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废除“记工分”，只能继续羡慕别人拿诺奖
一二十年以来，每年十月上旬网络上人们总要发出许多的感叹：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多拿几个诺贝尔奖。特别是看到我们的东邻，差不多每年都有收获，很多人都羡慕得有一点醋意。这种情结，与普通老百姓看邻家子弟高考能够上清华北大一样，甚至表现出一种焦虑情绪。
这种焦虑，当然表现了我们的进步。如果非常落后，也不会有这种焦虑，有了些进步，距离世界水平靠得近了，似乎有了一些可能，有了一点希望，才能够焦虑。
但是，如果仅仅是羡慕，当然不行。古人说，“临渊而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行。怎样才能够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呢？有人说，不要跟风，要有自己的独创；有人说，中国科学家要“关注大问题”；有人说，要建设好研究团队，要培养“诺贝尔人才”；如此等等。
我想，要有原创性的工作，要关注大问题等，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地想一想，我们的科学家为什么不“关注大问题”，为什么少有自己原创性的工作，为什么多跟风？这后面有没有比较容易看得见、可以改一改的原因。
群体的行动取向，如果没有特殊的外界动力，应当是朝着各种方向的，如果有了某一种特定的方向性的行动取向，必然有它的原因。为什么大家都不关注大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跟风？这后面还是有原因的。
我之所以要说容易看得见、可以改一改，是因为如果根源太深，“劣根性”之类的，说起来模模糊糊，也不知道近几十年内能够改进多少，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如果容易看得见、可以改一改，那么我们不妨讨论一下，是否真的如此？如果真的如此，则应当怎么改法？
我认为造成如今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记工分”式的“绩效工资制”。这种分配方式应当改而且可以改。
对于依靠工资为生的科学工作者和高等学校教师来说，工资分配方式的指向毫无疑问是做工作的指挥棒。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和高校教师不是十八世纪的欧洲贵族，不是家财万贯无忧衣食可以光凭自己的兴趣就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他们必须依靠工资收入才能够养活自己，养活家人。
据我所知，现在大多数像样子一点的高等学校，对于在职的教师，执行的就是“记工分”式的绩效工资制。在那里，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人员的“岗位津贴”实际上都是虚的，需要靠自己每年的所做的工作，折合成“工作量”，参加学院的分配。教师们可以算“工作量”的工作主要有教学和科研两大块。教学工作量基本上是常数，每个学期教一门课，多也多不了多少，少也少不了很多。差别大的部分是科研，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科研工作量的主要部分是论文的篇数及其所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把学院可以分配的总收入除以所有人工作量的总和，便得到了该年每一个“工作量”所折合的人民币数量，这便是高校教师们的“岗位津贴”。这个方法与过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期，每一个生产队的按工分分配制度，从形式上十分相似。
教师们要想多拿工资，靠多教书是不行的，因为就这么一些学生，就这么一些课程，早就按人头分配完毕。教好教赖也说不清楚，过于认真了说不定学生还给一个差评。所以，在这方面的收入，教授与讲师并没有什么差别。差别大的就是论文的数量和刊物的影响因子。在这方面，能发文章的和不能发的、相差确实很大。教授们要想拿回“法定”的岗位津贴，甚至更多地拿一些，就必须多发论文，就必须把论文发到影响因子足够高的刊物上（很多单位对影响因子过小的刊物是不计入工作量的）。由于越来越“重视”论文的质量，影响因子在计算工作量时所占的权重也越来越大。这样做，不但影响教授们的收入，更影响教授们的面子，所以教授们就越是要注意多发论文，把论文发在影响因子高的刊物上。由于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拼命，论文越发越多，影响因子越来越高，得到的“工作量”也就越来越多。然而，就和当初生产队的工分一样，可以分配的总钱数基本上是一个常数（增长很慢），总的工分数多了，每一个工分对应的人民币就少了。用一句当初生产队的话，工分越来越“毛”了（“毛”就是贬值的意思）。
这引起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便是社会一直抱怨的，教师不重视教学。因为，教学在工作量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教书只能够赚到很少一些工作量，教授们还愿意教更多的课吗？要想靠教课来拿到教授的一半的岗位津贴那都是天方夜谭（除非转岗到专门教书的教学岗位，而这是大多数高水平的教师所不齿的）。所以，如今教授们只是教按照规定不得不教的最少的课程。当然，那一部分暂时做不出科研工作的青年教师也就只有甚至乐意接过这些课程，用较多的教学工作量来挣钱，反正他们的岗位津贴并不高。至于教书的质量，与工作量是无关的，也无法相关。除了个别在教学岗位上的教授以外，谁也不会在教学方面花大的工夫。不肯花功夫的教学的直接后果，就是学生不能更好地学到扎实的基本知识。而他们却是我们科学研究的未来，是能否开展新局面的希望。
