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机构介绍
教育研究表明，无论国内外，教师教学经验的缺乏与教育效能的落后已经成为其所带班级学生学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国欠发达地区，教师群体职业素质和成长环境带来的种种问题，更是扩大了对当地教育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快教师群体的职业成长，帮助他们渡过职业发展的瓶颈期，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
2013年开始，西部阳光基金会设立乡村教师培训项目“青葵花导师计划”，2015年起，刘烨任项目主管。青葵花导师计划为乡村教师提供高效、专业、可持续的学习成长解决方案，以回应当前乡村地区教师支持资源在专业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上难以满足教师职业发展需求的挑战。
截止到2020年12月，青葵花导师计划项目已在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宁夏、四川、重庆、贵州、河南、云南等10个省份的31个区县，提供教师培训服务，累计服务的教师人数超过11000名，间接服务的学生人数超过550000名。全国18家伙伴机构、超过300名城市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加入青葵花导师计划，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努力，共同改善中国乡村地区教育环境，推动教育公平发展。
刘烨的公益之路并没有太多曲折渊源，对于访谈中的问题，他的大部分回答都是“我没有感到有太大困难”，言语间就是一种四平八稳的北京范儿。
2010年，刘烨考取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专业是教育人类学。由于导师主攻中国乡土教材研究领域，刘烨机缘之下参与了大量和乡土教材有关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因而接触了大量相关主题的公益项目。不过，身为学生的他主要参与的是项目后期的脉络梳理和成果研究环节，项目的前期开展则很难接触到。
“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些项目案例特有意思，想知道它们到底是怎么做的，毕竟这是你在学校里很难碰到的东西。”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刘烨发现很多项目会出现“某某公益基金会资助”的标注说明。公益基金会又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出于一种“想要了解书本背后的公益项目”的好奇，刘烨在研三那年以实习生身份进入了西部阳光基金会，寒来暑往，转眼就是8年。
“我就是想看看真实的社会”
我们问刘烨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北京人，为什么毕业后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加入公益组织？巧的是，这也是当年刘烨面试西部阳光基金会时，被时任秘书长的来超问到的问题。
“她当时就问我说，我们这地方要频繁出差，收入说实话也不高，你一个北京小孩儿为什么想来我们这儿工作？图什么？我就反问她，‘如果是你，长了24年，一直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你就没想过出去看看这片土地真实的样子吗？’”
所以促使刘烨关注公益的其实是他对人类和社会的求知欲。他说，他喜欢到偏远地区进行探索，近距离地观察人群，然后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在安全岛里进行消化。
“我小时候的职业理想原本是当记者，我也曾尝试报考传媒，后来才换成了人类学方向，但去探寻真实社会、人生百态的好奇心始终没有熄灭。”无论是儿时看父亲在书摊上淘到的《黑镜头》，还是长大后大量阅读国内外纪实报道时，刘烨都会好奇那些文字和图片背后的人和事。“看到那些窑洞学校的照片，我不禁就去想，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总之，24岁时的刘烨选择西部阳光的是为着一个实诚的理由：透过书本可以看项目，透过项目可以看社会。有人愿意付工资让你去感受真实的世界，可以用年轻的时间做些更理想化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不得不说，进入公益行业后，这样的机会有的是。“记得2013年第一次去甘肃出差的时候，我坐的大巴正在土路上堵车，然后我就看见，爆土狼烟的乡间公路中突然冲出一辆最新款保时捷，车牌还是我要去的那个国家贫困县的。这个反差太强了，当时就刷新了我对贫富差异的认识。——别说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了，你看，就一个县城里，人与人之间都有这样的差距。”
