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委屈的科学
武夷山
(发表于刘华杰主编《无用的科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赛先生”好容易被请入了中国，但是，他多年来备受委屈。
委屈至少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因此，知识分子（包括理工科背景的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不是挨批斗，就是靠边站。红卫兵小将曾强迫著名力学家钱伟长挑水，钱先生站不稳，小将们就嘲笑说：“什么力学专家，连担子的重心都找不着！”
第二种，现而今，又流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经是好经，可总有些和尚要把经念歪了。于是，一些人指望科学技术迅即带来金玉满堂。当科研投资未见明显效果时，有人（尤其是拨款者）就会说，“石头扔在水里还响一声冒个泡呢，钱投在科研上，连泡都不冒！”为了让经费冒泡，一些官员忍不住要对科研选题、科研管理等说三道四。在选题上，他们多半重视应用研究和发展，而忽视一时半会儿冒不了泡的基础研究。在管理上，他们多半强调加大压力，生怕科研人员无所事事。
第三种，把科学作为当代许多严重问题的罪魁祸首。一些人气势汹汹地质问道，毁灭性武器原子弹不是物理学家研制的吗？艾滋病是“性革命”的后果，“性革命”是避孕药促成的，避孕药不是生化学家搞出来的吗？一次性使用的各种商品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这些商品不都是所谓“科技成果”吗？
驳“科研投资不冒泡论”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科学备受委屈，与科学的杰出贡献是分不开的。越是好的东西越容易受批评，这大概是个规律。1999年，伦敦经济学院的安东尼.吉德斯教授提出所谓“民主悖论”，他说，“一方面，民主正传播到全世界……可是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人们对民主过程有普遍的幻灭感。在多数西方国家，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程度几年来一直在下降”。科普专家约翰.杜朗特认为，把上述说法中的“民主”都换为“科学”，“政治家”换为“科学家”，就大致描述了科学的境遇。[1]
科学是广义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革命以来迄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紧，技术与经济（甚至科学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科学有可能有别于其他文化活动，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正如美国科学史专家普赖斯所说，“任何基础科学研究步伐的放慢会很快在技术进步上反映出来，因而影响我们的经济状况”。[2] 但是别忘了，科学仍是一种文化活动，其经济贡献属于其溢出效应。如果对有可能产生巨大效益者就抱有过高的期望，提出过高的要求，那不仅不公平，反而会抑制良性溢出效应。试想，国家为什么要拨款支持京剧事业呢？因为她是高雅的文化，不是因为京剧是摇钱树。父母为什么要花钱送孩子去学习美术和乐器呢？多数家长是希望让孩子获得艺术滋养，熏陶其气质（当然，不排除少数家长怀有使子女成为艺术家的美好憧憬），不是因为奢望孩子将来靠艺术挣大钱。因此，政府官员不会认为资助京剧事业的钱不冒泡，家长也不会觉得为孩子付出的艺术班学费不冒泡，即使孩子未能成为艺术家。科学也是一种高雅文化呀！一部分人愿意献身京剧事业，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同理，一部分人愿意投身寂寞艰辛的科学生涯，也应获得各界的支持。因此，科研投资不冒泡论可以休矣！
科学的杰出贡献不仅表现于对经济的贡献，还表现在她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尽管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派等不同阵营的人先后发起了对“科学主义”的围剿，但迄今为止，科学思想方法仍不失为帮助各级各类领导者进行明智的决策、帮助各行各业处理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帮助普通百姓从容地对待世界和人生的最佳思想方法之一。在精神领域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要思想的多样性，这样才能带来百花齐放的景观。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科学好比是豆科作物，用根瘤菌肥沃了田地，从而施惠于其他作物，而不是那种分泌出有毒物质、殃害邻居的作物。正是由于科学思想方法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侵占了不少意识形态的世袭领地，才使科学招致了无端的忌恨。
