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当年的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谱写了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理想和事业的无比忠诚、坚定信念和勇往直前、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然而，近年来长征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甚至在网上以讹传讹，极大地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必须坚决予以澄清。
质疑“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性。2003年，两个英国年轻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在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的公里数，大约只有3700英里（约6000公里）。”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媒体包括一些知名网站纷纷转载，别有用心者还借题发挥，大肆炒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实际上，这一说法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当年红军走的大多是小路、山路甚至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还因缺乏地图走了不少冤枉路；而两个英国人拿着GPS定位系统，走的基本是大路、直路。其次，红军是在频繁的战斗中行军，不断迂回和奔袭，为了调动敌人，他们不得不经常采取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战术，还要追击敌人，来回折返；而两个英国人则是在和平的环境下单向行进，没有走回头路。另外，部分中央红军因为张国焘搞分裂，被裹挟南下，曾三过草地，朱德就曾说：“长征两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1936年，红军总政治部在广泛征集材料的基础上编辑整理了《二万五千里》一书，其中有一份附录《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是以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而成。根据这个一览表的记载，红一军团直属队1934年10月16日从江西于都出发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总计行程是18095里。而这只是很少打仗的直属队走的路程，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走的无疑更长。当年访问陕北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就写道：“红军说到它时，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其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长征战士所走过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至于那两个英国人的说法，前些年有学者曾将他们与主力红军走的路线加以核对，发现有相当大的出入，他俩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实际上，4支红军部队由于各自开始长征的起点不同，所走的里程不一样，但走得最远的作战部队行程达“二万五千里”是不容置疑的，正如1935年毛泽东所说：“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认为蒋介石为红军长征“放水”。这几年，有人强调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南，将之建成抗战的大后方，故意放红军突围，并驱赶其进入云贵川，然后中央军趁机尾随而入。如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说：“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他还评论：“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海外一位女作者说：“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她甚至径直断言：“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
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一方面是为蒋介石“追剿”失败辩解，另一方面的潜台词则是认为红军长征之所以能成功，是由于蒋介石故意“放水”。这就贬低了红军的英勇善战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这一观点根本不能成立。试想，如果蒋介石有意“放水”红军去西南，他为何在西去路上部署多道封锁线，红军又为何会在湘江一战中损失过半？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为何会北渡长江受阻，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地在敌人包围圈中来回穿梭？如果蒋介石有意放走红军，他又为何不断严令部下加紧追剿，并在日记中屡屡对未能“一网打尽”红军表示懊恼？显而易见，蒋介石“放水”长征说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臆测。
否认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中的领导地位。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近年来有人质疑这个提法，认为遵义会议后在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军事上是周恩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因此“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
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史实。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虽在党内负总责，但他很民主，特别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而且他不懂军事，也就基本不插手军事。周恩来虽然是军事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也很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如在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中，他最后还是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经过这件事，中央决定成立“新三人团”负责军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其实毛泽东是核心。包括林彪后来对毛泽东的指挥有意见，写信给中央要求撤换军事领导，闹出一场会理会议风波，这也说明毛泽东当时已是红军的实际领导者。稍后陈云离开红军去莫斯科，他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时也说：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同样是指实际领导。另据张国焘回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对他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以上材料都表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长期以来，“飞夺泸定桥”已成为红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典型例证，但近年来却有人试图否定这一史实。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作者写道：“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英国人李爱德、马普安在《两个人的长征》一书中，说红军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几个老百姓被国民党击中掉进了河里。
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意在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事迹。实际上，“飞夺泸定桥”并不单指夺桥一战，它还包括了一昼夜240里的强行军。从这个意义上说，“飞夺”一词是完全成立的。至于泸定桥是否发生过战斗，以上两种说法也互相矛盾。前者说“根本没有战斗”，后者则说“打了一天一夜”；前者说“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后者则说国民党把百姓击中掉进了河里。二者的来源都是口述材料，而更具史料价值的应该还是来自敌人的原始档案。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中有一份西康军阀刘文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称：“泸定桥李团与沿河之匪奋战。”时间是1935年5月29日，恰是红军“飞夺泸定桥”之日。此处“奋战”一词，无疑说明那些否定泸定桥发生过战斗的说法是错误的。另外，英国人采访的那个老人说“红军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也是不对的，因为正式发起攻击的时间是下午16时，17时便夺桥成功。由此看来，所有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词。
综上所述，如今有些人打着“还原真相”的旗号，恶意剪裁历史或编造谎言，采用“戏说”“爆料”“揭秘”之类的手段，肆意歪曲长征历史，抹黑红军的英勇事迹，丑化和矮化领袖。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必须予以有力批驳，我们要还历史以真相，洗刷泼向长征伟大壮举上的污水，让长征精神永放光彩，永远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卢毅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