贫困县出差结束后的第二天，刘烨马不停蹄地前往资方公司进行汇报，高级办公楼里，满电梯的阿玛尼和Gucci又给了他一次冲击：做公益，可以让人在24小时之内感受到如此巨大的阶级差异。
刘烨觉得这就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公益存在的意义：“保时捷、阿玛尼，代表的是第一次市场经济分配所达到的效果，但是很多人在第一次分配下处于弱势、贫穷的序列。这些人的出路是什么？他们不是不努力，也不是基因差，都是同一片土地上的同等的人，社会对他们来说是有责任的。”
做公益就是要在第二次分配的时候，用更加专业、可持续的方法来弥合第一次分配造成的裂痕，修补第一次分配后造成的矛盾。在观察世界的途中，刘烨找到了这种价值。
“项目逻辑不通我才痛苦”
作为年轻一代的公益人，刘烨的成长速度着实算快的。他自实习期就开始参与西部阳光的“青葵花导师计划”项目；加入项目后的第二年即转为全职，正式成为主带项目的项目官员；第三年则开始以项目主管角色负责项目的相关管理工作，人员、预算、活动、传播，基本实现一把抓。
按照时间线，刘烨是在“青葵花导师计划”正式立项1年后开始全面接手的。传到刘烨手里的项目已经经过了几次改良：
“青葵花导师计划”的雏形主要是凭借理事会的资源，与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请专家教授去给乡村教师开办讲座，但初期执行团队很快就发现，这类讲座的门槛较高，与乡村教师们的一线工作很难建立联系，无法产生真正的学习效果。
调整后的项目模式改为选拔乡村教师到北京进修学习，除基础讲座外，项目还设置了各类参与式活动，得到了很好的反馈。但这种“小而美”模式有个很明显的缺陷：只有小部分参与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受益，且知识技能的覆盖面会受限于即时活动的流程，较为零碎。
再后来，通过理事会和秘书处的资源与努力，西部阳光基金会与山东寿光和青州的教育部门建立了合作，在当地选拔教研员和学科带头人，以导师的角色参与项目。同时，项目在甘肃的2个试点县域选了120名教师作为学员，与导师结对，以线下培训+线上直播的方式，开展3年期的导师制学习。这种尝试可以使参与学员长期受益，真正实现教学技能的内化，甚至促进当地教师团队的整体发展。但这仍然没有解决项目模式难复制、受益群体规模难扩大的问题：导师们提供的知识和技能多带有较强的个人风格，缺乏统一标准、成效难以评估。而且导师制的授课方式会牵扯太多精力，本就有限的导师资源很容易在项目后期变得力不从心，从而使得师徒关系受到影响。
2017年，“青葵花导师计划”在刘烨的主导下开始从导师制向课程制转型。决定转型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一来，项目前几年的尝试已经对不同模式的利弊和可行性都进行了足够的探索，也到了该进阶的时候，正好那时候相应的线上课程录制技术也开始成熟了。二来，资方对项目规模的要求越来越明确，外部力量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导师模式毕竟已经运转了3年，刘烨在项目转型初期也会遇到一些内部疑问。“当时也会有意见认为项目模式不用大幅调整，不如缺哪儿补哪儿，缺导师就加大力度找更多的导师资源，你缺50个导师，我帮你先找500个，这总可以吧？这种方式确实是有自己的优势和适用环境，比如学科老师的培养。但只要我们还想扩大项目的覆盖面，那且不说这么多导师能不能管理的问题，导师资源长远来看还是会稀缺。所以面对规模化的需求，只靠导师制就是很难持续的。”
好在西部阳光基金会有非常开明的决策环境，那个时期，基金会也刚好在现任秘书长王丽惠的领导下完成了新一轮管理制度的转型。在项目方向上，管理层比较重视直接项目负责人的意见，当项目现状和问题被阐述清楚后，基金会内部也就达成了基本共识。“所以我倒是也没觉得项目转型受到了什么太大的阻碍。”
转型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手。公益人才难寻，刘烨的团队人数本就不多，到今年也不过只有3个全职人员。2017年赶上人员波动，外加项目转型期对团队成员的要求还不明确，有那么七八个月的时间里，“青葵花导师计划”团队是处于刘烨自己领导自己的状态。
“那时候工作强度是真的大，本身出差就很频繁，我白天要做项目管理，晚上还要到联络和组织线上课程，下班路上得卡点儿联系线上课程的培训师，回了家掐点儿吃饭，吃完饭接着就工作。”
其实刘烨是以一种愉快的口吻回忆这一段的，因为他自己不觉得这个过程有多难受：“其实对我来说，以前最折磨我的是项目逻辑不通畅，是解释不清楚项目效果，是弄不明白自己到底做成了什么。2017年开始，项目逻辑逐渐清晰了，我自己做得反而挺开心的。”
项目人员补充上来后，“痛并快乐”了大半年的刘烨吸取经验，增设了两个常规举措。第一是整理出一个项目品控手册，将具体项目服务拆分到细节动作，使项目流程变得更标准化和流程化，以便新人能快速上手；第二是从项目主管的角度出发，做项目方案时会随时考虑项目人员情况，为每个大型活动都准备针对不同人手情况的备选方案。
“但这些事儿对我来说真的不算是什么。缺人手也不是因为我们项目不好或者管理有问题，行业整体规模的客观因素摆在这里，自己能把该捋清楚的事情做好就挺好的。”
“好的公益项目不就应该这样吗”
