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上半年，关于湖北公益组织的疫后生存状态，行业讨论热烈。进入下半年，真正到了湖北公益组织恢复元气、谋求新发展的实干阶段。
今年4月，南都公益基金会（下称“南都基金会”）联合16家公益基金会发起“支持湖北公益发展联合行动”。其中，南都基金会宣布，将分批次提供101万元资金支持湖北公益组织的疫后发展，首期资助30万元非限定资金已到位。
8月份，南都基金会实地走访了湖北公益组织。在走访中，南都基金会对湖北公益生态有哪些观察，又对外部力量应提供的支持有哪些思考？针对这些问题，《社会创新家》专访了南都基金会项目总监杨丹。
杨丹
《社会创新家》：行业之前对湖北公益生态了解非常少，这次你们走访湖北，对当地公益发展情况整体观感如何？
杨丹：这次我们拜访了湖北10家社会组织，包括1家基金会，还拜访了当地的专家、学者，以及一些活跃的公益人，还与孝感当地的一些公益组织进行了座谈。
湖北的公益组织过去与外界交流沟通不多，这次实地走访中，我们遇到了本地一些活跃的组织和个人，他们都不认为湖北是“公益洼地”。通过走访，我们也亲身感受到了湖北公益生态丰富多样的一面。
《社会创新家》：公益组织、社会服务机构活跃度怎样？类别、规模、能力如何？
杨丹：湖北公益的特点是，地区民间公益力量很活跃，主要以志愿者组成的义工联合会形式开展工作，他们有全职团队，又纳入大量志愿者，既能直接开展服务项目，又可以兼顾支持性功能，开展符合当地公众需求的项目。比如荆门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荆门义工联）就是一个集合“义工+社工+社企”的公益综合体。他们在撬动本地资源、联合志愿者开展各类项目的同时，依托社会企业模式开展生态种养基地，帮助贫困家庭脱贫。
除了义工类组织，当地还有一批专注服务特定人群的专业服务类机构，比如服务性少数群体以及做艾滋病防护的“武汉为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服务社区精神障碍人群的“武汉清晨创新公益发展促进中心”等。
这次去湖北实地走访，我们没有专门拜访武汉地区的社工机构。但通过跟湖北的学者交流了解到，湖北大部分社工机构集中在武汉市，主要是依托武汉高校的社工专业建立起来的。他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和外部基金会服务项目资金，机构规模也相对较大。
《社会创新家》：支持型机构、枢纽机构有哪些？
杨丹：湖北有专门支持和孵化社会组织的支持型机构，如“武汉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和“武汉乐仁乐助公益发展与社会创新中心”，他们为社会组织提供能力建设、技术支持和链接资源等。此外还有像孝感市义工联合会（孝感义工联）这样的机构，他们是壹基金联合救灾网络湖北的枢纽机构，在灾害救助、儿童发展等议题领域为省内更多民间公益组织提供支持。
总体而言，湖北公益生态不缺多样性，各类社会组织都有，和其他地区的社会组织没有什么差异，相反还非常丰富。
《社会创新家》：当地公益组织、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联动能力如何？
杨丹：湖北不同类型的组织间的互动不是很充分，横向连结还是不足。南都基金会从今年开始着手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按照我们的理解，本地资源解决本地问题，是一种比较良性的区域公益生态模式。如果区域内各组织不能有效联结，至少对区域生态的形成会是一种阻碍。
《社会创新家》：疫情影响下，突显了“联结”“合作”的重要性？
杨丹：就这次走访来看，确实发现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有联结意识了。比如，武汉南湖街道的社会组织今年在合力申报、执行政府项目。往年，大家是各自申报，今年因为政府资助减少，大家开始“抱团取暖”，这也是一种联结方式。因为今年单个机构能拿到的资金量非常有限，如果依然像往年一样，很可能谁都“活”不好。
并且，在湖北当地，学界、基金会和公益组织也都意识到了要协同合作。比如荆门义工联等一批“实务”机构，也在和湖北高校的学者筹备在省内建立公益研究会，希望促进学者和公益组织的协同。湖北省内一家企业基金会也在疫情防控中通过与志愿者组织合作，认识到民间公益的力量，表示要加强与本地志愿者组织的联系。
走访一行人与孝感市义工联合会团队座谈
《社会创新家》：湖北社会组织整体上能力建设情况如何？有哪些能力建设相关需求是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的？
杨丹：我们都认同能力建设对一线公益组织很重要，但很多时候我们所“以为”的能力建设需求并不真实。
走访湖北前，我们以为公益组织更希望在写项目书、筹款等方面提升能力，真正深入一线才发现，不同组织的需求各不相同。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对那些最初由几位爱心人士发起的“非专业”组织来说，文书写作、与政府沟通这些基础能力的提升都还没有得到满足；而对专业服务机构来说，如何优化干预方式、实现项目迭代升级，可能是更迫切的需求。
我们也呼吁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更多深入一线，了解最真实的需求，确保自己的支持真的能落地。
