员，能够保证医疗费用报销的必须与合理，保险审核的目的是‘不该报的一定不报’。我们再对保险公司形成一道监督关系，监督报销充分、及时，我们审核的目的是‘该报的一定要报’。这样一来，资助方的两个要求，全都可以满足了。我们的“保险方案”很快得到了资助方的首肯。”
苦恼：新麻烦来了
架构设计好了，爱艺再去寻找保险公司。用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接触了在国内开展工作的三十多家寿险保险公司业务人员，最后与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商谈并达成共识，用“特需医疗保险”方式承保。受伤的孩子只要提供所需资料，不花钱就可以进行保险登记，先治病，后报销，保险公司负责审核兑付。在这个设计里，保险行业的“渠”是现成的，爱艺要做的事情是：在资助方和孩子的需求之间，再挖一些“支渠”，实现连结，把“水”引过来。
而在进入保险之前，爱艺对参保的孩子还有一个要求：必须参加“新农合”。“新农合”每年只需交20元左右，就可以享受最高数千元住院医疗报销，这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民间机构不去越俎代庖，“我们主要做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拾遗补缺的工作。
进入到执行层面才知道，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千辛万苦已经完成的工作，仅仅只是一个开头。”寇延丁发现新的问题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四川省华夏保险分公司不敢收爱艺的钱。爱艺是四川省外机构，“异地承保”是保监会所不允许的，要想为青川的孩子投保，爱艺必须找到四川省内的机构作为“投保主体”，从他们的帐户里把钱划到保险公司。企业中转这笔钱不仅要付5.5%的营业税，也要承担一定风险，最后找到的是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仍然要付营业税。找到中转机构后，又要做很多解释和说服工作，让资助方接受因中转而增加的营业税。而后，还要重做全套的合作方案，把原来爱艺与保险公司之间签的合约变成了两套约，由接受爱艺委托的机构作为投保主体与保险公司签约，然后爱艺再与委托机构签一个约。这套手续做下来，再会同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到学校为孩子做了入保登记，就到了年底。至此，从资助方到保险公司之间的“渠”算是打通了。
第二个问题：保险公司的问题。华夏保险是新成立的公司，处于业务开拓期，业务员在前期沟通过程中非常主动。但是新公司服务网络不健全，在青川县没有分公司，孩子们发生报销时要先把票据邮寄往成都。由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的原因，与爱艺洽谈保险方案的人并不是保险登记和赔付执行者，保险公司内部沟通不畅，解决问题过程中遇到了工作人员之间的推诿，凭添许多难度。
轻松：困难倒下了
还有第三个问题：受伤青少年方面的问题。许多受伤青少年家长此前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有人为农村医保的赔付奔波，历时一个多月，单是路费就花了两千，只报销了一千多块钱，因此对保险产生了不信任感，连带对爱艺的方案也没有信心。为了让孩子和家长接受这种方式，对已经发生治疗费用的孩子，由爱艺上门收集发票，手把手地教他们整理报销资料，再交给保险公司以推动首次报销。在家访过程中一再提示报销流程，提醒家长保留治疗票据，对发生治疗费用的孩子每月发一条提醒短信提示报销。
寇延丁感慨，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说创新好，但真正创出来的没多少——创新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一则问题层出不穷让人疲于应付，二则我们“后方空虚、供给不足”，两个人(有时三人)投在四川一年，资助方只负担一人、半年的工资，我们做得越多，“赔”得也就越惨，某种程度上被整成了一场拉力赛——看我们和困难谁先倒下。
“幸好我们比困难顶得更久了一点，到了2010年6月终于‘全线贯通’，保险公司兑付了首批赔付金。只要有人成功报销，就能产生示范效应，更多的报销事宜，已在执行之中。
到2010年6月30日与保险公司签订批量执行前的最后一个补充协议，我们的工作算是真正告一段落。”虽然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寇延丁还是对记者自嘲：盘点我们的投入，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
但“账”不能只是这么算，我们用了这样的时间和精力看起来只是完成了青川县百余名孩子的保险登记，其实也是在做打通阻滞、疏浚网络的工作，把NGO回应个体化需求的想法与现有规范成熟的商业体系之间做一个联通，这种尝试的“获益者”不只是我们的直接服务对象和我们组织自身。如此说来，应该还是“合算”的。想到这种创新，寇延丁又很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