当代科研所需要的经费越来越多，这一是因为，对于宇观世界和渺观世界的前沿探索都需要有耗资昂贵的科研设备，二是因为，科学知识是一种“耐用品”，耐用品则需要维护，其内容包括编写印刷教材、培养后备人才、建立科研机构，等等，这种“维护成本”是相当高的又是非付不可的。[3] 由于政府是主要或至少是重要的科研资助源，因此，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动机与效果是两回事。为了使科研投资冒泡而过度干预肯定有反作用，尤其是在科研选题上。迄今的科学史表明，重大科学突破几乎都是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强调说，“非常重要的是，科学研究不受什么有用或无用的拘束，而是进行自由的研究”。[4] 这是因为，重大科学突破往往离不开直觉与灵感，而“科学直觉与灵感来自设身处地的体验，来自感情，来自梦境，来自愿景，或简而言之，来自马克斯.普朗克（他本人的钢琴演奏达到表演水平）所说的具有艺术创造性的想象力”[5], 而不是来自行政指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世纪的很多数学选题，“不是为了实用，而纯粹是为了数学游戏之美”。矩阵代数就是属于这种情形。而后来，矩阵代数工具对于海森堡的量子力学体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 又如，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曾有所谓进步派与传统派之争。前者认为，为了对社会负责，不能躲进象牙之塔。后来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的费因曼属于后一阵营，坚持基础研究应该是好奇心驱动的。他非常担心的是，进步派为了迎合时势，搞一些凭借当前的科学方法还无法攻克的“值得做的”课题。事实证明，传统派费因曼获得了辉煌的科学成就。[7]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要力求选准方向（例如，吸取已故的科学学专家赵红州先生所提倡的“当采学科”），力求兼顾国家目标和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力求使永远有限的科研资金获得尽可能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有些人喜欢将工业管理方式移植到科研上来，目标、计划定得非常死板，好像不这样做，科研人员就要偷懒，从而科研投资就会冒不了泡。殊不知，脑力劳动截然不同于一般劳动。工作时间有上下班之分，科研人员的大脑却无法区分上下班时间。因此，管理上一定的灵活度，肯定有利于发明创造。例如，在IBM苏黎士实验室工作多年的K. 阿里克斯.缪勒博士55岁时获得了IBM资深研究员（IBM Fellow）的称号。获得此称号者，可以拿着IBM的工资，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于是，缪勒博士将他一直充满兴趣、且多年前完成博士论文时曾做过的钙钛矿材料研究又捡了起来。这项研究最终导致他在高温超导体研究方面获得重大成果，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8] 又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尔文.开尔文有一次在汽车里等他的妻子，无所事事的时候，突然产生了解决光合作用中的碳循环路径问题的思路。[9] 这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事例在科学史上不胜枚举。假设那些科学家都象生产线上的工人一样被管着，他们的灵感就无从诞生。
在科研管理上，不仅要给科研人员一定的自由度，还应允许科研人员犯错误（科研上的）。不可能每项研究都通向成功，不允许失败，无异于扼杀科研。1960年因免疫学成就而获得医学诺贝尔奖的彼得.梅达沃曾说过,他所做过的研究中，约80%都是无功的。[10] 著名科学家弗里曼.戴森说得好，科学技术正是通过试错法取得进步的。在政治领域，人们试图用命令方式获得结果，搞不好就导致灾难。[11]
目前，在科研体制改革过程中，许多科研人员都面临争取课题经费的极大压力。美国有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这种压力过大是不利于出成果的。他们认为，科学家从事科学事业有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外在激励是名誉、社会地位、物质待遇等，内在激励指揭示奥秘、解出谜底的强烈欲望。内在激励是根本性的。争取课题的巨大压力使科研人员解谜的乐趣随年龄增长而下降。[12] 这一结论值得我国科技政策制订者深思。
驳科学有罪论
将诸多问题归咎于科学，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在任何给定的历史时刻，人们都无法准确预计历史进程将如何展开。例如，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研制原子弹，是害怕德国法西斯抢先一步掌握这种毁灭性武器。尽管蘑菇云的阴影至今仍然笼罩在人类头上，但不能说这个阴影是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们一手遮天造成的。指责科学导致诸多问题的这些事后诸葛亮式的批评者，全然缺乏诸葛亮的睿智。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信赖大多数科学家的良知。美国1945年8月上旬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后，一批美国科学家迅速行动起来，于两个多月后的10月31日成立了“美国原子能科学家联盟”（后该名为“美国科学家联盟”），它是全世界第一个以制止核军备竞赛、防止核战争爆发为宗旨的组织。其成员有5000多人，其大量赞助者中包括4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该组织至今仍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13]
科学方法也受到包括后现代论者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和攻击。但是，正如美国科技政策专家丹尼尔.格林伯格所说的，“科学系统从未摆脱诚实的错误、欺骗和派别偏见。不过，为着在这个令人迷惘的世界上求真，科学所涉及的诚实的错误、欺骗和派别偏见大概比其他任何方法论都更少”。[14]
驳“知识越多越反动论”