《社会创新家》：根据你们的观察，对于湖北公益组织来说，外部给予的资源支持是充分的吗？
杨丹：短期来看，确实有很多外部资源流入了湖北。但公益行业，包括社会组织的发展，毕竟不可能在短暂的一两年内完成。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外部资助的申报对象必须是社工机构，因为有些项目的开展要求有专业社工提供精细化服务，所以短期来看，社工机构得到的资源是相对较多的。但是，购买社工机构服务主要是以“社工定岗”的形式，即社工组织承接项目时，由政府购买社工岗位。疫情导致部分岗位需求增加，但第二年如果因项目结束导致资源无法跟续，机构还能不能“养”得起这么多社工，就是个问题。
一些专注某一议题、某个领域的社会组织，可获得的资金较往年明显减少，资源显然是不足的。
作为资源上游方，湖北本地基金会的发展也是不充分的。我们所看到的当地基金会大多是企业基金会，对公益行业、公益生态的关切还有待加强。不仅是湖北，对于任何区域的公益生态来说，单靠外部资源一定行不通。关键是本地资源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社会创新家》：基金会肩负着促进区域公益生态发展的责任，为何灾难降临需要基金会提供支援时常常措手不及，问题出在哪里？
杨丹：侧重于募集资源支持社会组织，这是基金会作为价值链上游的理想状态。但就国内实际情况来说，我们与这种理想状态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国内虽然有8000多家基金会，但做资助的非常少，资助型基金会数量可能不超过100家，其中还包括在自己关注的议题上做少量资助，同时又自己执行项目的混合型基金会。
国内几乎没有像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那样，可以提供足够大的资金体量支持中小公益组织发展的基金会。而且，国内尚没有政策环境支持基金会做一些金融创新，比如福特基金会6月份宣布，将大规模发行社会债券募集资金，为NGO“输血”应急。
虽然各种类型基金会在全国都有分布，但我们认为，想要对区域公益生态有更具体、更落地化的支持，区域型基金会或议题型基金会在其中必须发挥关键的作用，单靠全国性基金会“撒胡椒面”式的支持并不现实。另外，不论是基金会还是一线公益组织，更可取的做法可能还是抱团取暖、联合行动，共同寻找资源。
走访一行人与荆门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主要理事座谈
《社会创新家》：在“支持湖北公益发展联合行动”中，南都基金会宣布支持101万元资金。7月初，第一期资助名单已经出炉。筛选标准有哪些？
杨丹：因为疫情原因，我们暂时无法到一线调研，所以第一期资助是先通过参与联合行动的基金会内部推荐，形成候选名单，再结合公益组织的需求和已经获得的援助情况，注意避免资源重复投放，选定了资助对象，并且确定是非限定资助。
我们希望，被资助机构必须是在疫后阶段，机构的服务项目已正常开展的湖北省内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因为我们提供的非限定资金主要是支持机构运营，使这些机构可以继续顺利开展服务项目。
我们了解到这些机构已获得的资金使用方向多为项目资金，但缺少可以支持团队运营和发展的资金，所以我们第一期以提供小额资助的形式，贴补社会组织的运营资金。
《社会创新家》：3万元足够帮它们度过生死难关吗？
杨丹：我们并不确保3万元就一定能帮助公益组织解决生存问题。但就我们在其他省份了解到的情况而言，一线公益组织非常需要非限定资金。一家山东的枢纽机构分享过一个例子，有家县域公益组织因为年终总结时有资金结余，特别高兴，对方问结余多少，答道1万元。这个例子说明，5千元、1万元对基层的社会组织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今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山东省社创，当时也是靠着正荣基金会资助的5万元养活了第一个全职人员，后面才慢慢发展起来，成为山东省内一家枢纽型机构。
在这次湖北走访之后，我们还拜访了山东、甘肃和贵州三个省份的公益组织。比较这些省份的情况，我们发现，地区公益生态的格局受当地政策、文化、社会背景以及公益发展的阶段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各自的特点，而影响和推动公益生态格局变化的因素也可能会有差别。
从我们实际工作的角度来说，南都基金会关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我们会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设计下一期支持方案，会继续投入资金和人力关注湖北公益生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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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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