记工分式的绩效工资，所带来的第二个问题，便是选择研究课题的跟风、研究水平的平庸和粗糙以及研究态度的歪斜、机会主义和侥幸心态。
由于记工分式的分配方式，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直接与教授们的经济收入以及学术声誉挂钩。教授们理所当然地追求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原创性的研究工作与跟风式的研究相比，原创性的工作风险大不知多少倍。
原创性的成果，一开始就认识到其意义的人不会很多，甚至因为与当前人们的认识会有些不同，因而往往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这样，这种论文的发表，所需要的审查时间也往往很长。由于大多数人还不是很关心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很多原创性的工作并不能发表在大家都注目的影响因子很高的刊物上。
跟风式的工作，特别是跟上最热门的风，一般地说，只要没有大的错误，多多少少可以往前走一步，得到若干新的知识。工作容易被同行所接受，发表的等待时间相对较短，对于有经验的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样的研究基本上是“旱涝保收”的，只是收获多少的问题。而原创性的研究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情，除了研究者的水平以外，运气的成分也占有相当的部分。弄不好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时间的浪费也是正常的事情。在记工分的政策指导下，我们的绝大多数教授们都经不起这样的风险。
记工分的分配方式使得研究工作与出成绩的关系变得直接和快捷，“立竿见影”。哪一年工作成果出得少、当年收入就受到影响，展览大厅里悬挂出来的工分表也使得脸面上不好看，相反则是收入大增，脸面光彩。在现在的大学里，恐怕没有几个教师可以不关心当年的收入，也不顾及自己的脸面。
收入和脸面的光彩，又直接影响到学生们的看法。学生总是希望早出成绩，工作能够迅速发表，这样在校时可得到奖学金，又能够按时毕业。因此，工作能否迅速发表，就影响到能否招收到有较高学习、研究水平和能力的研究生。是否有好的研究生，又会引起整个研究团队在收入和脸面两方面的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的问题。对于科学研究工作来说，好的研究生是重要的助手，而有些差生则真是大的负担。如果几年都招收不到好的研究生，那团队真是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为了总是得到有可以发表的工作，在研究方法上就难以精益求精，弄得不好，往往流入平庸和粗糙。
由于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与科学工作者的收入直接挂钩。有了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就往往名利双收，甚至取得比类似的工作者高很多倍的收入和额外的名誉，这样就诱使一些人产生不应有的错误冲动。他们未经仔细检查自己的数据和其他论据就匆忙发表，造成虚假的成果。有人甚至铤而走险，弄虚作假，以期侥幸蒙混过关，骗取名利。而很多单位由于与不守规矩者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对这些科学工作者中的这些“腐败分子”的处理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法，致使“腐败分子”除而不尽，往往“春风吹又生”。
在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在大家都不怎么从事研究工作的年代，在大家只是喝茶、读报、搞政治运动及稍微教一点书就能够混饭吃的年代，实施这种记工分式的绩效工资制，对于打破这种沉闷的不健康气氛，促进大家积极做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也正是在这种促进之下，在一个不很长的时间内，我们的科学研究水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科研水平，研究论文的数量也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需要的是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让我国从科学研究的大国转变成科学研究的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记工分式的绩效工资这种分配方式已经成了提高研究水平的桎梏。实际上，世界上教育和科学研究先进的国家也都没有也不会采取这种急功近利的分配方式。“抄近路”对于落后者的起步阶段可能会起一点作用，但是，在真正冲击最高水平的竞争中，一步一步地打好基础，做扎扎实实的工作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
如果我们继续急功近利、继续采取记工分式的所谓绩效工资，那么，上面所说的两个问题将越来越严重：高等学校的教学将不可能得到重视，毕业生的水平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提高，而这是我们将来事业的基础；高水平的原创性研究将不可能增加，最好的结果也只能跟着别人不至于被落得太后。至于对于表征着对人类科学事业有最大贡献的诺贝尔奖，我们也就只有继续羡慕别人的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