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王仁湘《凡世与神界：中国早期信仰的考古学观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版)一书，有别于枯燥的专业报告，用大量精美的文物图片和专业的器物绘图，烘托先民有关日月、天地、自然、器灵、祖先的信仰世界。作者以诗性文笔在抽丝剥茧式的论述中，为读者打开一扇走进中国思想发生的绚丽之门。
除了雅俗共赏的可读性，该书更值得讨论的是夯实的学理、创新的方法论和见解、作者所要建构的图像体系及其衍生出的诸多问题意识。这些内容构成中国思想史起源研究的新图景，成为跨学科研究不应忽略的严肃之作。
开拓考古与图像神话互证的新范式
现代学术自构建以来，尤其新时期各种人文研究方法被引进以后，阐释出土器物和文物图像是各学科热门话题：考古学侧重类型和断代研究，神话学重视挖掘象征意义，人类学重视对功能和社会结构的解读，艺术学重视对宇宙观和美学精神的阐释。在立足考古学的跨界思考中，作者认为除了文字记录，考古实物和考古图像也是探索先民精神信仰的重要途径，进而“从信仰和神话看中华文明的发生，以考古图像求证神话的本源，用考古物证揭示神话的真相”。从信仰和神话视角考察文明的发生，强调考古、图像、神话的互证互补，这类跨学科研究在欧美和日本学界蔚然成型，在国内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该书尝试在这方面开拓出新的阐释模式。
作者用几十年磨一剑之功，在书中聚焦图像，构建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同时空广泛流行的图像主题进行结构分析，先从“表象”入手，做类型学式的图像排比，再辅以文献和人类学资料参证，最后从宗教和信仰角度进行深层的“意象”考察。与以往分析视角不同，作者用反转方式来观察彩陶图案。通过充分的类型学排比和结构分析后发现，先民不直接以彩纹表达图案，而是以间接方式即以彩间的空白带来表现意蕴。作者将这类彩陶称为“地纹彩陶”，并进一步细分出波折纹、圆圈纹、花瓣纹、旋纹、星辰纹等亚类型，其中尤以花瓣纹和旋纹最为典型。地纹彩陶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流行于庙底沟文化，成为中国彩陶文化中最精粹的内容之一。作者在书中归纳出“得意忘象”的艺术特征，以描述具象图案向抽象发展的变化规律，认为这不仅是在彩陶时代就创立的艺术原理，而且被承传影响至今。
学界常用阴线刻来描述良渚玉器上常见的神人神兽线刻。“这类提法并不准确”，通过严谨的图形比对和资料排查，作者认为良渚玉器的微刻是“两阴夹一阳”的阳刻，即阴夹阳的技法。神兽面配组出现的“人面纹”实为一个兽面，兽面上是完整的冠饰。由此，进一步讨论史前的神权如何被王权符号化，神话观念如何影响信仰等问题。类似个案成为书中精华：提出石家河文化中几乎成定论的玉兽面应为“对鸟”——两只神鸟的合成图像，勾勒围绕“神鸟”的史前造神运动轮廓;将著名的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重新考订为虎形;认为商周“饕餮纹”应为“兽面纹”，并阐述其太阳崇拜渊源;书中还分析了“四神”演变过程，考证出中国古代的两种方位系统，挖掘红山文化的鸮形主题及其商周传承。
探索中国思想起源研究新图景
作者善于探微采撷、管中窥豹，进而勾勒大历史的变迁风貌，这种研究路径为建构图像的编年体系提供了坚实的个案基础。书中提出借助考古学界对古物的排列模式，建立图像与纹饰编年体系的观点。作者认为，这一体系不仅能反映图像与纹饰的变化轨迹，还有助于研究者理解某段时间所发生的变化，并探讨变化的动力和器物所承载的精神信息。
正是在图像体系的参照下，无论是彩陶的地纹、玉器的阳刻，还是不断被呈现的凤鸟主题，都是先民通过物质技艺表达出的信仰方式。因此，器型与纹饰的传播也是不同文化与信仰的传播过程。在此传播过程和范围内的人们，会在不同程度统一其信仰及权力认同方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逐渐历练提升，从而为实现大一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论述至此，已然关涉到理解中国文明起源特点、阐释早期中国的文化认同、中国文明的延续性等重大问题。
从“古史辨”派诉诸剥离神话找信史开始，史学、哲学、考古和思想史界基本秉承“古史辨”派理念，将上古圣王体系还原(或悬置)为神话传说，对无文字记载的历史不作过多思想分析，集中渲染从殷商或诸子时期肇始的中国思想特征。国际学界历来只承认商代甲骨文记录以来的中国历史，即有文字以来的3000多年中国史，否定至少5000年以上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张光直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断论证文化上统一连续的三代何以可能。在国内，史学大家饶宗颐、人类学家费孝通，以及当下史学、考古学和文学人类学界，均不乏学者致力于从甲骨文之前的文化来研究中国思想起源。结合这些学术前沿，不难看出全书真切又鲜明的价值取向：史前器物类型、纹饰的传播，标志着更深刻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大融合，史前古物“传导给我们的信息，远不只是那些闪烁着艺术光芒的斑斓纹样，它还包容着逐渐集聚的文化意识，演化着快速认同的象征符号，预示着一个伟大文明开始形成”。
启示神话学研究的社会性
这种探索中国思想起源研究的新模式，不仅对考古学而且对神话学、人类学界也是一种砥砺和鞭策。尽管书中对神话与信仰的分析，不如涉及考古部分详尽与充分。然而，全书的立论在于“史前时代的图像中，蕴含了先民虔诚的信仰。来自人话的神话，是先民对世界来源的认识，也是先民对世界本原的精神探求”。全书各章个案无不在呼应这个立论。回到该书题目，与“凡世”和“神界”等同的另一组词汇是“神圣”与“世俗”。在神话学、宗教人类学、文艺美学的问题丛中，“神圣”与“世俗”是被使用最多的范畴之一。学界擅于对这些范畴做学术史专案研究：卡西尔从“先验”立场论证神话的神圣性;马林诺夫斯基从社会功能角度分析神话的神圣性;伊利亚德从宗教体验角度，描述“神圣”何以被“世俗”象征;涂尔干从“集体观念”提出神话的被建构性。
尽管我们已经了解这些学术词汇，或者看到它们被用于较为宽泛的民俗或民族志研究，却很难看到用这些词汇去具体讨论中国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作者虽不是神话学家，但全书启示着神话学的研究：以可被识别的器物为文献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时空和文化情境中，讨论了族群信仰与神格演变问题，探讨一个社会的世俗生活如何建构神圣存在。尤其可贵的是，其研究综合了诸多神话理论的心理性与现实性两个维度，注重分析神话现象的社会性和宗教性。
总之，该书涉及重新界定早期中国的信仰特质，重新认识早期中国文化多元共生、承传延续等重大问题，为不同学科留下了深耕细作的学术土壤。
