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也是一位诗人，其诗学理论与诗歌都具有新旧杂糅、中西交融的特点。由于他学贯中西，又擅长比较文学研究，因此他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传承与创新是在世界文学背景下展开的，其得失成败对于探索中国诗歌的出路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诗”的概念，吴宓认为：“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或笔法），具有音律之文（或文字），表示生人之思想感情者也。”“所谓“切挚之笔”，就是“加倍写法，或过甚其词之谓”；所谓“高妙之笔”，就是“提高一层写法”，“其方法在以想像力造成一种幻境”。这种“幻境”以文字为媒介，“由实境造出”。“实境”，即“某时某地，某人所经历之景象、所闻见之事物也”。而“幻境”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境”：“真境者，其间之人之事之景之物，无一不真。盖天理人情物象，今古不变，到处皆同，不为空间时间等所限。故真境与实境迥别，而幻境之高者即为真境。”
关于实境、幻境、真境的关系，吴宓认为：“予按艺术之径路，不外（1）入实以求幻，（2）写幻以成真。即先（1）涉历深广繁复之生活经验，涵泳吟味。由此摄取人生之智慧，生活之精义。（2）再将此所得虚空普遍之思理，赋形造象。藉新构之事实人物，表现之，说明之。以上二步骤，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即已发明。而《石头记》之太虚幻境、贾假甄真，亦言此理。”（《空轩十二首·跋》）吴宓在此处言明其主张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但实际上又与中国传统的境界说有密切联系。作为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境”，是由创作主体借助意象创造的浑融的艺术空间，司空图所说的“象外之象”、刘禹锡提出的“境生于象外”是很多中国古代诗人追求的艺术理想。王国维借助叔本华的生命哲学实现了境界说的现代转化，肯定了人生欲望的合理性和在文学中的价值，但更欣赏物我无利害冲突的无我之境。吴宓的境界说更看重创作主体的参与：“想像力愈强者，其所造之幻境亦愈真。”（《诗学总论》）因此，他认为出现于文学中的只能是“幻境”，这更接近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
正是从这种融合了中西诗学理论的诗学观念出发，吴宓一直喜唐诗而不喜宋诗，原因在于“唐诗富于想像，重全部之领略，浑融包举。宋诗偏重理智，凭分析之功能，细微切至”（《艮斋诗草·后序》），“唐人之诗，多写生活。宋人之诗，多写思想”（《吴宓自编年谱》）。因此，吴宓在中国诗人中选择杜甫、李商隐、吴梅村作为学习的对象：“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摹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也。”除天性相近外，吴宓的生活遭际也与三人有不同程度的相似，自然容易与其诗歌产生共鸣。从诗歌呈现的效果看，吴宓虽最推崇杜甫，但最接近的却是吴梅村，而李商隐则居二人之后。
吴宓对吴梅村的最早接触见诸文字的是在1913年，老师饶麓樵给他看王国维的《颐和园词》和《蜀道难》，说二诗“甚似吴梅村”，于是，“宓乃研读吴梅村诗，终身爱好之”（《吴宓自编年谱》）。在晚年，他多次称自己的诗类似吴梅村。
吴宓对吴梅村诗歌的借鉴主要表现在对“梅村体”的摹仿。吴梅村的长篇歌行体叙事诗有“梅村体”之誉，吴宓对“梅村体”诗歌十分激赏，时有借鉴。如他的《清华园词》，以清华园的数易其主为线索，呈现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与吴梅村的《永和宫词》等以一地的变迁寓家国兴亡的诗歌极为相似，其沉痛哀怨的情感基调与精美华瞻的语言风格也都相仿。
吴宓称杜甫为“古来中国第一大诗人”（《空轩诗话·十九》），在诗歌创作中也将杜诗作为最高摹本。吴宓学杜甫首先是学习杜甫诗歌将外在生活与内在情感融为一体的“诗史”精神。吴宓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作诗应主客观并重：“主客齐观无我相，融真入幻可藏形。”（《忏情诗》三十五）他把自己的诗集称为“予之自传”，将重大历史事件与自己的生活、感情经历都尽收笔端，又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渗入其中，形成有鲜明个性的“诗史”。
其次，吴宓的七律与五律借鉴了杜甫律诗适宜表达复杂感情的结构，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如他的《留滞》：“二竖蟠胸左，刀圭万事休。晴云飞洱海，烟雨梦嘉州。得失甘留滞，艰难岂自由。秋霖溢锦水，病客更添愁。”吴宓自注曰：“连日惟读杜诗，晚作《留滞》诗一首。”该诗由生病写起，依次说到思念友人、留滞他乡和连日淫雨不绝，落到末字“愁”上，各种愁绪层层叠加，浓到无法排解的程度，与杜甫《春望》《登高》等诗异曲同工。
吴宓的纪行诗也充分吸取了杜诗之长。从诗体看，杜甫作于由秦州至同谷县及由同谷县至成都的纪行诗，创造了大型组诗的形式，每组诗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写景看，杜甫纪行诗着重突出景物的特征。吴宓的《西征杂诗》《南游杂诗》《欧游杂诗》等都采用组诗形式，对杜甫有所借鉴。在写景上，他的诗句如“黑白蟠虬枝，纵横鱼鳞瓦。尖塔远浮桅，小桥曲横厦”（《牛津大学公园散步》）等都历历如画，类似杜诗。
吴宓也喜好李商隐诗，他自述：“宓又好读李义山诗，原因别具。一由于陈伯澜姑丈。二由于英国十七世纪之‘形而上派诗人’。”（《空轩诗话·十九》）吴宓学习李商隐的诗歌主要表现在爱情诗上。叶嘉莹对李商隐《柳枝五首》的评价同时道出了李商隐大多数爱情诗的共同特点：“义山所最用意写的，正不仅是柳枝，而实在乃是义山自以为其知己相感的某种属于义山自我的心灵之境界。”（《迦陵论诗丛稿·旧诗新演》）吴宓的《空轩十二首》《忏情诗三十八首》等也是如此，将所爱之人作为美与爱情的理想化身而难以割舍。但吴宓的诗风与李商隐有一定差别，他曾自述“予所为诗，力求真挚明显，此旨始终不变”（《吴宓诗集·卷首·编辑例言》），这种创作理念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他难以走进李商隐无题诗幽深杳渺的意境。这也是他虽将李商隐作为第二位追摹对象，但在创作效果上却更接近杜甫与吴梅村的原因。
除以上三家外，在中国诗人中，对吴宓影响较大的还有顾亭林、龚自珍、黄遵宪及他的师友等。例如，他作于抗战时期的很多诗歌借鉴顾亭林之诗，《南游杂诗》借鉴龚自珍《己亥杂诗》及友朋纪游之作，《秋日杂诗二十首》仿陈伯澜的《伤春二十首》。
面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吴宓选择了在广收并蓄的基础上进行融会创新，正是这种旨在创新的借鉴态度，使他的诗歌个性鲜明，情感真挚饱满而又复杂多变，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创作特色。他的境界说，也是对新诗理论的有益补充，理应纳入现代诗学的研究视野。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