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耳之学与身心性命之学的对立，早在《论语》中已经显露端倪。宰我能言善辩，屡屡遭到孔子的批评；颜回“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却多次得到老师的赞扬。孔子明确表示了对于“巧言令色”的嫌恶和对于“刚毅木讷”的认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孔子对于口耳之学的否定态度。与口耳之学相对，孔子提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可以做一个器皿”。如果成为一个器皿，那就是形而下者，是一个物体，虽然可以有用，但却缺失形而上的人文内涵。“君子不器”不是说君子百无一用、不成器，而是说君子绝对不可以囿于一器之用，应该成为发明本心、克复明德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工程师，成为一个翻译家……但如果仅只是学习了一些工具性的知识而没有能够在精神方面使自身得以提升，我们只能被孔子看成“器”。工具性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份工作，获得一个生计之道，但远远不足以使我们同自然、社会、他人其乐融融地相处，甚至不足以使我们自己的心灵得到和谐与宁静。所以，“君子不器”并非是说君子不成器，而是说君子应该廓通天人、发明本心，保持自己形而上的追求。
荀子在《劝学篇》中比较了口耳之学与君子之学的对立，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口耳之学就是基于闻见之知的工具性学问，不能使人发明形而上的“明德”去烛照万物，做到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