至于“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口号。公元前，中国的秦始皇烧过书。公元7世纪中，奥马尔大帝攻占了亚历山大，据说部下问他，对亚历山大图书馆怎么处理？他回答说，“如果这些书与古兰经观点一致，也就多余了，可以烧掉；如果这些书与古兰经观点不一致，就是有毒的东西，必须烧掉”。于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化成了灰烬。[15] 20世纪的人仍称“知识越多越反动”，与秦始皇和奥马尔大帝毫无二致，这还不是反动吗？人类文明的进化历程是自然进化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发现、积累与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知识来自生产和生活实践，有些知识则来自科学实验（包括科学家的思想实验）。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与实验是“源”，科学知识是“流”，但科学知识毕竟是相对独立的体系，它有其内部的独特结构，有其内在的发展动力。因此，在社会分工中，科学家必然承担着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角色。劳心者与劳力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劳心者与劳力者必然各有所长。作为劳心者、力学家的钱伟长先生挑不稳水桶，并不是他的耻辱。嘲笑、污辱钱先生的红卫兵小将才应该为自己的举动感到羞愧。当然，尊重知识，并不是以知识为教条。知识体系本身在不断进化着，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希冀社会各界尊重知识的同时，某些知识人也应该克服自己因为拥有些许知识（如孔乙己晓得“回”字的多种写法）而睥睨他人、因为被已有知识框住反而拙于发明创造的毛病。
文化大革命中，毁弃了黄钟，雷鸣的必是瓦釜。这一惨痛的教训值得国人永远记取。不要以为我国肯定不会再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巴金先生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至今无人理睬。只有逐渐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和文化素养，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各界的自觉举动，而不再单单是口号。
赛先生不愿意受委屈，但不怕受委屈。他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他有时披荆斩棘，有时稍事休息，有时在一马平川的大道上疾行，但他不肯停滞不前。各位老少爷们儿，长官百姓，咱们干吗时不时地要委屈赛先生呢？为他喝彩、加油不好吗？
参考文献
1、John Durant, 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the Democratic Model of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1999, 26 (5): 313-319
2、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28页
3、Michel Callon, Is Science a Public Goo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1994, 19 (4): 395-424
4、江崎玲于奈，科学与技术的接点，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996年，3期
5、Robert Root-Bernstein, Art, Imagination and the Scientist, American Scientist, 1997, 85 (1)
6、C. P. Snow, The Physicists: a genera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81.转引自A. D. Madden, A Definition of Information, Aslib Proceedings, 2000, 52 (9): 343-349
7、Feynman and the Psychotherapist, New Scientist, January 4, 1997
8、Gerald Holton et al., How a Scientific Discovery Is Made: A Case History, American Scientist, July/August Issue, 1996
9、Jack Harris, Four Scientists, Four Visions,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 1997, 22 (2)
10、 An Interview with Daedalus, Nature, November 13, 1997
11、 Book Review of Freeman Dyson’s Imagined Worlds, New Scientist, July 26, 1997
12、Paula E. Stephen and Sharon G. Levin, Striking the Mother Lode in Science: The Importance of Age, Place, and Ti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2
13、 武夷山，美国的科学家与政治，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9年11期
14、 Daniel S. Greenberg, The Politics of Pure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9, page 46,
15、Bill Moyers (Editor), A World of Ideas, Doubleday Book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