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于11月22日至27日举办，主题为“因势聚力，协创未来——变局挑战中的基金会”。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长康晓光在闭幕主论坛的演讲，题目为《置身互联网环境之中，思考基金会的功能和对策》。
*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
康晓光：置身互联网环境之中，思考基金会的功能和对策来自人大公益创新研究院00:0029:47
要点速读
慈善部门应该做的是 联合起来，自觉地、主动地塑造慈善资金配置机制，让互联网筹款平台成为服务于慈善事业的、开放的、透明的、公平的、负责任的、联结公民、企业、慈善组织、受益者的资金配置平台。
在此条件下，寻求慈善与平台运营主体的双赢。这是真正的“双赢”，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更不是厚颜无耻的“某某赢两次”，如慈善赢两次或商业赢两次。
以下是讲话正文
非常感谢论坛的主办方。论坛一路走过来，已经是第12届了，今年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还办了一场持续6天的年会，效果非常好，非常不容易，祝贺！我今天向各位朋友报告的题目是：“置身互联网的环境之中，思考基金会的功能和应有的对策”。
十年前，中国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型基金会都是行动者，并不是我们所理解和认为的是一个资金的配置者。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十年前我们所理解的基金会及基金会的实际状况。
在那时，互联网虽然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但影响并不深入和全面，不像今天这样无所不在。所以，十年前最正宗的看法是，基金会，在我们今天所谈的慈善生态系统中，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分工和合作体系中，承担着汇聚和再分配资金的功能。我们把基金会看作是慈善资金的配置者，在专业化+分工+合作的体系当中，它实际上是一个汇聚和再分配资金的“中介”环节。因此，我们当时一直在垢病和抨击大型的公募基金会，因为它们垄断公募权利，而且筹了钱自己花，根本不给别人。
实际上，十年前，中国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型基金会都是行动者，并不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资金的配置者。早期的基金会，如中国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儿基会等等，都具有非常正宗和强大的官方背景，只有它们能够拿到公募的权利，也只有它们才能得到国务院特批的税收减免的优惠。尽管已经出台了《公益事业捐赠法》，但一般的非营利组织，包括基金会在内，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法律承诺给予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还属于“特权”，而不是可以普遍享有的“权利”。这些大型基金会，在成立时没有自有资金，所有资金都来自于公募，而且需要用项目进行筹款。他们必须做事情，也就是做项目，用项目去筹款，筹款之后也只能用于自己的项目，也就是自己花，因而也就不能分给别人，也就无法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另外，当时的公益领域并没有太多可被资助的组织和项目。再者，业务主管单位也不允许。所以，二三十年前成长起来的一些著名的草根组织，基本上依靠如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大家都是“喝洋奶”长大的。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这期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互联网公募平台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基金会的影响非常大。基金会最纯粹的功能，也就是资源的汇聚和再分配的功能，受到互联网公募平台严重的侵蚀。
在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公共募款平台成为慈善生态系统中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发挥了重大的功能。
一开始，公募基金会或者说慈善部门，把互联网当成工具使用，互联网比较被动地参与公益事业。基本的运行模式是：公募基金会把自己的项目放在互联网上筹款，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是“新浪微公益”。
后来有了进一步发展，草根组织把自己的项目挂在公募基金会名下，这样一来，草根组织的项目和公募基金会的公募权结合起来，再到互联网上去公募。实际上，这是公募基金会把公募权力与行业分享，草根组织借此用自己的项目直接在互联网上募款。在这个过程中，资金要经过公募基金会，也会被收取一点管理费，但一般还是比较低的，有的甚至免费。
整体来说，在这个阶段，互联网都还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
事到如今，质变发生了，互联网公募平台变成了主导者，一些走在前面的互联网平台转变为公募活动的组织者，在活动的发起、规则制定、组织管理、对各类参与者的甄别，还有对数据资源的垄断占有方面，都占据着主导性的优势地位。反过来，无论是大型基金会，还是小型基金会，还是草根组织，都成为了配角，都是被动的参与者。
互联网公募平台拥有主导权，而慈善组织成了跟随者，“99公益日”最能反映这一问题。我们看到，慈善领域中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在忙着学习腾讯制定的规则，都在研究怎么运用规则分一杯羹，等而下之的，则琢磨怎么钻空子、投机取巧、从中渔利。我们也已经看到，围绕着“99公益日”的培训市场俨然已经形成。
这些慈善筹款的空间、渠道、运行机制、主体资格，由互联网平台创造、管理、主宰。规则的制订者是企业，而不是慈善组织。可以说，第二部门在给第三部门建章立制，游戏怎么进行、谁有资格参与、资源怎么分配等等，都由公益领域之外的势力决定。
互联网公募平台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基金会的影响非常大。基金会最纯粹的功能，也就是资金的汇聚和再分配的功能，正在受到互联网公募平台严重的侵蚀。
所以，互联网公募平台的出现，对公募基金会的冲击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今天的一个公募基金会，如果没有自己过硬的项目，单纯就是一个把钱汇集到自己手中、然后再分配出去的机构，其生存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小，承受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些二三十年前起步的大型公募基金会，歪打正着地靠自己的项目筹款、自己花钱，反倒在今天面临的压力不是那么大。
自己有钱的非公募基金会，要么依赖有限的几个金主，要么有稳定的大捐方，受到互联网公募平台的影响倒不是太大，因此可以“自主地”决定做什么。
此外，公募平台的存在本身，淡化了基金会和一般社会组织的差异。如果公募权开放了，如果公募的渠道开放了，大家都可以非常便捷地进入这个场域当中，实现组织的募款功能，那么是不是基金会、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其差别就并不那么重要了。
互联网对公益的影响，是改变了慈善生态系统所依赖的气候和土壤，可以说这个变化是非常之大的。
