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教学科研部门重科研、轻教学、急功近利的现象，国家教育、科研主管部门接连出台了破四唯、破五唯、职称改革等一个又一个文件。然而文件落地之后，效果并不理想。与此同时，学术界争议较大的的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估、人才工程依然如火如荼。上述种种现象，令人不解、十分困惑。作为象牙塔的一名草根教师，也经常感到困惑。在提倡市场经济的商品社会，在各种貌似奇怪的现象背后其实都蕴藏着浅显的经济学原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切令人费解的现象就会迎刃而解。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穷国办小教育，自然可以采取学费低廉、培养质量较高的精英之路。如果将这种小规模的精英教育扩大至普惠制的大众教育，在教育经费不足前提下，如果不加区分，必然出现一种低质低效的、容易怨声载道的结局。因此，部分牺牲公平、正义代价，区别化、差异化、集中精力办大事的高校分级、分类势在必行。既然要分级分类，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刚性的简单粗暴的评价体系在所难免。教育界如此，科研界也是情同此理，各种人才帽子就是这种指导思想下的必然产物。
从高校办学经费的角度考虑，从笔者接触的几个公办高校中层干部口中得知，学生缴费、教育主管部门按照招生数的生均拨款，只占到学校正常运转所需经费的50%。如果不考虑各种工程项目专项拨款、科研专项经费，学生缴费、生均拨款只能保证教工的基本工资、教学秩序正常运转。从教将近30年，去过很多高校，在一些办学历史较久、创收渠道狭窄的农林院校、师范院校，学生教学经费不足、教师办公面积狭窄、学生宿舍紧张、教工宿舍区残破不堪的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地区的一所农林院校，每个学生大学四年的全部实习实验经费只有300元，教师一个上课学时的补贴只有30元。不遗余力通过科研将学校做大做强，争取更多的一流学科、人才工程、重点实验室专项拨款，拓宽学校的生存、发展空间，成为大多数高校主管领导任期内的必然选择。
学校分级、教师分类、学科评估、人才分等，与教育规模过大、科研队伍庞大、国家财力不足存在密切关系。大幅度缩小高校办学规模、大幅度减少科研队伍，重新回到精英教育、精英科研队伍的老路，似乎也不现实。在新冠疫情长期化、财政增收减缓预期下，大幅度增加财政投入不太现实，自然也就决定了各种建设工程的取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难以实现。
那么，通过增加办学经费，减缓各种工程项目的负面作用的手段，在国人捐资办学的普遍习惯形成之前，似乎就剩下调整学费一条路了。大学学费的增加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应该建立在几个共识之上的。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今天，办学经费匮乏的大众教育，只能是一种低质低效的教学（不食人间烟火的模范人物不在讨论之列）。最简单的道理，在辅导一个小学生的课时费数百元的前提下，让一个大学教授去从事30元一堂课的理论教学，他的积极性何在？在物价高涨的今天，区区300元的实践教学经费，能让学生得到多少货真价实的实践能力提升？在一门课的课时补贴区区数百元、一篇高被引SCI论文奖励数万元面前，被三座大山压的喘不过气来的青椒，在教学与科研时间矛盾冲突前提下，最后抉择的结果，是傻子都可以猜出来的。
其次，在三座大山中，中国家长的教育负担很重，但是这种沉重的负担中，公办大学学费所占的比例并不大，非义务教育教育阶段的幼儿园、高中学费，私立民办学校的学费，课外辅导班、兴趣班的学费占了绝大多数。以南京为例，绝大部分民办初高中的一学期的学费动辄三、四万，而公办学校一学年的学费只有四五千，两相比较，孰大孰小，一目了然。
第三，与大部分国人家庭收入比，公办大学的学费明显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公办学校的学费，是在2000年学费基础上制定的。20年前的工资、物价水平，与20年后的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以南京为例，如果说20年前的学费相当于一个家长一年的工资，而目前的学费，只相当于一个家长一个月的工资。就笔者最近几年在一些高校新生报到日的观察，申请绿色通道、交不起学费的学生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
第四，整体收入不高、贫富差别较大是个长期化的国情。据统计，在14亿人口中，6亿人口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这个数字很令人震惊。当然，家财千万、坐拥豪华别墅的富人也大有人在。在疫情可以精准防控、扶贫可以精准到户的现代信息技术面前，精准识别品学兼优的贫困生，给与必要资助，技术上不是个难题。
在目前各种财政、体制约束下，除少部分不差钱的双一流高校外，剩下的选择是：继续低学费维持目前低质低效的培养质量，还是建立在培养成本核算基础上的调整学费进而改善办学条件、减轻高校对各项工程的经济依赖，从而大幅度提升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