从职业能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刘烨的运气相当不错。西部阳光基金会自带较系统和科学的公益项目管理流程，以及相应培训资源，像刘烨这样天生求知欲就强的公益人，只要愿意沉下心学习，基本一入门就能够接受到比较专业的公益项目管理训练。
刘烨很感谢当年指导过自己的赵宏智（现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中心主任）、杨国琼（现致朴基金会副秘书长）、常江（现澳门同济慈善会项目总监）等人，“有好老师领进门真的特别重要。我自接触项目就跟着学习什么叫项目逻辑、方案设计、成效监测，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被他们带出了逻辑性很强的项目管理思维。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好的项目。”
所以在被我们问到对“科学公益”的看法时，他的回应就很有趣：“这应该有什么看法？公益项目本来就应该这么做。有些项目可能因为需要多方权衡，不能时刻保证做到这一点，但不能因为做不到最好，就止步不前，甚至直接转过身忽视它吧？”
2018年-2020年，“青葵花导师计划”在刘烨的主持下完成全面转型，建立了“线上课程+线下入门培训+线下进阶培训+教师组织孵化”的新模式。线上课程以录播+直播、音频+图文的形式展开，覆盖学科教学、班级管理、性教育以及职业启蒙教育等领域，同时配套线上学习社群，用以分享经验、集体教研。项目覆盖地区也从最开始在甘肃的2个试点县，发展到了如今的10个省份的31个区县。
在整个转型过程中，刘烨受到的项目训练都起到了明显作用。比如，“青葵花导师计划”中的职业启蒙教育，就是他结合西部阳光基金会日常一线工作和驻地志愿者长期观察反思的结果。
“我们的主线项目之一是教师的学科能力，但有些县的本科率只有30%，如果再算上那些连高中都没上的学生，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聊到这一块儿的时候，刘烨语速明显加快了，看得出他非常重视。“无论城乡，所有学生都需要职业规划指导，乡村学生，尤其是处在初中阶段的孩子，更需要专业而实用的职业启蒙教育和职业规划咨询服务。——他们是中国数量庞大、距离职场最近且年龄最小的未成年人。”
教育类公益项目容易执着于以学业成绩为指标，但客观情况是，担保每个孩子都考上大学的社会环境还属于未来，这时候就需要有人去看到那只房间里的大象，看到那些没有跨过独木桥的孩子。为了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的需求，刘烨在服务地区的3个项目县组织了前期调研，通过当地教育局协助，到校内进行学生情况统计、认知测评和问卷调查。2018年开始，根据调研结果和试点效果，刘烨联络到可靠的资方和合作伙伴，为“青葵花导师计划”项目加设了职业启蒙教育的培训课程。
当然，项目转型不等于完美，今天的“青葵花导师计划”的发展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困境：项目本身是在为乡村教师提供服务，然后再等教师去服务乡村学生。百年育人，这个漫长的传递过程需要人们能沉得住气，但公益行业这些年有一种越来越没有耐心的风向。
“很多资方都是以1年为周期资助项目，需要长期在当地运营维护的项目和资方追求短期效果、数据的需求不能匹配。”这是刘烨在整个访谈中唯一没有表示“不算困难”的话题，“生效慢的项目也讲不了那么多好听的故事，没有故事就没法更好筹款，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很难培养有能力的项目团队。”
他会靠自己的方式去应对这些问题，比如接棒前辈老师们，有意识地对新人进行项目管理培养；比如学习更多提升领导力的课程，为团队成员设计兼顾个人成长和项目需求的发展路径；比如寻找更好的展现项目效果的评估方式。
我们没有太多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推动大环境的改变，仅靠个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所以如果说现在会有人去质疑‘科学公益’或者其他类似理念的话，他们或许是在质疑整个公益行业的环境和资方的眼光。”
8年过去，而立之年的刘烨已为人父。回望刚进入公益行业的自己，他笑称，有孩子后，自己的公益初衷变得更“自私”了。
我们为什么应该参与到这种创造更好的社会的工作中，为什么不能去加速社会的分裂？这是一个4岁孩子的爸爸告诉我们的，他选择做公益的原因：
“因为只有能为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提供发展渠道的社会才是更有安全感的社会。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下一代会继续往上走，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势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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