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了一则新闻，是关于专家组成员王广发的一个采访。其中就病毒传染性的表述问题有一个争论，记者问：“如果把‘未发现明显 人传染人的证据’换成‘不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是否会更好？”这反映了公众与专业人士的理解差异。
专业人士为了准确的描述某一问题时，往往加上修饰语，如概率性修饰语等。但是，公众在理解的时候总是会采用最简单的方式理解，即只保留主要部分，去掉修饰语。上面记者的问题中的两种表述，对公众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意思，后一个表述对公众来说就是“人传染人”。这是需要专业人士在面对媒体、政府管理者时应该注意的。上学的时候曾有位老师在课上说：“我再也不去电视台做节目了，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曲解我的意思。我打电话质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写，他们说‘我们就是这么理解的’”（时间长了，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谁都没有错，这就是两个不在一个频道上的脑袋在交流的时候产生的问题。对于上面的这种问题，相信从事软件工程的人理解的更加深刻，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会产生差异。
不仅是语言，公众对政策的理解也是一样的。这让我想起王安石变法，中学课本中的结论是变法的政策是好的，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了差异，导致变法失败。当制定的政策不具有可执行性的时候，地方部门的执行总是会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执行。什么样的政策是可执行的呢，信息传递过程中产生差异最小的政策。举个例子，比如刘邦的“约法三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最好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