如今互联网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基础设施，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整体运行都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之上，所以它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互联网正在改变慈善生态系统的气候和土壤，它绝不仅是一个工具而已。当气候和土壤变化的时候，生态系统也会随之改变，相应的某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结构位置、应该发挥的功能、各种成长机会，都会发生变化。当土壤和气候变化的时候，生态系统改变，相应的生态位也在变化，每一个物种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需要基金会思考的重要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塑造慈善生态系统的土壤和气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一个是政治或者说权力，一个是经济或者说市场。
十年前我有一篇文章写“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到今天来看，情况丝毫没有改变，甚至越来越严重，第三部门的独立性越来越弱。
就基金会的职能和功能来说，就资金的汇集和再分配而言，十年前主要是由政府通过垄断和控制公募权力来操控。今天不仅权力依然在发挥作用，而且又增加了另一股商业的力量，通过资本的介入来操控慈善资金的配置权力。
大型互联网公司所经营的公募平台，本身的支配权非常大，但由于商业的支配经过“自愿”的包装，我们的感受不那么强烈，也不那么反感。实际上，当它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甚至占据垄断地位的时候，你就别无选择了。这里没有什么“自愿”可言，你必须接受它给你的一切。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知识界、新闻界会更加警惕商业或资本的力量。而在中国，由于存在一个更大的恶，大家对商业和资本的警惕就降低了，关注它的负面作用的热情也小了。而且会觉得资本和公益也一样是受害者。这样一来，我们就看不清“披着羊皮的狼”，殊不知实际上它也是狼，也需要提高警惕，也需要受到应有的约束或制衡。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那么，在这样的情景中，慈善部门能做什么？又应该怎么做？我们除了学习、适应、追随，跟着“腾讯规则”走之外，我们还能做点什么？我的建议是，慈善部门，尤其是基金会，应该联合起来，自觉地、自动地塑造慈善资金的配置机制，建立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公平的、负责任的，连接公民、企业、慈善组织、受益者的资金配置平台。我们应该主动地塑造这个机制，让互联网公募平台成为服务于慈善事业的工具，而不是把慈善事业当工具、满足企业经营者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再去寻求慈善与商业和谐发展，寻求一种“双赢”的结果，就是慈善与商业的双赢。目前的情况来看，慈善是受益者，但是受益没有商业那么多。今后应该成为一个真正双赢的格局，这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也不是商业赢两次而慈善满盘皆输，或者慈善赢两次商业满盘皆输。真正的双赢，慈善和商业共同获得发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基金会要思考自身的问题，首先还是要回到慈善本身。在公益慈善领域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使命。对于慈善和公益的理解，我主张用“利他”来定义，而不用“公共性”。公共性相对比较狭窄，它只是利他中的一小部分。如果讲西方法学意义上的公共性，那传统慈善的很多东西，如同事、邻里、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就都被人为地排除在慈善之外了。这类互助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时无处不在发生，对我们的影响甚至超过所谓的正规的慈善组织所做的慈善。实际上，传统的慈善在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用“不确定的多数”之类的概念来阉割慈善，不仅脱离实际，也不符合历史和文化的传统。
同时也要有整体观。用“慈善生态系统”的框架来观察和思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现代社会中，慈善的功能是由整个慈善生态系统来承担的，每一个组织和个体都是在慈善系统中来发挥作用的。所以，我们要有整体观，用整体观观察和思考问题，并找到自己的定位。
要牢记初心和使命。我们来到这个领域，每个人都背负着使命，有自己的价值观，在每日的工作当中，如何把使命和价值观落实下去，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最后，我想讲一下什么是“好的基金会”，好基金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现在大家一谈到基金会，首先就想到钱，谁有钱、谁钱多，谁就是好基金会。基金会没钱肯定不行，但是光有钱也不够。比如中国青基会，1990年代的支出规模远远比不上今天，但今天青基会的影响力和1990年代已经无法相提并论。像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支出规模每年也就是一个亿上下，和现在的国内大基金会动不动几亿、十几亿的年支出相比，肯定是无足轻重，但是，就对中国第三部门的整体影响来说，国内那些大基金会全加起来也比不上它。
基金会要产生真正的影响力，除了钱还需要什么？首先，就是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不是虚的，不是挂在嘴上的，不是贴在墙上的，是真正可以指导行为、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东西，需要落实到战略。其次，是战略，也不是简单指做什么项目或不做什么项目，最重要的是一些理念、思想、理论、方法论，它们能够有效地支持价值观。第三，除了正确的价值观和恰当的战略，还要有一套有效的行动工具箱。工具箱中包括资金，但是绝不仅是资金。第四，在行动的工具箱之外，还有就是外部的合作网络，因为钱只是基金会做成事情的一种资源，要让钱发挥作用，除了基金会自身之外，还要储备各式各样的合作者，尤其是与一些优秀的合作者形成的高效率的合作关系，基金会必须有能力来维护这样的网络。以本次抗疫为例，只有一个好的合作网络，基金会才能够在灾难来袭的时候，迅速行动起来，并且可以抵御各式各样的冲击，否则仅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支撑这一切。所以，外部的合作网络非常重要。第五，再者是组织文化，第六，最后是团队。毕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基金会有好的组织文化，就有一套强有力的无形资产，任何人进入组织后，就等于进入一个熔炉，他会被组织所塑造；而不是换一个人后，组织就面目全非、南辕北撤，那是最可怕的。一个真正强大的组织必须有自己的强势文化。具备了以上这六点，基金会才会形成自己的影响力，才会真正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谢谢大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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