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世界“与人无关”
■武夷山
（发表于2020年11月12日《中国科学报》）
2019年12月，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Natania Meeker和Antónia Szabari（两位女作者分别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法语和比较文学副教授）合著的Radical Botany：Plants and Speculative Fiction（本文作者译为“不同凡响的植物学：植物与臆想小说”）一书，该书所反映的批评性植物研究与过去的植物文学研究大异其趣。
过去的植物文学研究，要么对植物这种“低等生命”无动于衷，要么将植物大大地人格化，将其作为人本主义生物政治学的功利性主体。而以西班牙巴斯克大学哲学教授、植物哲学家Michael Mard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跨越了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边界，强调应关注植物在文学上和理论上的自足性。
本书作者则将这类工作延伸到文学和电影领域，她们给自己提出了一项挑战性的任务：在文学和电影范畴内描述植物这种生命形态不同凡响的性质，但是不涉及对植物的人格化描述。
两位作者解释说，她们的研究之核心是关注基于以下认识所产生的臆想小说作品：植物对人类的建构世界欲望“不感兴趣”，也不会作出响应，尽管它们有能力为地球上的人类生命做出重要贡献，也有能力激起人类对植物的敬佩、迷恋和伦理关怀。“尽管人类被植物所吸引，但植物对人类正在构建的世界毫不关心。”
因此，作者需要关注的文本并非绿色浪漫主义和生态文学的作品，而是植物学观察、哲学、非现实主义的文学生产方式、成像技术在电影上的应用等领域交叉处的文本。本书作者爬梳了浩瀚的资料文献，功力不浅，但受限于语言能力和职业习惯，她们所研究的文本之作者基本上是欧美的白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书中各章的写法差不多，都是对两个或更多个文本进行典型剖析或比较，从而“沿着植物路线”对人类经验进行重构。
第一章是对“不同凡响的植物学”的全面概述。
第二章对比了17世纪两位作者的文本，Guy de La Brosse（1586—1641）和Cyrano de Bergerac（1619—1655）。前者是法国植物学家，后者是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前者要探索植物科学的新的可能性，后者要对植物在人类和无限宇宙之间的关联作用进行“文学实验”。
第三章探讨的是借助所谓“乌托邦植物”——被用作想象更美好的事物之基础的植物——对启蒙社会的重新想象。对比的两位作者是挪威作家Ludvig Holberg（1684—1754）和法国作家Charles-Fran?觭ois Tiphaigne de La Roche（《1722—1744》）。本书作者认为，Holberg喜欢将人的品质和能力植物化，而Tiphaigne将所有生命体都植物化了。结果，社会像植物群体一样是“易于被操纵的”，一方面，这导致了社会理想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导致出现新的暴力形态和统治形态。
第四章就是19世纪的事了。该章主要介绍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和美国女作家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60—1935）的相关作品，以明确抵制浪漫时代的植物生命叙事和植物的“互助美学”。
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电影中的植物。作者论证说，人们在屏幕上看到植物的加速生长（如花瓣迅速绽放），一方面感受到植物的陌生运动，另一方面又见证了将植物移出人的感知范围之外的环境的日常运作。
第七章详细分析了恐怖片Body Snatchers（《异形基地》）。作者认为，该片巧妙地利用了植物的不定状态——既是不起眼的“填充物”，也是生机勃勃的生命形态。作者提醒我们，此类植物恐怖片意在让我们关注“植物性的威力”，它入侵了人的意识并影响着意识的结构。
最后一章讨论当代的臆想小说，如Anne Richter（1939年生 ，比利时女作家）的The Sleep of Plants（《植物的睡眠》，1967）、厄修拉·勒古恩（1929—2018，美国女作家）的Vaster Than Empires and More Slow（1971）、韩江（1970年生，韩国女作家）的The Vegetarian（《素食主义者》，2007）以及Jeff Vander Meer（1968年生，美国作家）的Southern Reach Trilogy（2014）。这些臆想小说清晰地展示了人变成植物的可能性，因为植物现代性的词语既消解着人，也重塑着人。
总之，本书发掘出一种植物叙事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中，植物参与了人类想象新世界和展望未来的努力。本书声称，现代性其实是根据“所有生命都是植物性的”这一看法来定义的。17世纪迄今的科学发现告诉我们，植物也是充满活力的，这一认识带来了大量臆想性的文学、电影和艺术作品。
《中国科学报》 (2020-11-12 第7版 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